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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生存危機貫穿整個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思潮始終困擾著中醫的發展。中醫界因此拼力抗爭，中西醫雙方的斗爭形式是多樣的，而雙方的文字論戰精彩激烈，引人注目。這些論戰圍繞陰陽五行、醫學教育、取消中醫、“國醫問題”等內容展開，持續數年，范圍由醫學界擴展到輿論界乃至政界。論爭的性質也充滿了政治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范疇的豐富內涵。

關于陰陽、五行、運氣

趙洪鈞認為，近代中國關于陰陽、五行、運氣的存廢之爭，主要不是發生在廢止中醫派和中醫之間，而是表現在中醫界內部。最早提出廢五行的應該算袁桂生，大約在1915年。袁桂生是神州醫藥總會的評議員，他將廢五行說作為一項提議交該會討論。不過對于袁氏的廢五行觀點，醫界未有強烈反應。醫學界真正挑起陰陽五行之爭的始于余云岫。余氏被認為是廢止中醫派的總代表，其1916年撰寫的《靈素商兌》被認為是批判與否定中醫的開山之作。對于陰陽五行，余云岫認為：“陰陽之說與其綱紀萬物之法至謬誤疏陋”。1920年，余云岫又說：“陰陽、五行、十二經絡等話都是說謊，是絕對不合事實的，沒有憑據的。”

余云岫的觀點得到了杜亞泉、惲鐵樵的回應，引發了1920年初的中醫理論之爭。余文在《學藝》刊發不久，即被杜亞泉讀出了“鄙薄蔑棄”之意，當即予以回應：“鄙人 相信余 先生的醫學，但他批評中國醫的理論，說他欺偽，要一定推翻他，這一點鄙人卻不以為然。”杜亞泉認為“庸俗的醫生，把中國醫學的理論，棄其精華，取了糟粕，滿口陰陽五行，一切都用他來附會，真是可惡。”

在余杜之爭中，杜是辯方，也是守方，他沒有余云岫那樣走極端，對中西醫學還是很通融的：“現在學西醫的，或是學中醫的，應該把中國的醫學，可以用科學說明的，就用科學的方法來說明，歸納到科學的范圍以內。”

1920年的余杜之爭，相對來說還局限于學理式的探討。余云岫的發難文章《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第一步》雖然斷定中醫立足于陰陽五行的哲學式空想之上，是“非科學的”，但他至少認可中醫是有實際療效的，只不過將這種療效從中醫的基礎理論剝離出來，歸入藥物的范圍。

1922年，惲鐵樵又一次扛起批駁《靈素商兌》的大旗。他在《群經見智錄》中提出的關于《內經》基本理論的創見，對構成中醫學基礎的陰陽五行、六氣等作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認為：“西方醫學不是學術惟一之途徑，東方醫學自有立腳點。”惲、余雙方論戰的主題是中醫基礎理論中的陰陽、五行、運氣等，此間余云岫曾三度公開致函惲鐵樵反駁。1924年，中醫陸錦燧在《國醫雜志》發表“校中西醫論”，對西醫頗有責難。余云岫通過《國醫雜志》主編章太炎，在該雜志載文《中華舊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以示反攻。

另一位與余云岫激烈論戰的要數陸士諤。陸氏認為“中醫之學術重實驗，不重理論；中醫之教育現代都有兩途：一是各別教育，一是集團教育。中醫學校是集團教育，師徒授受是各別教育。各別教育重在實驗，集團教育重在理論。”時人評論陸氏“與西醫余云岫討論醫道，以所見不同，互相辨析，幾如洙泗之，發揮數萬言始已。”

以上論爭尚在學術之爭的層面，論戰范圍也沒有擴散到學界之外。余云岫雖然將陰陽五行、六氣等統統視為玄虛之學，并斷定中醫立足于陰陽五行的哲學式空想上，但他也認可中醫具有實際療效，故20年代初中西醫之爭始終是學理之爭。這一點，余云岫自己也十分明曉：“余之攻舊醫，專就學理方面言之，如《靈素商兌》，如《六氣論》，如《駁學校系統案》，如《與中醫學會論脈書》等，純乎學術之爭也。”

中醫能否進入校園嗎？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醫“致難兼采”為由，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只提倡醫學專門學校(西醫)而沒有涉及中醫。同年7月，政府舉行教育會議，擬仿照日本學系體例制訂《壬子癸丑學制》，其后，陸續頒布各科學校令，大學共分文、理、法、商、工、農、醫七類，醫學類又分為醫學和藥學兩門，醫學的科目共計有解剖學等51科，藥學分為有機無機化學等52科，二者均沒有把中醫藥學列入，這就是著名的中醫教育遺漏案，中醫教育被排斥在學校系統之外。

此后，中醫界一直力圖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中，并為此不懈努力。1925年，中醫界先后在長沙、太原召開會議，通過了相關議案，力爭中醫加入學系以求教育合法化。此事報請教育部批準時，以余云岫為代表的西醫界上書教育部，堅決抵制，橫加干擾。余氏一面組織西醫界致電各省加以阻撓，一面先后發表了《舊醫學校系統案駁議》、《請明令停止舊醫學校》等文。不久，中西醫雙方開展了一場關于中醫加入學校系統問題的辯論，西醫的主要代表人物為余云岫、朱恒壁、郭琦元等，中醫為秦伯未、楊百城、王一仁、陸士諤等。

在《舊醫學校系統案駁議》一文中，余云岫認為中醫一無可取，“所謂‘效如桴鼓’。所謂‘歷著明效’，所謂‘成效已著’者，無他，多言幸中也，貪天功以為己也，以言乎實驗，渺乎遠矣。”

余云岫的言論遭到中醫界的強烈反擊，秦伯未憤然為中醫張目：“吾中醫界雖非因彼一言而消滅，國人亦不因彼而失其信仰。”楊百城等人聲稱：“欲振興中醫，非辦學校不可，欲辦學校，非加入學校系統不可。”

這次關于中醫加入學校系統的論爭，涉及到中醫的命運和前程，余云岫等極力扼殺中醫的教育權利，而廣大中醫奮力抗爭，旨在贏得中醫生存與發展的機遇，顯然，這場論爭已經超出了中醫優劣的單純的學術之爭，而上升到對中醫教育取舍的政治斗爭了。

“取消中醫藥”的論戰

如果說20年代初余云岫與杜亞泉、惲鐵樵等人的論爭還停留在學術辯論層面上的話，那么1929年前后關于廢止中醫案的論爭就超出了學理的范疇，演變成為中醫生存而抗爭、演變成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攻擊，且上升到“國計民生”的高度。這次論戰牽涉面最大，力度最深，影響亦最為廣泛。

首先是余云岫、汪企張與陸淵雷、陸士諤等人的論戰。

陸淵雷是中醫界的代表性人物，時人以為唯陸氏與余云岫旗鼓相當。1928年陸淵雷發表《西醫界之奴隸派》，被稱為抨擊西醫的重拳，文字辛辣，對余云岫等人大加攻擊和譏諷：“現在有少數的西醫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醫一口氣吞得樣子。他們的學說是從日本來的，日本的學說又是從西洋學來的。論起輩分來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親，這些少數的西醫不過是孫子罷了。……如今這些少數西醫拼命地要消滅中醫。他們自己是中國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國文字，所要消滅的又是中國醫學。”

此文被認為是中醫界攻擊文字中的最高峰，可見當時中西醫論戰的火藥味十足，由學術而動義氣，余云岫等被罵為“西醫界中別有肺腸的幾個奴隸派”，余云岫等當然不甘示弱，在此文發表后不足三個月，余氏在南京中央衛生會議上憤然提出廢止中醫案。中西醫之爭陡然激化，進入了政治層面的交鋒。西醫界面對陸淵雷等人的謾罵，也有不少反駁性文字出籠，他們更多地利用學術上的優勢，反唇相譏，頗中中醫之弊。余云岫說“講到新醫舊醫，那一重門戶能夠限制我，他們喜歡談氣運，我就同他談氣運，他們喜歡談易理，我就同他談易理，穿房人戶升堂入室,連舊醫的廚房、亭子間、屋頂、地下室都走到，簡直可以說沒遮攔，還什么界限可分、門戶可爭呢？所以這部書是舊醫的入室操戈、心腹大患，不是單單向著舊醫罵山門的伎倆。”

另外，汪企張發表《想和舊醫賭一賭》一文，充滿意氣。文中寫道：“請舊醫界將這溫熱溫毒放在我們身上，煽動一動肝風，叫他內外交攻起來，發出頭痛、項痛、拘攣、神昏等各種癥狀，證明本癥（流行性疼癥）是溫熱溫毒病原。一面由我們新醫界將我們培養的流行性腦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們的體內，看他是不是發出同樣的癥狀，這才叫真憑實據。”

從1928年起，陸士諤在《金剛鉆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論，并以《金剛鉆報》為陣地同西醫針鋒相對。陸氏抨擊余云岫等“邇來西醫，張牙舞爪，大肆簧鼓，譏吾中醫不合科學”，他建議政府“試行全國投標大抉選，逼發選票，令國民自由投票，信用中醫中藥者若干人，信用西醫西藥者若干人，政府監視開票，吾知信中醫中藥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醫西藥者不過無人也。”

1931年，陸士諤又在《金剛鉆報》與余云岫交鋒數月，各自發表文字數萬。這次大戰已近于攻擊，雙方均已為大勝收兵。當時爭論之激烈，影響之廣泛，已經超越醫藥界。

其次是中醫界群起而攻“廢止中醫案”。

1929年中央衛生會議通過余云岫提出的廢止中醫案，激起了全國中醫界的抗爭，中醫界揮戈上陣，群起而攻，火力集中余云岫及其提案上。這次不再就中西醫優劣等學理問題與余云岫等糾纏不清，而是逐條批駁余云岫等廢止中醫之理由，并將中醫存廢置于政治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論辯。

3月11日，張贊臣等聯合八個醫學團體發表《醫藥團體對中衛會取締案之通電》，指責余云岫等提案是為“帝國主義者辟一醫藥侵略之新途徑”，中醫界高揭三民主義的旗幟，聲稱中醫完全符合三民主義。將中醫存廢問題上升到是否擁護三民主義的政治層面，顯然是為了爭取民意和更多政治上的優勢。

廢止中醫案西醫利用政府權力干預的產物，對此，中醫界亦以牙還牙，同樣注重運用政治力量。他們在通電中稱：“彼既借政治勢力為壓迫，我當秉民權主義以反抗，力促全國各界徹底覺悟。”3月17日，在全國醫藥界團體代表大會上，代表們就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擁護國民政府；擁護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萬歲；中國醫藥萬歲”等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口號。

中醫界斥責廢止派倒行逆施，甘為帝國主義者張目，基于此，中醫界打出“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的旗號，明確提出提倡中醫藥的目的是“促進健康，強種強國。”不可否認，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宣言和通電對政府和社會各界均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中醫界強烈的批判著實激起了西醫界的反感。上海西醫界代表人物余云岫、汪企張、胡定安等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廢止中醫的言論和反駁性文章，回應中醫界的批判。此時，雙方論戰的焦點是中醫存廢問題了，已不再是一般的學理之爭，對中醫界來說，這場論戰已經演變成為捍衛自身生存權的殊死抗爭。

率先發起反擊的依然是廢止派領袖余云岫。3月17日，《申報》刊發了他的《異哉舊醫之舉動》，以抑揚頓挫，氣勢磅礴的措辭，給了國粹派一個下馬威，大有短兵相接之勢。余云岫認為，中醫界的行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進步”，是“不許醫藥之科學化也，是不許政府有衛生行政也，是不許中國醫事衛生之國際化也，是坐視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謀所以振刷也。”他認為中醫界的抗爭是“逞一朝急氣之忿，而忘邦國之大計者也”。

期間，余云岫還兩次致函《時事新報》，對該報3月14日和18日兩篇社論提出反駁。指出中醫界及輿論界在討論中醫存廢時均沒有注意存廢之根本原則問題。他認為：“原則者何？學術之根本問題也，世界之潮流也。二者為解決新舊醫紛爭之先決問題。學術之真妄是非明，存廢即不成問題。”

胡定安、汪企張也是西醫陣營里的干將，胡定安堅決主張廢除中醫：“中國醫藥一日不進步，即中國醫藥在國際上一日無地位。”汪企張則質問中醫界：“你們所辦的學校，因為不合現代國家教育原則，不能加入系統，所以各自超然獨立，我行我素了，現在你們到底是不是中國人。”

1929年圍繞中醫廢存問題的論戰，中西醫雙方皆使出渾身解數，竭盡攻訐譏諷、指責謾罵之能事，大有劍拔弩張、你死我活之勢，爭論的性質演變成為生存權展開的拼死搏斗。

所謂“國醫”

有關廢止中醫的爭論一直持續到30年代。民國時期最后一次有關中醫廢存問題的激烈爭論發生在1934年。是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報》發表《所謂“國醫”》，抨擊中醫，繼而引發了持續半年多的爭論。這場論爭基本局限在學界范圍，沒有觸及社會底層的神經。

傅斯年在《所謂“國醫”》中，將中醫學的學理之爭放大為“中國人的劣根性”的大爆發。文章開篇寫道：“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傅氏在文末更是旗幟鮮明地表示：“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顯然，在傅斯年看來，中醫等于中國人自有的劣根性，是破舊的“國粹”。中醫之危害甚至比國難還要嚴重，比匪患還罪大惡極。傅氏通過追加罪名到中醫頭上的方法，企圖從道德層面取消中醫的合法性；同時，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將中醫歸入“醫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議政府在取消中醫之前，將中醫劃歸“內政部禮俗司”管理。可見在傅斯年眼里，中醫是沒有資格進入“科學”視野的。

傅文甫出，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醫公會的不滿，回應的文章首先來自《大公報》，8月13日，該報刊登了趙寒松的文章，批評傅氏“對于醫學常識未免過于缺乏，當然莫明其妙。”針對傅斯年所言寧死不請教中醫，趙氏譏諷道：“假于中國人個個 都學傅 君一樣，恐怕中國立國的精神馬上就要根本動搖，中國全國恐怕就要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更進一步變為純粹美國的殖民地了。”8月18日，《大公報》還刊發了陳澤東的《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為中醫辯解。

這兩篇文章終于引起傅斯年的不滿，當即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再論所謂國醫》加以反擊：“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國粹’，毫不剽竊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學名詞，還不失自成一派。”

傅斯年：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里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仿佛根本有問題？

傅斯年的批判依然包含了一些學理因素，因為在他的辯駁中，中醫的療效問題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傅斯年的巧妙之處在于拆解“療效”一詞的語意，將“療效”納入西醫的“治愈”這一統計學名詞的范疇：“治愈兩個字不是簡單容易說的，醫院對于治療的效驗不是可以不分析做報告的”。因為“治愈”是要做統計學的分析，而中醫顯然沒有這樣的“科學”方法來證明自己的療效，所以中醫所謂的“療效”也是不可信的。這樣，傅氏將一個硬技術問題化解在話語的分解中，從而在話語層面而不是在技術層面取消了中醫唯一立足的依據。顯然，在唯科學主義的照臨下，一切學理的探討都必然被扭曲變形。

這場論爭既有學理上的討論，更多是意識形態的斗爭，還不時夾雜著人身攻擊，在持續幾個月后終于偃旗息鼓，硝煙散去。然傅氏廢止中醫思想日益堅定，6年以后，在國民參政會上，意氣不減的傅斯年幾乎因為罵中醫要與湖北參政員孔庚上演一場龍虎斗。

由于西方醫學在近代大量涌進，造成了中醫和西醫兩種異質醫學體系并存的局面。因而，對中西醫的比較和抉擇，就成為晚清至民國近百年間中國醫學變遷史的核心問題。圍繞中西醫比較和抉擇所引起的論爭和由此引發的醫學思潮的演變，構成了中國近代醫學史的主線。中西醫論爭同樣形成了近代以來我國思想文化史上一道景觀。民國時期關于中醫廢存問題的數番論戰，持續了十余年，中西醫雙方不惜相互攻訐，口誅筆伐，旗幟鮮明地捍衛自己的立場。文字飛揚之中，使原本屬于學理討論的問題溢出了醫界，進而觸動了思想界、政界乃至整個國民社會。學術問題與生存問題相互交織，學界人物與政界人物互為激蕩。這場論戰既對中醫界的抗爭活動推波助瀾，又為近代中西醫之爭增加了豐富的思想史內涵。當下，關于中醫存廢問題的爭論再起，雖然不見昔日的滿天硝煙，但廢止中醫思想的抬頭不能不令我們警和深思。

（本文選自《中華醫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