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NSE50季度論壇暨2023年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2023.10.28）。

謝謝許磊副院長。尊敬的到會各位專家、各位嘉賓、線上參會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發言的題目是就《以財政政策進一步夯實經濟向好基礎》談一些自己的認識。

大家都高度關注中國經濟運行的態勢。三季度數據出來以后，應該講已經期盼很久的向好的趨勢，比較明朗了。我們今年一季度的時候，總體的發展還是大體合乎預期，在去年只有3%（幾十年來倒數第二低速）的情況之下是向上，同比4.5%。兩會上提出的年度目標是相對審慎的5%左右。當時一般的研究者認為完成這個5%左右沒有懸念，應該可以看得更高一些，比如看到6%左右。甚至有一定影響的研究者說可以看到8%。但是到了二季度4、5、6月間，對發展態勢而言確實有一些負面的消息、一些看起來影響實現原來預期的不利因素：投資仍然不振，消費只主要有場景式消費，外貿出現了滑坡。二季度實際運行結果大家都知道，雖然去年只有0.4%的基數，今年同比只到6.3%，上半年雖達到了同比的5.5%，而那個時候對于下半年的情況悲觀情緒明顯上升，國際上評價更出現了一輪“中國崩潰論”。極端說法當然過去屢次出現，今年這個當口出現，又有我們必須重視的相關問題深化認識的特殊必要。研討的同時，大家高度關注進一步的運行態勢。7月份情況仍然不太好，8月份指標出現向好苗頭，9月份在向好方面進一步得到了指標證實。三季度總體同比增長4.9%，使1-9月份形成的同比增長速度達到5.2%，統計局說明只要四季度有4.4%左右同比增長，就可以達到全年5%左右的引導性目標。

同時也要強調（這也是官方信息里表述的），我們經濟向好的基礎還并不牢固。我感覺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在排除一些極端化悲觀情緒的同時，要正視挑戰和困難。國際上仍然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表述之下復雜的風云變幻、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國內在這么多年運行走下來，直觀地看，2010年到現在，一直是經濟增速不斷下行，哪怕今年我們達到現在看起來很難實現的6%，去年和今年兩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也只有4.5%，是延續下行態勢的一種直觀表現。但是我愿意特別強調，2023年年度同比，現在看是站在5%以上（實現今年5%左右已沒有懸念），主要是比5%高多少的問題。這樣一個同比站在中高速下限以上的水平，明后年是不是可以延續？至少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八九不離十的前瞻：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明后年大概率上，不會出現新低，不會出現2020年、2022年那樣的低速度。我們經過努力，我認為非常有希望延續著同比增長在5%以上區間的運行態勢，如果處理得好一些，是不是還可看得更高？當然我知道在這個發展前瞻方面，仍然有明顯的認識分歧，現在有一些預測說，明后年速度會低到5%以下。現在也要實事求是地承認，經濟學家的研究、努力發展的有模型預測方法來做量化前瞻形成的認識，都不敢說有多么高的精確度，因為這是全世界的難題。做經濟運行特別是短期、下一年度的經濟運行的前瞻，大家必須不斷地跟著勢態變化做調整，國際上最著名的預測主體還在不斷地調整對中國經濟前瞻的數據，世行也好，央行也好，摩根士丹利也好，都采用這種方式。我作為研究者，還是基于綜合判斷就主導趨勢談一下看法：

中國客觀具備的經濟社會的“成長性”，結合對工業化、城鎮化現在所處階段的基本判斷來說，仍然有后面巨大的潛力發掘空間，仍然有未來可觀的推進縱深。客觀的成長性支撐，加上主觀的努力，我們進一步調動全要素生產力里面的潛力，進一步通過解放生產力，延續中國追趕、趕超的現代化進程，這方面總體來說是有不確定性旁邊相當大比重的確定性的。只要在我們自己的努力掌握中，把創新發展第一動力真正務實地落到運行層面，我認為明后年，我們至少應該考慮在今年四季度很有希望繼續向好基礎之上，力爭引導性目標放到5%或更高一些，實際結果要爭取向5.5%這種更合乎意愿的增速水平去靠近。我也覺得并不排除——如果我們做得更漂亮一些的話——明后年可以在5.5%左右甚至再高一點的速度上形成我們的發展態勢。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進一步發掘主觀角度的政策潛力，夯實當下經濟向好的基礎，力求利用2023年契機之年我們已經看到的新起點，同比年度站在中高速下沿之后，延續到明后年——這就實現了引領新常態、由新入常的“L型轉變”。這樣的意義對于推進“新的兩步走”現代化戰略，對于從短期銜接中長期到長期，是不言而喻的，是關系到整個全局中心工作能不能如愿按照原來戰略構想和其需要的運行上的基本保障速度、推進節奏而達到一步步行穩致遠的結果。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愿意特別評價一下財政政策最新閃亮出臺的政策措施。

大家都關注本月2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國務院增發國債和2023年中央預算調整方案，1萬億元國債的具體處理，大家都關注到了它的相關要領，是中央用自己“金邊債券信用”籌集資金，然后以轉移支付的方式交給地方政府層面使用。今年的赤字率由此抬高到3.8%，實際上這個赤字率的擴張效應是跨年度的，1萬億元所籌集資金今年之內用5000億，另外5000億用到下一年。這種相機抉擇調節，完全符合在邏輯框架下所說的夯實經濟向好的客觀需要，可望由這樣的政策發力進一步給以后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加碼，使市場信心進一步得到提振，預期向好。具體安排，是非常明顯地在擴大內需總量擴張旁邊，匹配上了聚焦到結構優化8個方面的重點用途，最概括地說就是在貫徹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災后關于重建進一步提升我國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指導方針方面，形成了非常有力的貫徹落實措施。同時，這也是在中國整個供給體系優化方面，從基礎設施、基礎硬件條件建設方面去支撐未來長久的發展，增加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具體分析下來，這樣一個措施還匹配著財政政策發力的另外兩個可以提到的重要方面。一個是沿用過去經驗，在現在工作部署上明確地說，把明年地方債可用2.7萬億元的規模提前使用，這也是年度之間銜接方面積極有為的一個配套措施。過去有過這樣的先例，現在這樣的當口，用這樣的措施來匹配，力度也相當可觀。還有一個，我知道大家擔心的地方運行方面財力緊張伴隨著債務壓力怎么得到化解，現在聽到實際工作一線的信息，是有具體的化債方案，也是前些年已有的債務置換經驗在當下的具體設計。這種債務置換是在協調之下方方面面可以接受的，銀行系統在資產質量方面能夠得到提升，財務表現上可能利息水平會調低，但總體來說是合理的，符合著我們行穩致遠的客觀要求。

三個角度的財政政策合在一起非常值得稱道。當然對社會上的一些議論也可能需要在討論方面點到為止做一種評價。有一種說法，似乎帶有“大放水”的特征。中國年度GDP規模已是120萬億元以上，財政收支盤子是20多萬億元。這方面1萬億國債增發的分量，雖然在赤字率上表現提高0.8個點，但根本還說不上所謂的大放水。我國對赤字率安排相對審慎，一般按照不超過3%的界限做安排（過去有些情況下也曾經超過3%）。這次跨年度概念上，本年超過3%，明年如果發展的態勢不出意外，赤字率最大可能有所回調。在安全區內處理公共部門的負債和赤字擴張，我們是有把握在相機抉擇的同時控制在安全區內的。馬約劃出3%的財政赤字率，是匹配當年已看清楚的歐盟成員國已經形成了貨幣同盟，匹配上財政紀律是客觀需要，那個3%沒有理論論證，就是整數的經驗數據，為大家認同一個預警線，絕對不是所謂“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而不能逾越。實踐中歐盟國家早都逾越了，美國、日本根本不認所謂的3%界限。中國相對審慎處理這個問題，在當下達到3.8%，是積極有為，總體來說我們有把握動態地在安全區內運用公共部門的發債空間和掌握赤字率水平。而且從現在的展望來看，客觀因素配上主觀努力，中國完成L型轉換局面可以在后面“十四五”兩年對接到“十五五”來實現，我們赤字率的表現一定會在這次提高以后又做回調，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具體對這次1萬億國債方面，我愿從三個視角上簡單做一個研究者的點評。現在的方案，是對積極財政政策加力和提效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是我們一直在新供給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探討的，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要有合理對稱性聯結連接方面，處理得相得益彰的一個很好案例。增發國債、提高赤字率、實現擴張，當然是對擴大內需的總量調節、需求管理，同時又有鮮明的結構優化、供給管理等方面的具體設計，問題導向之下，這筆財力首先是在2023年災情沖擊之下，提升未來防洪、排澇、抗災等的基礎條件能力，要匹配優化水利灌溉體系，助力高標準農田建設，治理水土流失，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等等一系列的結構優化，這樣使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形成了相得益彰的關系。

再一點，很顯然這個方案在設計和試行中，可以比較好地將中央政府的信用和地方政府執行體系的積極性相互結合。以“金邊債”高信用等級相對低成本地籌集資金，然后以轉移支付的規范方式交給地方執行系統，拿到財力以后解燃眉之急和應對特別重點的支出需要，是很好的“兩個積極性”的結合和匹配。這樣我們可以把比較低的發債成本、比較高的管理效率、資金效率，和執行環節的業績激勵、工作一線的積極性合為一體。

第三點，我們是在以財政政策服務大局中運用了公共部門舉債支持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安全空間。這個方面我們還有底氣，現在運用的空間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沒有特別需要，當然我們也是積極而穩妥地掌握這種發債空間、赤字率提高的安全區里潛力的調動與運用。當下的措施，服務于全局的需要，應該肯定為是以財政政策發力進一步夯實經濟向好基礎的非常有意義的服務全局之舉。

我這些看法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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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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