拙著《樞紐》初版已逾五年。該書面市后，引發了不少爭議。從一個角度來說，這實現了最初的寫作意圖，該書本就是要突破既有問題域，呼吁人們進入范式反思，重新定義問題，這種努力引起爭議，毫不意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并未實現寫作意圖，因為爭議雖多，進入到范式反思層面的探討卻比我期待的少很多。

另一方面，該書問世后不久，世界仿佛按了加速鍵，進入迅猛的變遷節奏，各種沖突連綿不斷愈演愈烈，短短幾年時間，很多領域已經面目全非。由于《樞紐》的下篇有較多關于現實的論述，已然面目大變的世界，對書中的相關論述也提出挑戰。

我已在再版的末尾增補了一章，將這幾年的新思考整合總結了一下。在這篇再版序言中，我想就本書的寫作意圖再做個簡單闡述。實際上，范式反思與現實的疾變，恰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下面先從現實的疾變談起。

一、現實的疾變

2018 年以來的貿易戰，2020 年以來的疫情，2022 年的俄烏戰爭，將世界裹挾入越來越大的旋渦，每個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再也回不到過去了。

認真挖掘，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系列旋渦的生成，都與近年來的諸多失衡有著深層的關聯。《樞紐》第七章中提出的“全球經貿雙循環”假說內蘊著一個推論，就是該循環結構意味著全球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的日益不一致，這就導致了一系列失衡。

上世紀 90 年代，全球貿易當中有 70% 以上是制成品貿易，不到30% 是中間品貿易，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的；到 2018 年，全球貿易當中有 70% 以上是中間品貿易，不到 30% 是制成品貿易，大部分產品都是橫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的，“全球經貿雙循環”結構是這一變化的表現形態之一。貿易戰通過關稅進行，但只有在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大致一致的情況下，關稅才能達到貿易戰所期待的效果；如果兩個空間不再一致，則經濟活動有各種辦法規避關稅的控制。

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的不一致蘊含著風險。諸多國家彼此在經濟上有著如此之深的相互依賴關系，一國的內政行為會通過經濟過程的傳導，對其他國家政治產生深刻影響，即便是經濟活動本身也會外溢出諸多政治效應。如果沒有一種超國家的政治安排來為這些溢出效應提供必要的緩沖，形成制度保障，便有誘發動蕩的可能。

《樞紐》在第七章里曾經引用印度經濟學家拉詹的一段分析：“魏瑪德國在 20 世紀 20 年代從國外大量舉債以維持國內的消費繁榮，緩解困擾本國的潛在社會矛盾；如果沒有美國借債讓德國保持經濟活力，德國的社會和政治不穩定可能造成威脅整個歐洲的嚴重問題。但是美國和德國之間金融關系的政治基礎十分脆弱，因為兩國都沒有為這種資本流動的潛在政治含義做好準備。美國不愿意為德國商品提供一個開放的市場，而德國商品出口正是德國償還債務的手段。同時，美國并沒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來緩解德國在經濟上的困境，德國不愿意也不能夠做出償還債務所必需的犧牲。”

二戰之后組建了幾大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即 WTO，其前身為關貿總協定，即 GATT），目的就是回應這個問題，為各國間的經濟關系提供政治基礎。這幾大國際經濟組織是以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大致一致為前提而設計出來的，當時運轉還算有效，但到今天，現實已經侵蝕掉了它們的基礎，各國間的經濟關系重新進入缺乏政治基礎的狀況，風險就浮現出來了。這是近些年各種國際矛盾的深層原因之一。

《樞紐》第七章中以 WTO 為例進行了關于國際治理秩序的討論，隨著近幾年我的新思考，里面的一些具體內容可能已經需要迭代，但是其中的基本的方法論仍然是成立的，所以我并未調整正文中的內容，但在這篇再版序言以及最后的增補篇章中做了進一步的討論。

經濟空間的運行脫離于政治空間，政治空間所承載的福利功能便會遇到挑戰，因為福利依托于經濟；民主政治以既有的政治空間為基礎，福利問題就會在民主政治中引發反彈，形成有民粹氣質的政治。內政問題會溢出為外交效應，各國的內部困境如邊疆困局等，也會在外交上被作為博弈杠桿。

通過這些簡單的討論可以看出，今天的世界正在遭遇著整體性的失衡。失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規范與現實之間的失衡，一是范式與問題之間的失衡；前者相對容易理解，后者需要簡單再解釋一下。

我們觀察世界的時候，問題并不是自動浮現的，它是通過理論范式而被我們把握住的，比如，面對同樣的天文觀測數據，地心說和日心說兩種范式所提出的問題會截然不同；每一種范式都有其適用邊界，如果現實已經演化得超出該范式的適用邊界，該范式所提出的問題就不再是一種有價值的真問題。所以“范式與問題之間的失衡”，準確來說應該是，隨著現實的深刻變遷，范式與真問題之間出現了失衡。

一旦進入到這種失衡狀態，就需要提出一種“元問題”，要對范式本身進行反思。整體性的失衡，需要一種整體性的視野才能對其提出真問題，局部性的視野只會讓世界變得更加難以理解與把握。范式是對“整體”進行定義的，范式反思天然地就要進入一種整體性的視野，這對今天的世界和中國極為重要。

二、范式反思與歷史哲學寫作

嚴格說來，《樞紐》一書的寫作并不是歷史學的寫作，而是歷史哲學的寫作。我在研究里并沒有發現什么新的史實，調用的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這些卓越的成果，就像一顆顆散落的珍珠，每一顆都非常有價值，一旦找到一個好的論述框架，把它們串起來，不僅每一顆珍珠的價值都會被充分表達，并且由于它們進入到了一種結構性的觀念秩序當中，每顆具體珍珠的意義也可能會發生深刻變化。這種結構性的觀念秩序，就是歷史哲學。

這種歷史哲學式的寫作，也帶來了本書的兩種讀法。一是從頭到尾讀下來，這是由哲入史的讀法；一是跳過高度哲學化的“緒論”章，直接從第一章的“地理與歷史”開始閱讀，讀完正文再回頭來讀開篇的“緒論”章，這是由史入哲的讀法。后一種讀法的閱讀體驗可能比前一種還要更好些。

有朋友質疑歷史哲學寫作的價值，在我看來，歷史哲學的寫作在今天不僅仍然可能，甚至是必須的。因為范式反思的底層，便應是一種歷史哲學層面的反思。尤其是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它處在一種自我身份的困惑與焦慮當中，無論是在對內還是在對外的層面上；歷史哲學的重構，可以為克服這種焦慮提供一些必要的前提。

我在《樞紐》的導言中提到：“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我身份，要基于兩種理論敘事來構建：一是政治哲學的敘事，它會為該政治體確立其所要追求的正義之目標；一是歷史哲學的敘事，它會確立該政治體的認同邊界，確認何者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兩種敘事加在一起，才會帶來政治體的精神凝聚力。單純依靠政治哲學的價值表述，無法回應該共同體的特殊歷史處境；單純關注歷史的特殊性，則無法理解共同體與世界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在這個意義上可知，歷史哲學是政治哲學的一種特殊形態，但它又不同于通常所說的政治哲學。對政治的研究與寫作，關涉到三種學科進路：歷史哲學的寫作，政治哲學的寫作，以及政治社會學的寫作。我想先對后兩種進路的學科邊界加以一定的解釋，再返回來討論歷史哲學。

政治社會學研究的起點是擱置價值判斷，先說清問題是什么，也就是實然研究。而政治哲學則是提供一套敘事邏輯，使得未定型的現實被導入某種規范化的秩序，讓各種具體存在都獲得統一連貫的意義和判斷標準，它并不負責對現實給出一套真實的刻畫與解釋，但卻能為現實賦予確定性，也就是應然研究。假如現實的邏輯跟政治哲學的路徑不匹配，那政治哲學就只是個理想的目標，但沒法解決怎么達成那個目標。此時便需要一套政治社會學的分析工具，把現實跟政治哲學連結起來。但因為政治社會學只關注現實，擱置價值判斷，有可能導向某種很強的價值相對主義，所以需要政治哲學為它充當一個終極的錨，來錨準這個方向，但這個錨本身，并不負責解釋現實，否則錨就不穩定了。

而歷史哲學則同時兼有實然與應然兩種氣質。它需要在實然層面說清楚歷史過程，又需要在應然層面對歷史過程給出某種規范性的意義賦予，如此方能在歷史敘述中將共同體的身份邊界打造出來。所以，在《樞紐》一書的寫作中，我嘗試以歷史哲學的手法來整合政治社會學和政治哲學方面的思考。先把價值判斷、政治哲學擱置起來，從政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這一系列角度，從古代到當下，把整個中國歷史演進的邏輯盡量完整地梳理出來，然后我才能知道，哪種政治哲學的敘事邏輯有可能馴化這樣一種歷史邏輯；政治哲學有多種敘事邏輯，諸多派別，沒有哪種敘事邏輯能適應所有歷史處境。

但用這樣一種寫作方法的代價是，我所調用的實然與應然的不同思考進路有可能會相互影響對方的理論邏輯；以及，在實然與應然之間經常地來回跨越，還會容易讓人把我在書中所做的事實判斷當成是價值判斷，形成誤讀。《樞紐》出版后遇到的很多批評，都是與這種誤讀有關的。

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二分中，又會有一個新的質疑被提出來：對于價值判斷的擱置，是否能夠成為可能。我的回答是，“擱置”是分層次的或者說分位階的，在一定位階上的擱置完全有可能，但這以在另一些位階上不擱置為前提，否則甚至連提出問題都不可能。因為，對問題的提出，首先要有一個被提問題的對象，而對于對象的取舍，已經包含著某種價值判斷在內了；在給定對象的前提下，在這個層面上，對價值判斷的擱置是可能的。

歷史哲學中所包含的應然性表達，還會引出一種質疑：它似乎是在尋找一種“歷史規律”，但“歷史規律”真的存在嗎？我對此的回答是，歷史哲學的寫作不是要發現歷史規律，其應然表達，會有某種似乎像是“歷史規律”的外觀，但這只不過和政治哲學一樣，是要找出一種精神秩序，對各種特殊性加以某種規范性的整合，從而對于價值與方向給出引導與約束。歷史哲學所呈現的“規律”并不指向一種實然存在，而指向一種應然判斷。

有些朋友也注意到了我的寫作是一種歷史哲學式的寫作，但他們對我采用黑格爾式的哲學框架有不同意見。實際上，我的這種框架選擇，與我對中國近代轉型歷史的理解有關。

近代中國的轉型歷史極為動蕩起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代價發生在對外與對內兩個方向上。

從對外來說，正是外部世界的壓力與沖擊，啟動了中國的轉型歷程，這也是一直自視為天下的傳統中國逐漸獲得自我與他者相區別的邊界感，其自我意識在與世界的互動中逐漸生成的過程。值得指出的是，這并不是中國單方向地被動接受的過程，中國的體量決定了，西方沖擊中國的過程，反過來也會在西方世界造成改變，因此這是西方、中國各自的自我意識不斷地相互激發、相互生成、共生演化的過程。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當中所提到的“主奴關系”辯證法，可以提供一種宏大的視野與格局，對這樣一種過程有著強大的整合能力；不至于過多地偏重于抽象價值的表達，從而對歷史的某些面相會有一種拒斥。在我們過去的歷史敘述中，經常把中國近代史表達為一種屈辱史，然而在黑格爾式辯證法中，正是這段歷史為中國的自我意識的不斷充實提供了基礎。這樣的整合方式，就能不僅僅是從具體的史實層面超越對于近代的屈辱史敘述，也從哲學層面超越了它。

倘若屈辱史敘述不能被超越，則中國只有與世界在絕對意義上相對抗，才能成就自身，這種敘述在當下直接就會引導出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把中國與世界相對立起來；而中國正是在加入全球秩序之后才獲得了高速的發展，至今仍受惠于此，狹隘民族主義無疑是有悖于中國的利益的。借用黑格爾式的框架，則能夠在一種歷史哲學的敘述中，直面中國與世界的對抗關系，并從中發現更加具有建設性的意義，這對當下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從對內來說，中國在轉型過程中有著各種血淚、心酸、痛苦與死亡，中華民族在此過程中產生了很多自我撕裂。中華民族要想實現自我和解，此前歷程中各種陣營與派別的痛苦與死亡，便都需要獲得意義。否則，撕裂就始終無法被彌合，始終會有一部分人被歷史性地甚至被現實性地排除在人民的范疇之外，在這種情況下，民族的自我意識便仍有殘缺，民族的自我立法過程也就仍未完成。

黑格爾哲學的歷史辯證法，可以在民族的精神生成史當中，將各種戰爭與死亡都整合為統一的歷史進程，讓它們都成為民族精神生成史中的路標，它們以不同的方式與角度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識，便都能夠獲得意義，上升為犧牲，從而為民族的自我和解提供一個重要的哲學路徑。這個民族的內部，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整體抑或局部，若哪一個層面未曾被整合進來，則民族的精神自覺便仍未完成，它可能仍然面對著自身社會中某種形式的內在對抗性，但這種內在對抗性，卻恰恰是不斷向更深層次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識的基礎。

三、可欲與可能

還有些朋友在質疑，我在《樞紐》中所采的政治哲學取向，是一種從權力出發的霍布斯路徑，而非從權利出發的洛克路徑，但霍布斯路徑很容易帶來對于權利的傷害，為何不從洛克路徑出發？后者顯然更加可欲。

然而，“可欲”與“可能”是兩個不同的事情。霍布斯路徑與洛克路徑，哪一種能夠成為可能，有歷史處境差異的問題。英美的歷史處境與法德這種大陸國家的歷史處境是不一樣的。英美走的顯然是洛克路徑，在這個路徑里，天賦人權是整個理論架構的基礎前提。但是霍布斯曾經提問，在“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態當中，所謂的“權利”由誰來保障？沒人能夠保障的話，“權利”就相當于沒有。因此，霍布斯所關注的首先是政治奠基的問題，這才能讓權利的保障者出現。再一次地，因為內在于人性的一些困境，政治奠基問題，討論的起點就只能是權力。

此處還要多解釋一句，我所說的政治奠基當中的“政治”，或者說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其核心問題是對共同體的打造與健康延續，共同體的打造不僅僅是個權力問題，更是個政治哲學的問題，打造成功之后，權利始獲得其基礎。法德這種大陸國家，走的就是廣義的霍布斯路徑。中國的歷史處境更加類似于法德，所以我并不認為“可欲”的洛克路徑在這里是個“可能”的選項。

說了這么多，還要回答一個更加凜冽的問題，政治哲學 / 歷史哲學層面的理論努力，對于歷史究竟能有多大影響呢？有很多歷史條件的孕育，不是政治哲學 / 歷史哲學的寫作所能替代的，于是這種寫作頗有些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色彩。然而，學者的本分也許就是要做這樣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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