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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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

——[北齊]顏之推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耕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是人們在農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思想、文化、價值取向、社會行為方式等，它蘊含著豐富的倫理道德和深厚的思想觀念，在人與自然相處過程中，形成了重農、尚農的習俗風尚，并逐漸滲透在人們的生活中，潤澤眾生……

農耕文化的起源

> 山野農耕 視覺中國 / 供

關于農耕文化的起源傳說，民間流傳諸多，如“盤古開天辟地”“女媧造人”“炎帝農耕”“舜耕歷山”“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家喻戶曉，流傳甚廣。

盤古開天辟地的傳說，是古人對人類始祖的神化，體現出中華民族向往光明，為造福人類社會無私奉獻的偉大精神。是誰創造了人類社會？傳說告訴人們，是勞動人民自己。勞動者在勞動中不斷積累經驗，用群體的智慧，不僅創造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也為后人留下了許多美好傳說。女媧補天的傳說道盡了人類對泥土、對土地的一種依賴。傳說女媧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是華夏民族人文的先始，是福佑社稷之神。女媧創造生命，又庇護生靈免受天災，是被民間廣泛而又長久崇拜的創世神和始母神。

“山西農耕歷史之悠久，文化積淀之濃厚，內容之豐富，在中國農耕文化的大家庭里，居于領先地位。”這是中國農業博物館研究所專家胡澤學先生考察山西后編纂的《三晉農耕文化》一書中所記載的，關于“炎帝農耕”的碑刻、古跡、習俗、傳說，在山西長治、晉城一帶數不勝數。農耕文化的起源傳說揭示了人類在歷史進程中不時受到自然災害的侵襲，災難深重。在中國，土地的利用史也是人類和一切自然災害抗爭并順應自然的歷史。萬物皆有源，諸事都有其發展規律，不是憑空而來，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樸素的自然演化思想。可以說，中華五千年文明因“農”而生，因“農”而興。

中國是世界旱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旱作農業主分布于秦嶺—淮河一線以北的廣大北方地區，次為南方丘陵山地區，至少應包括黃河流域和西遼河流域兩個具體起源地（劉國祥，2022）。

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自成一體，綿延不斷，與其自然條件密切相關。8000~3000年前，黃河流域處于全新世的氣候最佳時期，又稱仰韶溫暖期。夏商時期，黃河流域的氣候也十分溫暖，當時的亞熱帶北界約在今河南北部的安陽一帶，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出2℃~5℃。降水量也較今日多些，黃河流域的土壤多是原生黃土和次生黃土，土質肥沃疏松，土壤結構優良，儲水和排水能力強，養分和水分易上升，為農作物所利用。與長江流域相比，黃河流域的地下水位較低，加上土壤滲水性好，方便灌溉，且不易形成長時間的洪澇。黃河流域的農耕即產生于這種有利的自然條件下。

西遼河流域也是另一個旱作農業的起源地。目前許多學者認為，西遼河流域的自然環境具有脆弱性、多邊性和不穩定性，導致食物短缺，當地的草原生態系統雖較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水源，加之粟、黍生命力頑強，完全具備農業發展的條件，可能催生原始農業。

農耕文化的演變

農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個漫長過程，早期的采集狩獵、原始農耕以及農業生產是沒有文化層面的。鄒德秀在《綠色的哲理》（農業出版社，1990）一書中指出了采集、狩獵時期，原始農耕時期，以及農業生產中的動植物文化現象。

采集、狩獵時期

在農業產生以前，人類文化的表現形式與當時的采集、狩獵活動密切相關，基于采集、狩獵活動而創作的展示物質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手繪圖畫頗多。例如，法國多道尼地區峽谷的石灰巖壁上有許多巖洞，是人類的早期居所，巖壁上有克羅馬努人的藝術品，年代為公元前2.6萬年至公元前1萬年，正是農業出現以前的采集、狩獵時代。他們對動物精細觀察、生動描繪，留下的壁畫和雕刻，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精神世界。再如，在西班牙阿達米拉巖洞中，有一幅野牛巖畫，后來在法國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其他洞穴巖畫中也陸續發現此類繪畫。考古學家確認其原始性，驚嘆其藝術水平的高超。四川成都百花潭戰國墓出土的宴樂漁獵攻戰紋壺，生動描繪了狩獵場面。還有在云南淪源縣，新疆尼克勒、額敏、裕民等縣，內蒙古陰山西段，以及甘肅酒泉地區都陸續發現巖畫，有狩獵等場面，有牛、羊、狗等動物形象，雖然不能確定具體年代，但這些無疑是原始的藝術。

原始農耕文化

中國的黃河流域，在六七千年前母系氏族階段進入繁盛時期，仰韶文化是這一時期的代表。陶器上的彩繪反映了當時的農業生活。例如，動物花紋、植物花紋、昆蟲花紋及編織花紋，反映了當時的植物栽培和動物飼養技術。1981年，河南臨汝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一件陶缸，陶缸表面畫有一只鸛鳥，一尾大魚和一柄石斧，栩栩如生的畫面生動再現當時的漁獵活動和農業活動。這時的繪畫還不是獨立的藝術品，只是作為器物的裝飾附著其上。新石器時代還有大量的陶塑、木雕、骨雕、石雕，早期的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有兩件豬和羊的陶塑，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也曾出土了帶有豬、羊、狗形象的陶塑，等等。

美洲特殊的食物來源形成了與玉米、馬鈴薯直接相關的農業文化。“秘魯”在古印第安語中意為“玉米之倉”；特拉洛克的名字意為“來自土地”，特拉洛克神就是印第安阿茲特克族崇拜的玉米神，是阿茲特克文明中人們信仰程度非常高的神明之一；還有以玉米命名的部落，如玉米族、青玉米族，人們把玉米植株和穗的圖案繪在廟宇、神像上，織在編織物上，刻在陶器上；印第安人把馬鈴薯尊為“豐收之神”，如果馬鈴薯欠收，就舉行盛大的祭祀，祈求馬鈴薯神保佑豐收；秘魯印第安人的陶器上的馬鈴薯圖案，反映了美洲與馬鈴薯相關的獨特農業文化。

農耕文化的轉化過程

勞動工具的制造過程包含了人類的智慧、人類對美的追求，勞動工具可作為藝術品的雛形。比如，釜、鼎在早期只是一種炊具，后來則成了藝術品。考古出土的大量銅鼎，絕大多數是藝術品，可作為國寶傳世。石片經過加工，向勞動工具演進則變為石錛、石鏟，向工藝品演進變為圭、璧，向器樂演進變為打擊樂器（如磬等）。例如，山西夏縣出土的夏代的磬，帶有工具的特征，和石犁很像，是工具和藝術用品的過渡形式；商代出現了十六枚一套的編磬，已是專門化的樂器。

舊石器時代，人們身著獸皮，載歌載舞之下將護體的獸皮撐開，用手敲擊，產生有節奏的聲響，可以說是鼓的前身。再如，弓是舊石器時期的主要工具，在制作和使用過程中，由于弓弦的長短、粗細、松緊、質地等不同，會發出不同的聲音，可作為弦樂產生的前史。再者，中國西部的少數民族從事畜牧業，樂器來自畜牧用具，材料取自畜產品，樂器有角、笳、笛、琵琶，等等。角是用牛角加工而成，后來才變為銅制的大喇叭。笳是用羊骨或羊角做的管笛，也作為匈奴人的馬鞭。目前新疆博物館里還收藏有三孔骨笛。笳和笛在古代均稱為吹鞭，一物二用，既作馬鞭，又作樂器。

勞動中的聲音和動作節奏是歌舞的胚胎，這在《呂氏春秋》《老學庵筆記》《晃州廳志》等書中均有描述。例如人們勞動時，用足底部有節奏踏地的動作形成了“踏歌舞”，唐代劉禹錫的詩《踏歌行》“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的詩句就是對其生動的描繪。

諸上所述足可說明，從工具、器物到藝術品和藝術用品的轉變，每個人都是生產者，也是文化的創造者。

> 青銅釜（戰國）

> 鼎（商代后期）

> 石錛（新石器時代）

> 石鏟（商代）

> 圭（戰國）

> 璧（漢代）

農業生產中

與動植物相關的文化現象

與牛相關

在傳統農業階段，牛是很寶貴的財富，因而產生了一系列與牛有關的文化現象。

古羅馬瓦羅在《論農業》第五章里記載了與牛有關的內容，書中敘述：公牛是人在田間勞動的伙伴，是色列斯（Ceres，羅馬神話中的谷物女神）的仆人，古時人們是如此堅決地保護其生命，以致任何殺了公牛的人都被處以死刑。雅典的希阻蓋斯，是第一個把公牛駕到“軛”里的人，被認為是雅典的第一個農夫，他因公牛而富有盛譽，由此可見，羅馬時代與牛有關的文化現象，反映出牛對人類生活產生的重大影響。

在中國古代，牛是重要的牲畜之一，商代已有牛車，《易經·系辭下》：“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百里奚因善養牛而做了官，《莊子·田子方》：“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肥，使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為了保護牛，古代有牛衣，用麻織成衣披在牛身上，《漢書·食貨志》：“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晉書·劉實傳》：“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

與牛有關的著名神話——牛郎織女，在《古詩十九首》《荊楚歲時記》《風俗通》中均有記載；與牛有關的書畫作品如牧童吹著牧笛，牧牛于田野，是中國古代詩畫的重要內容。王敷《農書》載：“牧笛，牧牛者所吹，早暮招來群牧，猶牧騎者鳴茄也。當于杜野間說之，何知時節和歲豐，寓于聲也；每見圖書，詠為詩歌。實古今太平之風物也。”牧牛固然有田園詩的意境，然亦包含著艱辛。南宋李迪在《風雨歸牧圖》上題詩道：“冒雨沖風兩牧兒，笠蓑低綰綠楊枝。深宮玉食何從得，稼穡艱難豈不知。”

> [南宋]李迪《風雨歸牧圖》（局部） 視覺中國/供

與馬相關

牛力大而有耐力，馬速度快而靈活，各有所長，各有所用。養馬和使用馬的制度，稱之為“馬政”。“馬政為養馬之政教也。”周代設有管理馬政的官職。《詩經》說衛公文有好馬三千。《史記·蘇秦列傳》說燕國有戰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趙國有車千乘，騎萬匹。秦人活動在西北地區，善養馬。漢代，西北邊地建立了6個牧師苑，管36個馬場，養馬30萬匹。

馬多用于戰爭、騎乘或駕車。商代發明了車駕，既用于運輸，又作戰爭中的戰車。歷史上游牧民族常常用騎兵戰勝并統治了許多文化先進的民族。牛耕和馬耕在歷史上互相配合，特別是近代歐洲推行半機械化的馬耕，使農業生產大為提高。中國歷史上，馬耕不如牛耕盛行，而馬作為傳信工具，奔馳于驛站之間，亦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與粟相關

粟，在漢代以前是北方的重要作物，其影響涉及北方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中國，7000年前的磁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粟。5000多年前的半坡遺址，既出土了炭化粟殼，又有刻畫粟的圖形。《尚書·虞夏書·禹貢》記載夏代“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氾勝之書》把粟列為五谷之首。在《齊民要術》中，粟仍排在首位。粟作為軍事上的重要物資，《淮南子·主術訓》中說：“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史記·蘇秦列傳》形容燕的強大時說：“地方二千余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

粟的貯存又涉及國之強弱。在粟作為主要糧食的情況下，粟米作飯、作黃酒；粟糠是豬的主要飼料，粟桿喂馬，極具營養。在醫藥價值上，《神農本草經》中寫道：“粟米味咸微寒，養腎氣，除胃熱、治消渴（糖尿病）、利小便。”因為粟在糧食中占有首要地位，所以有時就把粟作為糧食的總稱，而且把管農業的官也以粟命名。唐堯時的棄善于種植稷（粟），而被后人尊稱后稷。《爾雅翼》說：“稷為五谷之長故陶唐之也；名農官為后稷，其祀五谷之神，與社相配，亦以稷為名”。秦代設“治粟內史”，西漢設“搜粟都尉”，著名的趙過就曾任此職。周代把后稷作為農神，把土地作社神，并以社稷作為國家的代名詞，祭稷神、社神的活動流傳久遠。

古代有關“天雨粟”的傳說很多。《淮南子·本經訓》描述：“神農之時天雨粟”；《風俗通義·正矢》描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歷代不少詩人以粟為題材，杜甫在《杜陵叟》有“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李紳在《憫農二首》中有“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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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農思想

與中國傳統農業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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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記載“以九職任萬民”，而九種職業中前四類均與農業有關，“一曰三農（指平地、山、澤之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殖鳥獸”。

春秋戰國是農本思想的形成期，管仲、李悝、商鞅、韓非子及荀子都有豐富的重農思想。

在漢代有以粟“拜爵”“除罪”的重農政策。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唐太宗提出：“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清康熙帝曾作《農桑論》：“王政之本，在乎農桑”。

“耕讀傳家”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理想的家庭模式，既要有“耕”來維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讀”來提高家庭成員的知識水平。關于耕讀關系的認識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出自《論語·衛靈公》）。南北朝之后有關家教類的書籍多數都有關于“耕讀結合”的勸誡。顏之推（531—約597年）在《顏氏家訓》中說，如果只讀書，不了解農業，不參加農業勞動，“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只讀書，讀死書是不可取的，人們可以通過農業勞作感悟生活的酸甜苦辣，通過農業勞作找到當家、做官的正確之道。張履祥（1611—1674年）在《訓子語》里也說，“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讀，禮儀遂亡”。可見當時的人們對耕讀文化的重視。

清代宮廷畫家焦秉貞繪制的《御制耕織圖》，其中的耕部詩，包括“浸種、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蔭、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場、持穗、舂碓、篩、簸揚、礱、入倉、祭神”，堪稱經典農耕文化記載。

中國傳統農業哲學，集中表現為天、地、人相統一的思想以及時空與五行相配合的循環理論。

《呂氏春秋·審時》一文，“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西漢農學家氾勝之強調在農業生產中人的作用是“趨時”（趕上時節）和“和土”（改善土壤狀況），“得時之和，適地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這蘊含了對天、地、人關系的認識。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概括經營農業的指導思想是“順天時，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不是這樣則“任情返道，勞而無獲”，這就像“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空；迎風散水，逆坂走丸，其勢難”。南宋農學家陳敷提出“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盜”字表現出人主動地巧妙地去爭取天時地利。元代農學家王楨提出，進行農業生產必須做到“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這里的關鍵是“存乎其人”，時宜地宜都要靠人去把握。明代的馬一龍說：“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則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這里除天時、地利之外，又加上“物性”的因素，即掌握作物本身的特性。清代的幾位農學家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浦秣農咨》說：“農之為道，習天時，審土宜，辨物性，而后可以為良農”。《農丹》一書中說：“天有時，地有氣，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詩經》記載，公劉在規劃土地時很重視“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呂氏春秋》分析了土壤性質的幾堆矛盾——“力”與“柔”（堅硬與黏和），“息”與“勞”（休閑與種植），“棘”與“肥”（瘠薄與肥沃），“急”與“緩”（緊密與疏松），“濕”與“燥”，認為這些矛盾可以通過耕作而相互轉化。

美國學者羅素（1872—1970年）、費正清（1907—1991年）、魏特夫（1896—1988年），法國學者謝和耐（1921—2018年）對中國的農耕文化也有一些論述，他們大多數持有一個共同觀點——中國傳統農耕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它孕育和塑造了中國人的道德品性和情感觀念。羅素認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扎根于中國古代文明之中，離不開當時的自然環境，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黃河流域是中國人最初聚集的地方，他們在這里生活、從事農業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創造了極其燦爛的文明，是其他文明所不能比的（伯特蘭·羅素：《中國問題》，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1月）。他根據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提出了農業文明的概念。農業文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顯著特征之一。中西方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科學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顯著特征，而對人生理想的思考和追求，是中國文化的魅力所在。由此，羅素提出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相結合，相互交流和借鑒（伯特蘭·羅素：《中西文明比較》，東方雜志，第21卷第4號）。

傳承農耕文化對綠色經濟

發展和鄉村振興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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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與“魂”，深刻影響著華夏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是實現人魚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根基。因為農耕文化與綠色發展理念不僅具有相互促進的關系，而且“農耕文化”還表現出人們的綠色體驗。

比如，農耕文化中的“順天應時”“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均體現出人們追求“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思想境界。這種思想理念敬畏自然，具有樸素的綠色生態理念；而綠色發展理念強調了經濟發展并非單一追求較高的經濟指標，而是利用技術進步推動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再如，中國民族自古就有一種向往“種豆南山下”的田園生活情懷。在城市，農耕文化傳承的主要方式為展覽館的展陳，通過展示農耕器具、農耕場景，讓都市人群隨時可以體驗中華民族傳統農耕文化精髓；城市工作的人群，有時會選擇在周邊的郊區或田園體驗回歸山水的生活狀態。在鄉村，自然鄉村風光必然會受到當地人民及外地游客青睞。農民早已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狀態轉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當今國際糧食貿易風險頻發和價格波動的形勢下，我國耕地后備資源不足和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等問題凸顯，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至關重要。從哲學角度思考，“藏”包含優質耕地的保護、中低產田的整治和修復等；“糧”則涉及糧食系統的類型、生產、需求、貿易、浪費等生命周期全過程；“地”的本質為永久基本農田，包括現有耕地、“非糧化”與“非農化”的耕地，以及可盤活為耕地的農村低效建設用地；“技”包括資源保護和農業生產的科學技術、工程技術和管理技術，通常需要經過長期探索和實驗推動技術的進步，彌補生產效率方面的缺陷，實現管理理念創新，進而有效指導實踐。

因此，充分利用農耕文化的本土優勢，呼應民眾對山川河流、對故土家園的留戀和向往，汲取和弘揚農耕文化的倫理精髓，營造“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基層文化新生態，這本身就是一種基于中國傳統、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中國方案。這就要求我們要充分利用優秀傳統農耕文化中豐富的物質遺產，汲取農耕智慧發展現代農業。比如，雜交水稻的育成離不開野生水稻的配種，傳統的農作物品種（水稻、玉米、小麥等）可以作為未來的農業基因進行儲備，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意義重大。

祖先留下的巧奪天工的傳統農業工程，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應繼續予以重視。例如，云南哈尼族人民在世代生產生活實踐中探索出獨特的土地利用方式，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構”的農業生態系統，森林涵養水源，村寨升騰人氣，梯田提供食糧，水系潤澤大地，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經歷1300 多年開墾最終打造成型的哈尼梯田，如今依然能夠以種植水稻、養魚養鴨等方式直接發揮生產作用，高效地提供原生態的糧食。與此同時，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哈尼梯田在吸引大批游客觀光旅游之余，成功打造出“梯田紅米”“梯田黃酒”“梯田鴨蛋”等特色農業品牌，并通過電商平臺推廣至海內外市場，為當地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

在珠三角地區，“桑基魚塘”早已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農業生產形式，通過將種桑養蠶與池塘養魚相結合，在池塘邊上種桑樹，用桑葉養蠶，以蠶蛹等作為魚餌，然后又用池塘底部的淤泥作為桑樹的肥料，由此形成一種生態環保且利用率高的生產經營模式，這種傳統的農耕方法既很好地服務于鄉村農業發展，又自覺參與了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建設。

因此，作為中華民族的“根”文化，傳統農耕文化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能“看家育人”，還能嵌入鄉村治理，引導社會形成家庭和睦、鄉風文明新風尚，實現新時代農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向往。

中華傳統農耕文化是山川河流、故土家園孕育出的文化，深刻蘊含著中華民族對自然萬物、人的本質及社會關系的深刻理解，現代化美麗鄉村的構建，理應從這種傳統智慧中汲取營養。當今，我們要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挖掘傳統農耕文化蘊藏的思想理念、思維方式、經驗智慧，以及制度設計等，從文化的本質上予以繼承和弘揚。

作者： 白中科

編輯： 陳 慧 張佳楠

排版： 何陳臨秋

審核： 刁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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