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館陶縣的衛(wèi)運河邊有一個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叫做丁圈村。其村名的來歷，據(jù)1999版的《館陶縣志》記載：

明永樂二年（1404年）由山西省洪洞縣遷民來此，在衛(wèi)河故道一個拐彎很象牛鼻圈的地方定居，姓丁的為大戶，起村名丁圈。

館陶縣老地圖及發(fā)生此事的村莊“丁圈”

其實如此記載在這本縣志里極為常見，大部分村莊來歷差不多都是這樣，但是在丁圈村這段記載之下的文字，卻是其他村莊里所沒有的：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村西建造清涼寺。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康熙南巡，舟阻河灘，眾挽之不能行。有水次廠人名李珍，身長七尺，力絕人，只手曳動船泊清涼寺岸。皇上召見李珍于此寺，大加獎異，累因平西藏有功，內(nèi)有四品京堂。后人重修寺宇，遂改名為興龍寺。

在這段記載里，突出了兩件事：一是村西有個明朝所建清涼寺，因康熙南巡停舟于此，后人在重修時，改名為興龍寺；二是在康熙南巡時，有丁圈村旁邊水次廠（即今東廠村）名為李珍之人挽舟前行，得以停泊在清涼寺岸邊，因此被康熙皇帝獎賞，后來因平西藏有功，成為四品京堂。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館陶縣鄉(xiāng)土志》對丁圈村及興龍寺的記載

同樣，在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館陶縣鄉(xiāng)土志》中，對丁圈村的記載，也是大同小異。而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所修的《館陶縣志》中，則是對興龍寺和李珍分開記載。

民國《館陶縣志·顯達(dá)》中對李珍的記載

《人物志·顯達(dá)》中有對李珍的記載：

李珍，東廠村人，體格魁偉，性樸忠，不事文藻，初任河南開封府原武縣主簿，次任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主簿，奉旨內(nèi)用充詹事府錄事，康熙五十二年授為登仕郎，尋仕至四品京堂。

《宗教志·釋教》的寺宇“興龍寺”：

在城（指當(dāng)時的縣城，北館陶）西北八里丁圈村西，原名清涼寺，明成化十三年建，清康熙南巡駐蹕于此，改名為興龍寺。

那么究竟李珍、興龍寺、以及康熙南巡至丁圈村是不是確有其事呢？

先看李珍

光緒《館陶鄉(xiāng)土志》中對李珍的記載較為粗略，而民國《館陶縣志》中的李珍則有河南開封府原武縣主簿、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主簿、詹事府錄事、登仕郎、四品京官等履歷。以此為準(zhǔn)，在文中所涉及地方的地方志中進(jìn)行詳細(xì)查找，果然在清朝乾隆《原武縣志》、光緒《海鹽縣志》中均發(fā)現(xiàn)了“李珍”。

河南原武縣（左）、浙江海鹽縣（右）志書中對李珍的記載

乾隆《原武縣志·職官》：

李珍，山東館陶人

光緒《海鹽縣志·職官》：

（康熙）三十三年，李珍，館陶例監(jiān)主簿。

由上面兩個記載可知，民國《館陶縣志》中對館陶人李珍當(dāng)過河南原武縣、浙江海鹽縣主簿的記載是正確的。

那么興龍寺的來歷是否正確呢？

先來看清光緒年間以前的雍正《館陶縣志》、光緒《館陶縣志》的記載，兩者是一致的，均為：

興龍寺，在縣北十里丁家圈。

但是卻并沒有關(guān)于這個寺是明朝清涼寺，后來因康熙帝南巡駐蹕于此而改名的記載。

雍正和光緒《館陶縣志》中對興龍寺的記載

再來看乾隆《東昌府志》、光緒《東昌府志》中館陶縣“寺宇”，由于東昌府是當(dāng)時館陶縣的“上級”，所以在府志中對屬縣的記載不會面面俱到，而是選擇規(guī)模大、影響力高的寺宇，在《東昌府志》中記載館陶縣寺宇只有寶應(yīng)寺、洪濟(jì)寺、彌陀寺、崇興寺、圓通寺、龍泉寺等6座，而沒有“興龍寺”。

乾隆、嘉慶《東昌府志》中，館陶縣寺宇中并沒有“興龍寺”

康熙皇帝在二十八年南巡經(jīng)過獻(xiàn)縣時，有民“進(jìn)嘉禾一莖雙穗”，就被他“甚寶之”，而被記載入《清實錄·圣祖實錄》中。那么在館陶縣清涼寺，皇帝得一壯士，并且嘉獎，更應(yīng)該會被志書記載，并且大書特書。

不過在距離康熙朝更近的雍正、乾隆、嘉慶年間的府志和縣志中均無相關(guān)記載，反而在光緒末年的《館陶縣鄉(xiāng)土志》出現(xiàn)了這個故事，并且“影響”到了民國版和1999年版《館陶縣志》。那么，究竟是光緒之前的志書“漏記”了，還是光緒末年的記載是錯誤的？

看一下康熙南巡到?jīng)]到過丁圈村就知道了！

康熙皇帝南巡一共有6次，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來的幾次南巡分別是二十八年、三十二年……

康熙南巡圖

在乾隆《原武縣志》中，雖然沒有李珍是何時任職原武縣“主簿”的記載，但是可以看到他的繼任者王爾鑣是于康熙二十六年接任的，因此可以推斷和丁圈村、和“興龍寺”、和李珍有關(guān)系的那次南巡，是發(fā)生在康熙二十六年之前，就可以判斷出與之相關(guān)的“南巡”只能是康熙二十三年的那次。

《清實錄·圣祖實錄》的記載可以查到康熙皇帝的每一天都做了些什么，那么就來看看發(fā)生在康熙二十三年的這次南巡，都途經(jīng)了哪里？

九月
辛卯，上東巡。是日，駐蹕永清縣南哥驛
壬辰，上駐蹕霸州苑家口
癸巳，上駐蹕任邱縣李花村
甲午，上駐蹕河間府城南
乙未，上駐蹕獻(xiàn)縣單家橋
丙申，上駐蹕阜城縣伊家村
丁酉，上駐蹕德州南關(guān)
戊戌，上駐蹕平原縣七里鋪
己亥，上駐蹕禹城縣二十里鋪
庚子，上幸濟(jì)南府。是日，上駐蹕杜家廟
辛丑，上駐蹕長清縣大灣底地方
壬寅，上至泰安州，登泰山極頂。薄暮、駐蹕行宮。
癸卯，上詣東岳廟、躬祀泰山之神，是日、駐蹕泰安州崔家莊。
甲辰，上駐蹕新泰縣西舟村

• ……

從路線上看，在河北省境內(nèi)經(jīng)過永清、霸州、任丘、河間、獻(xiàn)縣、阜城，山東省境內(nèi)經(jīng)過德州、平原、禹城、濟(jì)南、長清、泰安、新泰……，而后來的幾次南巡，其路線基本與第一次相同，因為這條道路就是在明朝以來就使用著的、有“中大道”之稱的“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驛路”。

明朝京師、山東驛路圖，可見與康熙南巡路線一致

從時間上看，古代計時為“天干地支”法，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組成，循環(huán)使用，《清實錄·圣祖實錄》的記載都是連貫的，每天駐蹕在哪也都很明確，杜絕了缺少某一天，而這一天“恰巧”到達(dá)館陶縣的可能性。

從路線上、時間上來看，康熙皇帝這次南巡根本沒有經(jīng)過館陶！

網(wǎng)絡(luò)上有篇自媒體文章所說“康熙帝南巡進(jìn)入山東地面，決定暫時分行，只乘一舟，減少扈從，晝夜前進(jìn)，往閱衛(wèi)河。這一日，來到館陶地面”，也是錯誤的。經(jīng)過搜索可見，康熙皇帝“決定暫時分行，只乘一舟”的行為，只有在第六次南巡時，去過黃河以南的高家堰、歸仁堤，估計是這個作者由此臆想、抄襲而得的結(jié)果。

網(wǎng)上關(guān)于這件事的文章，連時間都是錯誤的

既然沒有康熙南巡在丁圈村經(jīng)過的一事，那么李珍又是怎么當(dāng)上原武、海鹽主簿的？

雍正版的《館陶縣志·選舉志》“例貢（附例監(jiān)）”中有李珍的名字。

自明朝至清朝雍正時期的”例貢“

何為例貢、例監(jiān)？

在古代的科舉制度中，如果按照正常考試，在縣試、府試、院試等考試中，會產(chǎn)生童生、庠生（即俗稱的秀才）、附學(xué)生員、增廣生員、廩膳生員等，生員里能夠升讀國子監(jiān)的稱監(jiān)生，其他的稱為貢生，這種途徑被稱為“正途”。

正途的“貢生”

此外，還有一種非正途獲得貢生和監(jiān)生的方式，就是通過捐錢而得的“捐納官”，由上述的廩生、增生、附生等“貢生”通過納捐成為“監(jiān)生”的，稱例貢；由身家清白的“俊秀”納捐成為監(jiān)生的則為“例監(jiān)”。

光緒《海鹽縣志》中記載的李珍為“館陶例監(jiān)主簿”，就是第二種情況。

對于捐納官的使用，《清史稿·捐納》中有明確的規(guī)定：

清制，入官重正途。……捐納官不得分吏、禮部，道、府非由曾任實缺正印官，捐納僅授簡缺……準(zhǔn)貢、例監(jiān)出身官不得升補(bǔ)正印……各途出身官，經(jīng)該堂官及督、撫保舉稱職者，升京官及正印；無保舉者，升佐貳、雜職。

大意就是：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正途”的官員才可以得到重用。通過捐納而成的官員不能分配到吏部、禮部工作，也不能當(dāng)?shù)馈⒏摹耙话咽帧保荒苁恰疤撀殹被蛘邫?quán)力小的那種官，但如果有總督、巡撫這樣的一、二品大員保舉，可以做到京官以及各級“一把手”，沒人保舉的，只能任副職或者雜職。

李珍因為是通過捐納而成“例監(jiān)”，只能被授“簡缺”，當(dāng)“佐貳”或“雜職”，也就有了他在河南原武、浙江海鹽的“主簿”任職經(jīng)歷。

主簿又是什么樣的官員呢？

據(jù)《清史稿》記載，在縣里的官員和品級，以及職責(zé)分別為：

縣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無定員，正九品；典史一人，未入流。
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nóng)賑貧，討猾除奸，興養(yǎng)立教，凡貢士、讀法、養(yǎng)老、祀神，靡所不綜；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征稅、戶籍、緝捕諸職；典史掌稽檢獄囚，無丞、簿，兼領(lǐng)其事。

可見，主簿是名副其實的“佐貳”和“雜職”，不僅級別是比“未入流”僅高一點的九品，而且在縣里沒有固定的“編制”和職責(zé)，只是根據(jù)上級的安排，“哪里需要哪里搬”。

那么后來李珍的“奉旨內(nèi)用充詹事府錄事，康熙五十二年授為登仕郎”經(jīng)歷，是不是在官職上就有了根本的改變呢？

在《清史稿》中，對這兩個職位也有記載

詹事府是古代管理東宮事務(wù)的官署，也就是輔助皇太子的生活、辦公等事務(wù)的機(jī)構(gòu)。其官員和品級主要是：

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錄事、通事舍人各二人，并從九品。

而“登仕郎”則是一個散官名字。散官只是古代表示官員等級的稱號，有官名而無職事。大概和今天采取的“職級并行制度”類似，是一種“非領(lǐng)導(dǎo)職務(wù)”，和實職相比，這種散官稱號最大的優(yōu)點大概就是“俱授敕命”，即由皇帝下敕書來任命。

清朝的詹事府，位于今天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cè)一帶

具體到“登仕郎”來說，《清史稿》記載為“正九品授登仕郎”，大約相當(dāng)于今天的“二級主任科員”。

由此可見，李珍“奉旨內(nèi)用充詹事府錄事”之后，由于從地方到中央的機(jī)構(gòu)任職，其職務(wù)不升反降，由九品的主簿變成了從九品的詹事府錄事，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因為“熬資歷”被授予正九品的“登仕郎”。

從這方面講，李珍的任職經(jīng)歷可謂用“慘不忍睹”形容才對，從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的正九品主簿，到康熙五十二年的享受正九品待遇的虛職“登仕郎”，近30年的時間級別沒有改變，怎一個“慘”字了得？

最后，李珍是不是成為了“四品京堂”？

細(xì)分析一下，發(fā)現(xiàn)這是不可能的。

首先，從級別上來分析。

“京堂”，是清朝對高級官員的稱呼，表示為堂上之官，一般為三品或四品官。在通政使司、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光祿寺、詹事府、鴻臚寺等卿寺衙門工作的堂官，均稱“京堂”。

民國《館陶縣志》中記載李珍成為“四品京堂”是這樣的：“康熙五十二年授為登仕郎，尋仕至四品京堂”。

“尋”在文言文里表示時間不久、很快、隨即等意思。

清朝四口武官補(bǔ)子

康熙五十二年授為了九品的登仕郎，其實職只能是低于或者平級于九品的官員，可能那時候仍然是那個“詹事府錄事”。九品到四品，中間差了足有11個品級，怎么可能“尋”到四品京堂？特別是清朝對他這種納捐而成的官員，除了有總督、巡撫保舉之外，只能做“佐貳”和“雜職”。

顯然，李珍是不屬于有總督、巡撫保舉的那一類人，如果有這層關(guān)系，他也不至于近30年時間一直是個九品官。并且是哪怕有人保舉，也不可能一下子升11級，這樣的“火箭式”升遷，即便是“連升三級”的張好古，在做夢的時候也不敢這么想。

有人可能考慮到，他在為太子服務(wù)的詹事府工作，是不是太子提拔的他？

這就更不可能了！這就需要在政治上來考量。

其次，從政治上來分析。

康熙朝的太子名為愛新覺羅·胤礽，他當(dāng)太子經(jīng)歷，可謂是跌宕起伏、驚心動魄、一波三折。

胤礽剛滿周歲就確立為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被廢太子位，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復(fù)立為太子，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再度被廢黜。

愛新覺羅·胤礽

太子是一國之儲君，其廢立是僅次于皇帝登基的大事，在太子被廢、復(fù)立、再次被廢的短短三、四年時間里，發(fā)生的各種宮斗、官斗可謂是不計其數(shù)。太子的廢立也影響到了服務(wù)于他的詹事府官員們，大臣們紛紛躲避還來不及呢，縣志記載李珍成為四品京堂的時間是在康熙五十二年之后，是太子最后一次被廢后不久，此時不可能有人會給一個九品的、給太子服務(wù)的“詹事府錄事”保舉。

那么，先不看這個“尋”字，是不是在康熙朝平西藏之戰(zhàn)中因功而得到提拔呢？

細(xì)分析起來也是不可能的。

康熙朝平西藏之戰(zhàn)發(fā)生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五十九年（1720年），此時距離太子被廢沒多長時間，應(yīng)該仍然影響著太子詹事府系的官員。而戰(zhàn)事結(jié)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朝結(jié)束，在如此的政治環(huán)境和極短的時間里，李珍沒有提拔的條件。

由于帶兵進(jìn)藏的“撫遠(yuǎn)大將軍”是皇十四子允禵，他是在康熙末年的“九子奪嫡”中，屬于和雍正皇帝對立的“八爺黨”成員，其嫡系部隊在雍正朝也不會有很好的政治前景。所以有著康熙朝詹事府“工作人員”和雍正朝“十四爺”部下身份的李珍，在康熙、雍正兩朝能夠成為“四品京堂”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估計終其一生，也僅僅是個九品的官員吧。

那么為何會出現(xiàn)開篇時的那些記載呢？

估計有鄉(xiāng)民為了顯示村莊歷史的顯赫，把康熙皇帝南巡、興龍寺以及李珍等元素綜合到一起，而形成的傳說，這樣的話，可以展示出本村有著比較“輝煌”的歷史，在皇帝、有寺廟、有因此而興的大官，多好的傳奇故事！這個故事結(jié)果在光緒年間編撰《館陶縣鄉(xiāng)土志》時，被“采訪”進(jìn)了志書里，以至于后來被民國版、1999年版的《館陶縣志》所收錄，以至于成為了官方記載的“正史”。

《館陶縣鄉(xiāng)土志》中的“采訪”

其實，按照語言邏輯推斷的話，也可以判斷出來這個故事的不實之處：如果清涼寺真的是因康熙駐蹕后而改名，也只能改為“龍興寺”才對，是取因皇帝這個“真龍?zhí)熳印倍d之意。絕對不能是“興龍寺”，興哪條“龍”？李珍嗎？這樣的說法在古代可是謀反大罪，誰敢這樣去命名？

所以，整件事情只是村民杜撰的故事，被官方志書不加判斷收錄成為“正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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