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語

編輯|唐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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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變化下隱藏著復雜的產業結構變遷和經濟發展規律。比如，是什么塑造了今日杭城的面貌？

城市大踏步向前，莊稼地、灘涂的邊界線后移。市中心的延安路繁華依舊，杭州電視機廠變成了西湖電子集團，開始生產新能源公交車。城西在過去幾年則如同超級工地，數條馬路同時開挖。你可以問一個城西人，還記得五年前的文一路是什么樣子么？

從1959年杭州提出建設“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綜合性工業城市”算起，60年里伴隨產業升級加速，城市一路高速膨脹——80年代至今，杭州西進東擴，市區面積和人口增長近20倍。

多個產業齊頭并進，上演了一場大時代下的產業群戲，并最終塑造了今日杭城迷人的面貌——

一邊，蕭山、余杭被并入杭州，又從蕭山區拆分出濱江區，與從灘涂上建立起的錢塘區遙遙相對。這一過程中，錢塘江畔大量的灘涂被填平、圍墾。消失的灘涂變成持續增長的工業生產數字——杭州GDP從1993年的424.7億元上升至2022年的18753億元，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9位。其中，錢塘區工業產值約占20%。

杭州超八成的汽車在錢塘區生產、組裝，通過高速公路運往內陸市場，或在杭州灣港口裝箱，順江水流向世界。

另一邊，科技企業帶動起了城西的發展，田園風情在未來科技城一路高歌猛進中往更西處遁去。

市中心、郊區、鄉野之間不再有明確的分界線。相互嵌套、同生共長。數字新城崛起于鄉野，青山野趣嵌套在都市最繁華處。

江河湖泊構成了杭州的詩意。高新科技、制造業、互聯網等多條產業則如同江湖的大小分支，共同推進了杭州城市空間的演進。星船知造圍繞杭州最著名的一個湖泊和兩條江水，書寫了杭州60年來重要的三個時代。

我們今天的閱讀，也圍繞它們展開。

01 西湖時代

富庶的杭州曾代表著東西方對理想都市的共同想象。西湖是這個想象的載體。

海因里赫·布恩丁（Heinrich Bünting）1581年編繪的《旅程圣跡》中，有一張“飛馬亞洲”地圖，記錄了西方世界對亞洲的初印象。地圖上，中國區域只標記了一個詞：Quinsay。馬可·波羅對Quinsay解釋為：“行在城，天堂之城。城中有一大湖。周百哩，橋萬座。”

Quinsay就是杭州。它是東南形盛，又是三吳都會，自然風景、人文歷史與商業貿易天然地交融在一起。歷史不僅留給杭州湖光山色，還留下了一個綿延千年的城市格局。

作為一座地處杭嘉湖平原與浙西丘陵帶交匯處的城市，直到1978年前，杭州所有的城市規劃均以西湖為中心，行政區、住宅區、文教區、工業區等依次展開，空間分布上呈現出同心圓的形態。

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杭州工業的發展。往東，是搬遷難度大的工礦企業；往南，是錢塘江天塹；往西，西湖南側是綿延不絕的山脈，北側從古蕩到西溪再到五常，是一片連著一片的濕地。

城市只能選擇向北發展。當時杭州蔬菜基地設在城東四季青、筧橋等公社，果園設在古蕩以西，漁業基地設在古蕩附近，牛奶場在半山。

1959年，杭州提出要建設“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綜合性工業城市”，這對于杭州之后整個城市空間的演進具有決定性作用。杭州十大工業區塊逐漸浮現出來：拱宸橋輕工業區（紡織）、半山重工業區、北大橋化工區、祥符小河輕化工區、江干輕工業區（食品）、古蕩留下輕工業區（電子）、閑林采礦區，還有蕭山、余杭和富陽三大儲備工業區。

這些工業區后來又成為杭州城市空間延伸的觸角。

杭州市區域計劃總圖 1951年

杭州市工業區規劃圖 1959年

不同于“北上廣深”的特殊位置——如北京的首都地位、廣州和深圳的改開前沿地位——杭州更多依靠江浙一帶民營經濟的內生力量壯大。杭州以制造業企業為代表的一批民營企業也在西湖時代起步。

1969年，在杭州蕭山區的寧圍公社里，打鐵匠魯冠球變賣掉家產，籌了4000塊錢，帶著6個農民加幾把榔頭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

在蘇聯老大哥停止技術援助與西方世界實施“智子封鎖”的當時，魯冠球這樣從初中畢業就跟著打鐵匠學手藝的青年已經屬于國內少有的制造業人才了。但這批從鄉鎮走出的企業家，對企業發展和前景還處于摸索階段。除了做農機，工廠還生產船釘、鐵耙、犁刀。主打一個廣撒網。

1979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國民經濟要發展，交通運輸是關鍵》。魯冠球判斷國家要大力發展汽車業，把當時年產值已達70萬元的“多元化”產品全部砍掉，專攻汽車底部的零件“萬向節”。1984年，美國舍勒公司在廣交會相中杭州產的萬向節，下了3萬套訂單。寧圍萬向節廠成為過去，萬向集團誕生了。

距離萬向集團約20公里的江干輕工業區，如果騎車從清泰街出發，順著清江路拐進秋濤支路，會依次經過杭州味精廠、杭州冷食廠、杭州罐頭廠，這樣的老杭州人熟悉的格局延續了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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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罐頭廠是一代人的記憶。從它的車間里，曾有幾十萬噸梅林午餐肉罐頭運輸到世界各地。但1991年，由于產品結構、管理機制等問題，杭罐廠的罐頭大量積壓，到了資不抵債的境地。很快被一家叫“娃哈哈”的民營企業以八千萬元收購了。

140人的校辦廠娃哈哈吃掉了擁有2000名員工的國營大廠，還扭虧為盈。“小魚吃大魚”的故事，在華夏大地的數個角落發生了。

鄧小平把這些沿海鄉鎮企業的涌現稱作是改革開放中“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收獲”——杭州在這些“意外收獲”的疊加下進一步崛起。

在這個城市，平均每天有602個市場主體破土而出。到2022年，杭州有41家企業進入“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數字連續20年位列全國第一。排名前十的民營企業中，超過半數屬于制造業。

市場經濟成為了杭州城市空間擴散的主導。當秋濤路一弄六號矗立了58年的老廠門被拆除，飲料、罐頭的生產線陸續搬遷到下沙和海寧，新的產業革命開始醞釀。

1992年的南方談話后，杭州開始謀劃“沿江、跨江發展思路”，其中一項重要的議題就是拓展城市空間。“西湖時代”就此步入尾聲。

城市生長的接力棒，被遞到高新技術產業手中。

02 錢塘江時代

在人類工業足以征服自然之前，錢塘江一度是危險的代名詞。

錢塘江在唐代被叫做“羅剎江”。羅剎是一種奪人性命的惡鬼，速度極為敏捷。明代嘉靖年間，錢江決堤，江水一路沖擊到海寧城下，“怒濤若雪山駕鰲，雷奔電激”。

由于錢江洶潮，杭州的城市建設始終與江岸保持一定距離，并在城內外挖置數條河道，以分流江潮。杭州城區基本保持在錢塘江北岸與西湖東面的城墻范圍之內，發展軸線與城內的主要河流同向。

杭州2000年啟動第四輪城市總體規劃編制，首次將視線投向錢塘江。

到了第五輪總規中，一方面規劃了江東工業區，也就是現在的大江東，解決了杭州發展旅游業和發展工業之間爭論幾十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錢江新城核心區塊對岸，規劃了錢江世紀城，并用隧道將主城慶春路和蕭山市心路連通，形成一條長約20公里的景觀大道，將錢塘江兩個最耀眼的版塊連了起來。

舊的城市格局開始松動。一個以錢塘江為軸心，以快速路網為支撐，跨江、沿江、組團式發展的大杭州呼之欲出。

錢塘江畔拉開了灘涂治理的帷幕。星船知造看來，一個地區灘涂的演變，就如同產業的興衰——什么時候吸納，什么時候肆意生長，什么時候規范治理——找到城市發展中最復雜問題的答案，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一開始，端倪通常隱在一份紅頭文件里。

杭州灘涂，是在一張國務院18號文件（《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兩輪城市規劃以及三場寒來暑往之后，逐漸消失的。

灘涂首先變成阡陌交通，隨后又生長出樓宇林立——錢江南岸設立了濱江區、北岸設立了錢塘區——它們將共同成長為抵御錢塘江水以及時代潮汐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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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更大背景下看，90年代初，克林頓政府提出的“經濟振興計劃”，中心內容是加大科技投入，美國35個州制定了高技術產業發展計劃。此后數年，以硅谷為代表的研究型開發區遍布全美并迅速席卷全球。

中國也開始啟動“火炬計劃”，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并先后建立了北京中關村高新區、上海張江高新區、深圳高新區等國家級開發區。

在此之前，我國產業集聚大多呈現為以大企業為核心的地域生產綜合體（Territorial Production Complex），此類生產組織形式起源于前蘇聯，五十年代進入中國，典型的例子就是東北老工業區。1990年開始，出現了如浙江“塊狀經濟”、廣東“專業鎮”等新的產業集群。這些集群基本都是中小企業，高度互動，以出口加工為主。

浙江的出口加工區集中在寧波和溫州，杭州的港口資源遠不如前兩者。在這輪產業革命中，杭州提出調整工業結構，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與經濟開發區為發展方向，并推動金魚電器、松下家電等重工企業整體向遠郊搬遷。

該調整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杭州今天和之后的城區面貌。

濱江區和錢塘區分別扮演了高新技術園區與經濟開發區的角色。在其中，又生長出了改變中國互聯網格局和汽車產業格局的巨人。

先看濱江。

濱江區地處錢塘江南岸，因瀕臨江水而得名。濱江的西興津渡曾是浙東運河的起點，南宋時，寧紹平原上的稻米與食鹽從西興進入錢塘江直通京都；來自日本、高麗、中東和東南亞的商賈與貨物，也是從這里入錢塘江再銷往內陸城市。西興連接著古杭州與整個世界。

西興津渡荒廢百年后，1996年，在一片原野上建起的濱江區，通過高新產業集群，重新連接起了杭州與世界。

1980年

1996年

2008年 圖源：杭州市濱江區檔案館《變遷》主題展

1998年，濱江高新軟件園在錢江南岸嶄露頭角。最初僅有浙大中控等六家核心企業。到1999年，園內大大小小企業已有40多家。

這年2月，杭州湖畔花園16棟三層一間公寓里，18個年輕人聚在一起。17個是夜大英語班的學生，還有一個是他們的英語老師。

老師發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說，主題是說服大家一起湊錢，去創立世界上最大的電商公司。話講到一半，樓上漏水了。

“如果失敗了，至少我們是光榮的”，他接著說。

杭州的冬天冷得讓人失去理智，年輕人們被打動了。湊出五十萬，當年就在濱江成立了阿里巴巴。

隨著G20峰會的籌辦以及互聯網經濟高峰的到來，杭州進入極速擴張期。曾是遠郊的下沙、九堡等區域幾乎與老城區連成一體，并由飛地形式向連綿帶發展。

和許多超級大都市一樣，城市與郊區的邊界漸趨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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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錢塘區。

在設立為經濟開發區之初，除了泥濘與荒蕪，錢塘區有的只是幾家鄉辦工廠，一沒產值二沒技術。2012年，長安福特投資7.6億美元建廠，成為入駐的第一家汽車品牌。之后，林肯、廣汽、吉利、麥格納、李爾等70多家汽車及零部件企業先后落地。錢塘成為汽車的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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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臨安撤市設區，杭州面積首次超越上海、南京、蘇州和寧波，成為長三角市域陸域面積最大的城市。兩年后，臨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范圍擴大到轄區全境，形成大江東產業集聚區，一個全新的概念——錢塘新區應運而生。

錢塘新區是一個經濟概念而非行政概念，“制造”是錢塘新區誕生的關鍵詞，它要打造的是世界級智能制造產業集群，涵蓋半導體、生命健康、智能汽車及智能裝備、航空航天、新材料等產業，再造一個杭州工業體系。

星船知造整理 杭州2035規劃中的重點產業及區域

今天，部分產業的退潮使得杭州寫字樓租賃需求收縮，但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的漲潮推動著總體需求增長。在杭州，超八成的新能源汽車在錢塘區生產、組裝。錢江新城寫字樓錄得空置率“連續五個季度下降”。

錢塘江時代，杭州幾乎所有的重要地標，如杭州大劇院、國際會議中心等，都分布在了城東，城西則屬于田園牧歌。看慣了青山綠水的老余杭人不會想到，有一天，腳下這片松軟的土地也會搖身一變，成為“杭州第三中心”。

這一次，一切與“阿里西遷”密不可分。富春江時代到來，杭州再次蔓延。

03 富春江時代

當更遠的區域也隨著軌道交通和城市道路的延伸而不斷被囊括進工業生產的范疇，與灘涂一并消失的，還有大量農田、池塘、山林村莊。

與西湖和錢塘江不同的是，富春江并未被正兒八經寫入杭州的城市規劃。一切更像是在自由市場與一系列大事件疊加下——余杭連同富陽加速擴張，富春江被卷入城西崛起的敘事。

“科創西進”取代“旅游西進”。城西則一度成為一個超級工地。

相比于被規劃出來的城東建設，城西崛起幾乎是市場作用的結果。牽引齒輪轉動的第一個推動力，就是阿里巴巴的西遷。

和傳統制造業需要大量土地修建廠房不同，科技和互聯網公司似乎更看重環境。就像美國的科創企業主要集中在風景秀麗的硅谷，杭州的科創企業也對城西的山水風光情有獨鐘。

余杭區是傳統科教文區，文化底蘊豐厚，距離西溪濕地也非常近。馬云稱這是“夢想中的創業地”。阿里巴巴搬離湖畔花園后的第一個落腳點，就選在浙江大學所在的文三路上。此后隨著企業不斷壯大，阿里一搬再搬，往城西更西處漫溯。

2018年，余杭區的生產總值首次超過蕭山區。以阿里為代表的未來科技城板塊發揮了重要作用。2020年，距離阿里園區4公里的杭州西站動工，解決了城西缺乏高鐵站的問題。

杭州西站是設計師程泰寧院士的一個“超級腦洞”，站場拉開的設計使得陽光可以直接照進站廳，仿佛在建筑體中挖出一個巨大的山谷。“云”是這片山谷最重要的意象，程泰寧把候車大廳叫做“云谷”，把圍繞著山谷的四棟摩天大樓被叫做“云樓”，把城西的未來叫做“云上的日子”。

“云”，既是城西高新技術產業所依托的互聯網技術，也象征著老余杭、富陽一帶的田園風情與市井畫卷。杭州西站將它們連接起來了。

其南面是高密的城景：站在未來科技城奧克斯中心59樓，透過玻璃環廊向下俯瞰，是阿里巴巴西溪園區、vivo全球AI研發中心、OPPO全球移動端研發總部、之江實驗室與建設中的達摩院南湖園區。

其北面是疏朗的鄉村：青山村未來鄉村實驗區、國家版本館、SOHO農舍、數字農創村以及良渚古城。

中間是不斷延展的文一西路：如同著重線般，標示出狹長的城西科創大走廊。

政府、市民、企業再次共同推進了杭州空間格局的演變。只是這一次，不同于傳統產業更多從運輸費用、生產成本、原料供應等維度出發，進行產業選址——數字經濟產業的選址更為靈活。

比如隨著互聯網和科技企業員工的“就近再創業”，阿里巴巴周邊生長出了新一批數字企業——頭部企業、獨角獸、腰部公司和初創企業在同一片區域改變城市的面貌。

星船知造對城市空間演進動力的歸納。政策與市場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間的拓展。

2021，總投資達51億的正泰新能源智能制造項目也落址富陽區，建成后，將形成年產5GW太陽能電池和組件的生產能力。而在此之前，黃公望筆下春江水暖的富陽，支柱產業實際上是重污染的廢紙造紙與粗銅冶煉。

2017年起，富陽區累計騰退高污染高能耗企業近1300家。2022年，杭州的工業增加值中高耗能行業的占比下降了5.6%。意味著告別落后產能、重建產業格局。

富陽自古就是造紙之鄉。改革開放后，富陽依托已有的工業結構，集中發展造紙產業，最鼎盛時有近500家造紙廠，白板紙產量占全國一半，造紙年產值也占據著富陽工業總值的大頭。但污水直排是富陽的歷史遺留問題，也導致富春江被嚴重污染。

2021年1月底，隨著富春江南岸兩根百米高的煙囪相繼熄火，一縷白煙消散在冬日的天空中，最后12家造紙企業至此全部停產。富陽徹底告別了造紙產業。

傳統產業謝幕的同時，一批原先的造紙企業也開始二度創業。

富陽本地人孫加民是浙江科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曾經的公司出現在了首批騰退的造紙企業名單中。他很快將目光鎖定在家用電器設備的電子線路控制板上，創立科強電子，2022年前5個月產值已實現2.3個億。

騰退出來的53.3平方公里土地被規劃為富春灣新城，瞄準高新產業，中科院上海光機所、浙江飛旋科技、富芯半導體等一批高新產業項目相繼落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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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與富陽都曾是杭州的遠郊，是都市人對田園牧歌的追懷。很少有人知道，畫出《富春山居圖》寄托隱居之志的黃公望，實際上住在西湖邊的繁華最勝處——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

當梧桐銀杏、濕地溪流變為立交和隧道，鄉間民房變為樓盤和園區，城市產業新的生命線正不斷延伸。

尾聲

南宋至今，杭州一直是一座消費型城市。杭州人善于經商，白居易稱作是“魚鹽聚為市、燈火家家市”。杭州的民營企業環境與商業內生力量，是在漫長的市民經濟歷史中逐漸形成的。

在本文的調研寫作過程中，星船知造也在杭州的街頭巷尾、田野山路走了走。

距離西湖10公里的朝暉街道，承載著杭州最初邁向工業化的記憶。

朝暉是杭州最早的大型生活社區。1978年，隨著大型工廠、企業與學校的搬遷，朝暉社區開始建設。此后幾年里，朝暉一帶的樓房越蓋越多。到1995年末，長板巷邊的朝暉九區落成，杭州人熟悉的“朝暉九子”聚齊。

夏天傍晚，杭州電視機廠下了班的工人們結伴而行，騎車穿過田野，晚風中是蟬鳴與蛙叫。九十年代，對杭州小囡來說，生日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先去延安路上的照相館拍照，再到斜對面的海豐西餐社吃赤豆湯。

城市大踏步向前，莊稼地、工廠與城市的邊界線后移。延安路繁華依舊，也日漸老派。“西湖牌”電視機停產后，杭州電視機廠變成了西湖電子集團，轉頭開始生產新能源公交車。城市有了新的產業名片。

公交與地鐵穿過今日的朝暉街道，將杭州的過去和未來一并呈到眼前——2號線一端是位于余杭區的“良渚站”，代表杭州文明的開端；另一端是位于蕭山區的“朝陽站”，代表杭州工業的未來。而蕭山和余杭的撤市設區，濱江區與錢塘區的拔地而起，都是城市拓展路上的關鍵性舉措。

鄉間崛起一座座數字產業新城，五湖四海的人們在此間奮斗。城區最摩登處，一轉身就上了山，隱于山水寺廟之間。

在下一次浪潮來臨前，杭州，還有足夠的時間去生長。

參考資料：

[1]《杭州城市建設史研究》

[2]《西湖文化景觀史研究》

[3]《杭州西溪濕地史》

[4]《杭州歷史與文化》

[5]《杭州數字經濟產業空間演變及其影響機制》，《經濟地理》2022年第12期

[6]《我本余杭村上人》不完全燃燒

[7]文中部分圖片出處：杭州市濱江區檔案館《變遷》主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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