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一座英雄的城市。烈士的鮮血鑄就了它，而一位偉大的女性因紅結廬“紅巖村”，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名，同中國革命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點亮了這座城市，一代又一代的重慶人，他們接續傳播“紅巖精神”，又使英雄城市更加魅力四射！

這位偉大的女性被小平稱為“紅巖村的革命媽媽”，她叫饒國模。

鄧穎超曾說：“沒有饒國模，我們哪來的紅巖呦。”

饒國模

一個人偶然的結緣，給一個城市注入了紅色的基因，成就了一個英雄的城市。人們通過紅巖，認識了重慶，紅巖也成了這個英雄的城市當之無愧的名片。

實際上，這個紅色的基因，來自饒國模的家族。

饒國模1895年出生在四川省大足縣云路鄉（今大足區國梁鎮）一個世代書香門第的家庭。

饒國模的祖上都是讀書人，報效國家也成了這個家族的基因。

她的祖上選擇了知識救國。

祖父饒有山，自幼飽讀詩書，渴望一朝金榜題名，實現自身抱負，怎奈用功過度，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父親饒樹奇，接續奮斗，滿腹經綸，才華過人，卻屢試不第，抱憾而歸。

火種一旦播下，終究要生根發芽。祖輩的夙愿自然要延續，父親希望子女們不負厚望，能夠成為棟梁之才、國人楷模。

饒樹奇和雷氏在誕下三子一女后，就給老大取名饒國棟，老二取名饒國梁，老三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取名饒國模，老四取名饒國材。

人們常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掉下來的蘋果不會離果樹太遠，孩子往往是父母的翻版。在這樣一個愛國基因深入到骨髓的家庭里，孩子們從小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當地就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當饒家的四個孩子發蒙讀書后，一天，作為父親的饒樹奇就問他們長大后想干什么？

老大國棟自豪地說：“加入同盟會，推翻清朝。”；老二國梁也不甘落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老四國材更是道出寬廣的情懷說：“為國為民，報效祖國。”

輪到女兒饒國模說了，她雙手叉腰，學著兩位哥哥的腔調，有模有樣地說道：“我還沒有長大呀！我是女的，長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學兩位哥哥，為國家民族出力，做個巾幗英雄，不讓你們須眉。”。

最終饒家的三個男娃都選擇了革命救國。

大哥饒國棟早早加入老同盟會，一生追隨三民主義;二哥饒國梁血灑黃花崗，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勛的“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家鄉改名國梁鎮，就是因為紀念饒國梁而得名；弟弟饒國材抗戰全面爆發后加入共產黨，其女饒友瑚，1936年入黨，女婿是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北大校長的馮定（當時叫貝葉）。

饒國梁

饒國模生活在這樣一個富有強烈革命氣氛的家庭，耳濡目染，造就了她民主獨立、桀驁不馴、追求進步的個性，最終她選擇了與哥哥們不同的道路----實業救國，這是后話。

1912年她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師范學校，受進步思想影響，她成為一名新女性。

追求獨立，她首先從婚姻自由做起。在女師期間，她深受男女平等思想的感召，勇敢地沖破封建枷鎖，自主地選擇與成都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學生劉國華自由戀愛，并于1915年畢業后喜結良緣。

婚后育有三個子女，并把他們獻給黨和國家。

饒國模送子上前線

一直追求自由的她，不想被家庭拖累羈絆，經濟獨立才能人格獨立。她先后在威遠和銅梁家鄉等地小學任教。1922年因丈夫劉國華在重慶銅元局工作，饒國模便攜子也來到了重慶。

此時，丈夫劉國華已是劉湘的紅人，她也成了標準的官太太，不少達官貴人也通過太太巴結她，邀她打牌。但她不愿在家享清福,更不愿做劉太太，而要成為饒夫人。就這樣，家境富裕的她，就在重慶和朋友一起創辦了“三友實業社”，開始走實業救國之路。

機遇往往青睞有準備的人。重慶作為陪都后，大批的高官貴婦蜂擁而來，嗅覺靈敏的她，很快捕捉到了為城市配套服務的商機。

當時重慶市郊的紅巖嘴（1945年改名紅巖村）荒涼無比，是鳥不生蛋的地方，很多人不看好，但她毅然在1930年用自己經營實業積攢的錢，買下了那里的300多畝荒谷坡地，辦起了以種植花卉、蔬菜和水果為主的農場，起名叫“大有農場”。

大有農場

這個決定改變了她的后半生。

她有商業眼光，更有經營手段，六七年的辛苦付出，昔日荒蕪的紅巖嘴變成了花果滿山、綠樹成蔭、花香馥郁、遠近聞名的好地方，人稱“劉家花園”，她也華麗轉身成為重慶有名的實業家和農場主。。

這時，丈夫更是在官場中混得風生水起，當了縣長。人們說，飽暖思淫欲，有權有勢的劉縣長開始在外納小還就跟她商量要娶二房。

可一向追求自由獨立的饒國模，哪能咽下這口氣，毅然變賣了在城內曾家巖的“知還山莊”，帶著三個孩子，離開了喧囂的市區，住進了紅巖嘴。

她在此處蓋起一棟小樓，專供她和三個子女及用人居住，成了真正的農場女主人。

饒國模故居

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為便于工作協調協調，經雙方協商，1938年春，設在市區內機房街的八路軍通訊處公開掛牌辦公，以后擴大為駐渝辦事處。

1938年秋武漢淪陷后,中共南方局和在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也被迫搬到重慶。本來寸土寸金的市區，一下子增加了兩個機構和人員，辦公場所再無增加的可能，顯得異常擁擠，更嚴峻的是，到了1939年，日軍經常狂轟濫炸重慶,有一次炸彈就落在辦事處的樓上，幸虧沒有爆炸，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在市區辦公非常危險。

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到重慶后，便把重新找地方的任務交給了川東特委書記廖志高和辦事處錢之光、周怡等人。

當時,地下黨的報告中有幾處選址方案，其中，“大有農場”引起了周恩來的關注：

“大有農場”位置好。地處郊外化龍橋靠山隱蔽的紅巖嘴；饒國模有紅色背景。她是黃花崗烈士的胞妹,弟弟饒國材及其女兒饒友瑚是中共黨員，饒國模的三個子女也已加入共產黨，本人思想進步，支持共產黨；還有重要的一點，她的丈夫是劉湘的紅人，在重慶有很深的人脈，特務不敢輕易來搗亂。

反復權衡后，周恩來決定租下“劉太太”在紅巖嘴的“大有農場”。

其實，這時的饒國模只是一個愛國者，最多只能說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向往者。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饒國模擔任重慶婦女慰勞會委員兼勞動部部長，發動婦女縫制棉背心數千件慰勞抗戰將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后來她的三個兒女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她暗地里給予支持，并一直鼓勵和掩護他們從事革命活動。

1938年12月25日，她參加了《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召開的“遇難烈士追悼大會”。會上，饒國模以“大有農場”的名義親自送去了花圈和慰問金，并公開聲援八路軍的抗日活動。

當地下黨負責人錢之光找她來商量八路軍和共產黨南方局辦事處設在她的大有農場時，她激動地說：“我是到處想找共產黨都不得入其門，你們今天到了我的家門口，我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啊！”

饒國模是個干事雷厲風行的人。商量妥當后，她就購買建材，從老家請來了工人，代墊建筑費，毫無怨言地干了起來。

這時日本侵略者的飛機整天轟炸，市內辦公不安全，饒國模多次主動騰出農場內的部分房屋，讓南方局的負責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進來居住。

1939年8月，中共南方局和辦事處的樓房正式竣工落成，并有了一個正式的門牌號——紅巖嘴13號。

八路軍辦事處

這是座三層樓房，一樓是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中共南方局機關及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領導人住在二樓，機要科和秘密電臺設在三樓。

辦事處建成后，同志們把代墊的3000元送給她時，她堅決不收，后來辦事處的同志編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說這筆錢是三年的租金，我們簽個合同，有公開的租賃關系，特務就不會找麻煩了，在這種情況下，她才勉強收下，以后確實也成了她應對特務檢查的護身符。

這件事，也讓她進一步認識了共產黨。

“紅巖有幸留英杰，中流砥柱尚有人。”饒國模因此開始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一生紅緣。

但此時的饒國模只是一個赤城的愛國主義者，至多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向往者。

她是個古道熱腸又心地善良的人，鄧穎超曾這樣高度評價她:“當年,饒國模把我們南方局和辦事處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她是世上難得的好人。”

紅巖村建村沒多久,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從貴陽來到重慶,辦事處的住房也十分緊張。饒國模主動邀請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里去,悉心照料。兩位老人去世后，她忙著張羅后事,并把自己在沙坪壩的一塊地皮撥出來,作為墓地。這以后,只要是南方局、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有同志去世,饒國模都讓他們安葬在那塊墓地。

紅巖村里年輕人比較多，饒國模看到一些夫婦難以帶孩子，就主動向鄧穎超提出建一所幼稚園，并讓人砍倒了山坡下一片梨樹,自己花錢建起一排朝陽的房子當幼兒園,還領著保姆帶孩子。

辦事處每天吃飯的人多，想學習延安，自力更生，開荒種地，自己種點蔬菜，饒國模又在農場內專門撥出了幾塊很好的菜地，讓辦事處的同志種瓜種菜，改善伙食。

此外，她還出資辦了療養所、運動場、禮堂、食堂等。“劉媽媽”的這一情義,許多老同志和孩子們終生難忘。

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時，住在紅巖村，當他了解到饒國模對紅巖村的無私支持后，特地設宴宴請饒國模，代表中共和八路軍向她致謝。

根據當時協議，八路軍辦事處是以租賃方式借用她的房子。可到了三年以后，理當再交房租錢時，饒國模怎么也不要了，這讓周恩來和中共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很是過意不去。

饒國模說：“你們來我‘大有農場’住，這是我前世修的福，謝還來不及呢！”

周恩來等只得收下饒國模的這份情意，稱她是“革命的好房東”“罕世之友”。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

由于饒國模的哥哥饒國梁是中國國民黨稱頌的開國烈士，許多中國國民黨元老都表示敬重，加上她對外稱租房給八路軍只是商業行為，軍警特務不便公開下毒手。

但饒國模一家卻名副其實地日夜生活在槍口之下。辦事處駐紅巖的八年間，日夜都有鬼鬼祟祟的魔影在周圍晃動，饒國模家里又不斷有聲稱“查戶口”、“查電線”的兇漢闖入。

國民黨政府又在八辦對面蓋起參政會大樓進行監視，旁邊還修了碉堡式崗樓，射擊孔里的機槍時時瞄準饒國模的樓房。

盡管常年面對常人難以忍受的恫嚇，饒國模全然不怕，也不理睬。

在與共產黨人的相處過程中，她被他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尤其是“皖南事變”后，她的思想也漸漸偏向革命事業，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感情，對革命事業有了向往之心。相反，對國民黨變得越來越痛恨。

饒國模也由此從房東劉太太逐步轉變為紅巖村的革命媽媽；從一個赤誠的愛國主義者逐步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1946年春，葉挺將軍出獄后就住在紅巖村。當饒國模得知葉挺將軍出獄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復黨籍，她深深地震撼了。后來聽說葉挺將軍與家人的不幸后，痛哭不止，并寫下長文悼念。

她曾賦詩表明心跡：。

紅巖幸有偏風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勝跡，紅巖異日放光輝。

思想上入黨后，她也在行動上身體力行。

1948年，當中共川東地下黨困難的時候，饒國模義無反顧地站出來支持，并為其籌措經費。當華鎣山武裝起義失敗后撤退下來的二十幾位游擊隊員無處藏身時，她親自出面將其秘密安排在自己的農場內。面對國民黨的軍警特務們來到農場里檢查，她沉著應對，巧妙地保護了中共川東臨委書記鄧照明等“要犯”的安全。

1948年，在中共地下黨和革命事業遭遇困難的時候，饒國模正式向地下黨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胡其芬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的李維嘉代表市委批準了饒國模的申請，并讓胡其芬通知饒國模。

可惜，胡其芬還沒有來得及將這個黨的決定告訴饒國模，自己卻被捕了。

饒國模從此失去了與黨的直接聯系，更不知道自己其實已被批準了入黨。

1946年春夏之交，南方局和辦事處走后，陶行知的育才學校又搬到了紅巖村，饒國模又利用原南方局、辦事處大樓，辦起了紅巖小學，安排一些地下黨組織介紹來的黨員同志擔任教師，專門招收一些進步人士的子弟。

重慶解放前夕，饒國模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

這時，她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回到了銅梁老家等地躲避，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才回到市區。

重慶解放召開第一次慶祝大會時，鄧小平拉著胸佩大紅花的饒國模在臺上介紹說:“這位,就是紅巖村的革命媽媽”。

1950年“七一”前夕，饒國模經過慎重考慮，正式將自己的紅巖村和福園寺等地的個人房產，獻給了黨和人民政府，真正實現了她“他年凱旋高歌日，紅巖即是眾人家”的美好夙愿。

捐獻書

她在捐獻土地、房屋的紅綢上寫道：

“……特將重慶市紅巖村內房屋兩大棟，果園一幅，連同地皮一千方丈敬獻我人民政府……”

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便利用饒國模獻出的這塊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辦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學”。

1954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提名，饒國模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以后又擔任了全國婦聯執委。

1955年，重慶市人民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紅巖“大有農場”和城內曾家巖50號周公館的基礎上開始籌建紅巖革命紀念館。

從1958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至今，紅巖革命紀念館共接待觀眾6000余萬人次，成為著名的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示范基地。

紅巖精神就是從這里傳遍全中國、全世界……

1960年6月14日，饒國模突發腦溢血逝世，終年65歲。

20世紀80年代，經中央批準恢復了她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48年算起。

如今斯人已去,但她的后人依然擔負起了傳承弘揚紅巖精神的責任，她的曾孫王朝輝已經在紅巖村景區做了25年文物管理員,玄孫王佩雯從事講解工作四年多，他們和重慶人民一起，讓紅巖精神代代相傳。

正是饒國模毀家紓難、無私奉獻的高尚行為，中國革命史上才有了“紅巖”這座光芒四射的豐碑。

她點燃了“紅巖精神”，但她的善舉又何嘗不是“紅巖精神”的體現呢！#營業吧！創作人##重慶##動態創作挑戰賽##萌芽計劃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