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吳曉波 吳東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發表于《China Economist》2023年第4期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追趕到超越追趕的技術追趕方式轉變，創新驅動從開放條件下動態的二次創新轉向高水平開放條件下的一次創新。本文通過考察新興智能制造和獨角獸企業兩大創新驅動新勢力，提出在技術生命周期加速縮短、技術范式加快轉變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中國迫切需要加快建設助推企業超越追趕的新型國家創新體系，擺脫既定技術范式制囿，搶抓“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本文將為中國以創新驅動引領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展望未來，本文還提出創新驅動必須保持對快速發展趨勢的適應。

關鍵詞

創新驅動 范式轉變 技術追趕 超越追趕

Science雜志曾于創刊125周年之際公布了125個全球最具挑戰性的科學問題，其中有一問：“為什么一些國家向前發展，而一些國家發展停滯？”(Kerr, 2005)。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較之于發達國家低。前者的技術追趕過程常常表現為不斷向后者學習。盡管這種后進者向領先者的學習未曾中斷，并且我們的確看到發展中國家在保持不斷進步，但這種技術篇、差距始終難以彌合，拉美和東南亞等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慘痛教訓令人扼腕，而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實現了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的趨近，甚至在部分領域實現了超越。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不僅具有典型性，而且具有特殊性，也是西方經典理論難以解釋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到底是什么?改革開放以來，華為等一大批領袖企業依靠創新驅動迅速崛起的事實，從實踐上回答了這一問題。

一、創新驅動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表現

(一) 創新驅動成為增長第一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從1978年到2022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5%，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并且離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差距還在快速縮小之中，見圖1。在貿易方面，中國積極開展對外貿易，特別是加入WTO后，出口規模不斷擴大。2022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2.07萬億元，貨物貿易出口國際市場份額接近15%，連續6年保持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地位。在工業化方面，中國逐步實現了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以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22年中國全部工業增加值達40.2萬億元大關，占GDP比重達到33.2%；其中制造業增加值達33.5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7.7%，制造業規模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2022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美國僅占16%；而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還只有6%，遠落后于當時位居全球第一的美國。

如果對比改革開放后中美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發現它們之間存在非常強的相關性，這與改革開放之前兩國工業發展的獨立性形成鮮明對比，見圖2。一方面，中美制造業在國際比較分工上具有互補性，中國制造業在低端產品制造方面具有優勢，而美國制造業在高端產品制造方面更具競爭力，雙方在全球制造業價值鏈上的合作，會影響到彼此的制造業增加值增長率；另一方面，中美制造業在全球商品市場上相互依存，美國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中國是美國的制造業生產基地之一，中美經濟的發展狀況會對彼此的制造業增加值增長率產生影響。中國制造的產品已經走進了美國的千家萬戶，以至于沒有中國會讓美國消費者的生活便利性大打折扣，成本代價高昂(Bongiorni，2007)。

為什么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認為中國采取的“最糟糕的理論”卻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中國為什么能維持如此快速的增長?是西方眼中“最糟糕的政策”讓中國產生巨大的成功嗎?還是取決于中國還有多少后發優勢，取決于中國與高收入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林毅夫，2019)中國這一個被西方國家視為具備充分低成本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經濟體，其增長卻是由技術變革這一本國相對匱乏的生產要素所驅動。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務實的創新驅動才是維持經濟穩定和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堅持以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是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力量(吳曉波、吳東，2018)。2022年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達3.1萬億元，僅次于美國，研發經費支出比上年增長10.4%，已連續7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從1978年的1.45%提升到2022年的2.55%，其中基礎研究經費達0.2萬億元，基礎研究投入比重自2019年以來連續4年超過6%。盡管中國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全球依舊偏低，但增長迅速，已成為全世界研發支出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中國授予專利權432.3萬件，PCT(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專利申請受理量7.4萬件，有效專利1787.9萬件，其中境內有效發明專利328萬件。從專利數量上來看，中國自2001年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

(二) 持續增長的商業領袖

經濟強大的背后是企業的強大。《財富》世界500強的數據表明，在1989年中國僅有1家企業進入榜單，而到了2019年，中國以129家的數量首次超越美國的121家。歷史上日本在1995年曾以149家的數量最為接近美國的151家，但是美國始終牢牢占據榜單的首位，而日本則從巔峰一步步滑向失落的二十余年。2022年中國已經有145家企業(其中民營企業28家，占五分之一)進入榜單，超越美國的124家，也遠高于日本的47家，中國上榜企業營收占世界500強總營收的31%，首次超過美國，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跌落，也標志著中國企業全面進入到與西方跨國公司同臺競爭的新時代。

中國企業體量上日益增長同時，其創新績效也顯著增強。根據全球知名企業管理咨詢公司——波士頓咨詢公司2022年最創新公司排行榜，中國的領軍科技企業華為(第8位)、阿里巴巴(第22位)、聯想(第24位)、京東(第30位)、小米(第31位)、騰訊(第41位)等公司進入了榜單前50。在《2022年歐盟產業研發投資記分牌》展示的2022年全球研發投入百強企業中，中國企業共有19家進入榜單，華為的研發投入達195億歐元，在榜單中位列中國第1位、全球第4位。其他入榜的中國企業還包括阿里巴巴(第17位)、騰訊(第18位)、中國建筑集團(第34位)、臺積電(第48位)、百度(第53位)、中國鐵路總公司(第54位)、鴻海(第55位)、中國交建(第56位)、聯發科(第59位)、上汽集團(第61位)、中國鐵建(第62位)、中興(第70位)、美團(第82位)、中國電建(第85位)、中國中冶(第91位)、中國石油(第92位)、快手(第94位)、網易(第98位)。

世界級領袖企業的背后是世界級的領先市場。在新興數字經濟領域，中國秉持開放并擁抱的態度對待新技術和新經濟，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機會窗口(吳曉波等，2019)。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人，占世界用戶總數的21.56%，形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網絡社會。網絡支付用戶數量為9.11億，網絡購物用戶規模為8.45億。中國網上零售額達13.79萬億元，而美國僅1.09萬億美元，中國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4萬億元的31.34%，占到全球電商零售額的37%。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移動通信網絡。中國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達16.83億戶，5G移動電話用戶達5.61億，占移動電話用戶總數的33.3%，發展水平領先全球。中國互聯網上市公司數量達到159家，總市值達10.3萬億元。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萬億元，占GDP的比重超過40%。全國在用數據中心超過650萬標準機架，算力總規模位居世界第二。重點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58.6%，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77%。

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集成全球科技創新，以數字技術應用和場景創新為重點，后發先至，成長為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大國，同時在多個領域成就了一大批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數字經濟領袖企業，如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通過吸納全球最龐大的用戶，構建了全球最豐富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極大助力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誕生了諸如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車聯網、平臺經濟等大量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并為科技創新突破提供了更多場景和模式支持。

(三) 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中國經濟的成功更多歸功于企業創新及其背后的企業家精神。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涌現出一大批勇于探索、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他們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經濟轉型和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些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推動下，中國逐步確立起了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企業開始作為市場經濟中的基本單位和創新活動的核心組織者，在市場競爭以及創新鏈產業鏈融合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家一方面在市場中擔當技術供給的領頭人，不斷推動技術創新以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另一方面通過更準確地了解市場需求和變化、更快速地響應市場變化提供更加創新的產品和服務。

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中國企業擁有的技術、人才、資金等資源基礎薄弱，但通過企業家精神不斷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推出更加契合市場需要的創新產品和服務，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效率和性價比，獲得了更高的市場認可和競爭優勢。在產業成熟期，他們通過成套成熟技術的引進快速追趕，推動了引進技術的商業化和本地化過程，為本地市場提供了適配的技術，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世界工廠地位的形成。而在產業新興期，他們勇于冒險和試錯，用全球視野積極探索新技術新賽道，加快推進超越追趕和創新動能轉換，抓住“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推動并塑造了新興技術范式，培養自主可控的創新能力，實現穿越周期的發展，吸納并培育了大批創新型人才。企業家精神引領企業不斷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帶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引領行業發展方向，推動整個產業向高端制造業和高附加值方向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這些都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四) 穿越周期的產業增長模式

在一些科技產業，中國表現出了非連續的增長過程，其實質就是一種具有方向變化和深層次結構轉變的長期增長模式，即建立在技術范式轉變基礎上的增長模式。以顯示器產業為例，中國從CRT領域的陪跑者，到LCD面板領域的跟跑者，到OLED面板領域的并跑者，以京東方為代表的面板企業，通過持續的研發投入，充分利用技術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開展超越追趕，塑造了穿越周期增長的成功案例。京東方成立于1993年，當時全球液晶面板技術還處于起步階段，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在液晶顯示器領域占據了絕對優勢。如今，作為全球半導體顯示產業龍頭企業，京東方帶領中國顯示產業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大、從大到強。目前全球每四個智能終端就有一塊顯示屏來自京東方。全球市場調研機構Omdia和群智數據顯示，2022年，京東方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顯示器、電視等五大應用領域液晶顯示屏出貨量均位列全球第一。截至2022年，京東方累計自主專利申請已超8萬件。美國專利服務機構IFIClaims發布2022年度美國專利授權量統計報告，京東方全球排名第11位，連續五年躋身全球TOP20；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2年全球國際專利申請排名中，京東方以1884件PCT專利申請量位列全球第七，連續七年進入全球PCT專利申請TOP10。京東方甚至還在柔性顯示等新興技術領域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為中國在全球高端制造業領域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貢獻。

另一個實現穿越周期增長的產業是ICT(信息與通信)產業，典型的領軍企業是華為。華為創立于1987年，當時中國的信息與通信市場被西方發達國家企業長期占據，形成了“七國八制”的局面。即市場上總共有八種制式的機型，分別來自七個國家：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國的朗訊、加拿大的北電、瑞典的愛立信、德國的西門子、比利時的BTM公司和法國的阿爾卡特，其中日本的NEC和富士通分別占據了兩種制式。華為在信息與通信技術領域的追趕歷史可以看作是一個2G陪跑、3G跟跑、4G并跑到5G領跑的逐步在不同技術范式不斷創新和突破的過程(Wuetal.，2020)。通過不斷提升技術和研發能力，華為追趕和超越思科、愛立信等老牌國際競爭對手，成為全球通信設備制造商的重要領導者。同時，華為還在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領域不斷創新和突破，為中國在全球高科技領域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貢獻。華為公司采取的是一種開放、合作、雙贏的創新策略。如今華為公司已經成長為一個擁有20.7萬員工、業務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全球30多億人口提供服務的全球領先的ICT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提供商。2022年，華為全球銷售收入達6423億元，研發費用支出約為1615億元，占全年收入的25.1%，十年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9773億元。華為有研發員工約11.4萬名，占員工總數的55.4%，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權專利超過12萬件。華為在超過200個標準組織中，累計提交標準提案超過6.8萬篇，與國內外客戶和產業伙伴共同促進全球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華為自主研發的歐拉操作系統累計商業裝機量超過300萬套；搭載自主鴻蒙系統的華為終端達到3.3億臺、鴻蒙生態開發者超過200萬名、鴻蒙智聯合作伙伴超過2300家。

二、創新驅動的演化：技術追趕與二次創新

(一) 中國情境下的技術追趕

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與技術追趕有其鮮明的特性。一是情境上的特殊性，中國企業的技術追趕是在特殊的“中國情境”下開展的，與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技術追趕情境有本質區別。二是發展環境的時代性，中國企業技術追趕已經從以往封閉環境進入全球化、網絡化的開放環境，自主創新的內涵也得到了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中國式”技術追趕有其多階段性、多樣性、多層次性和新興性的“中國情境”下的獨特情境。在西方發達國家情境下，企業通過原始創新站到了世界前沿；而在日本、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情境下，企業通過模仿到創新實現了技術追趕(Hobday, 1995; Kim, 1997; Leeand Lim, 2001)。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崛起時所處的情境是政治制度穩定、技術體制完善、市場經濟發達、全球網絡尚未形成；而日本、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企業崛起時所處的情境是政府主導技術追趕、技術體制決定企業研發、全球一體化經濟開始形成、產品主要出口歐美發達國家市場。

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日韓等國的情境，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與技術追趕實踐是在轉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樣化的“技術體制”、多層次的“市場空間”、新興的“全球網絡”四位一體的中國情境下開展，這決定了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與技術追趕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吳東、吳曉波,2013)。一是全球網絡化，主要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進口溢出、全球價值鏈和制造網絡以及西方危機下的對外直接投資；二是技術機會情境，包括技術范式轉變加速以及破壞性技術的興起；三是國內市場機會，低成本、復雜市場細分以及不斷增長的巨大需求塑造出了市場階梯；四是制度變遷與政策，包括轉型經濟下公共領域資源獲取、國家創新政策和本地政府的扶持。中國企業技術追趕凸顯了“中國式”技術追趕的特色，例如當前已有的基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全面創新。以往的技術追趕只是強調技術層面，中國特色的技術追趕應該包括“制度+技術+市場+網絡”，甚至有些是在市場或者制度以及外圍非核心技術上先取得突破。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很遺憾地成為歷次工業革命的落后者。中國的技術追趕需要補齊蒸汽機時代、電力時代和信息時代三次工業革命的欠債，開展大量的自主創新活動。盡管這些時代的技術革新和發展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在這些時代中的技術發展和應用相對滯后，導致了技術追趕的欠債。幸運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以ABCDE (AI、Block Chain、Cloud Computing、Data Tech、Edge Computing)為代表的新興科技為中國提供了“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面臨這一機會，憑借多年自主創新積累的相關知識和經驗，中國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戰略機會窗口。中國只有不斷加強技術研發和創新，提高科技水平，擺脫西方發達國家確立的技術范式制囿，才能實現中國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和可持續發展。

(二) 二次創新的動態過程

不同于西方國家更加注重源自基礎研究的原始創新，試圖用一項新科技發明、一種新產品來創造或顛覆整個產業，中國的自主創新走的是“二次創新”的追趕道路，即在逐步掌握并消化吸收一門技術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的發展。

基于Dosi(1982)提出的“技術范式”與“技術軌跡”的概念，相對于發達國家“一次創新”的概念，吳曉波(1995)提出了“二次創新”的概念，即“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進行的，受囿于已有技術范式，并沿既定技術軌跡而發展的技術創新”。基于Utterback和Abernathy(1975)提出的技術生命周期模型，根據技術源在引進時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吳曉波(1995)立足技術引進的動態性構建了二次創新的動態過程模型，見圖3。二次創新動態過程表明，后發企業在發展初期，由于自身技術能力薄弱，相關知識經驗積累較少，適合第I類技術(成熟技術)引進，并通過二次創新的三個階段來推動技術能力的提升。當經過多輪二次創新周期，企業積累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后，可以選擇抓住“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發起對第II類技術(新興技術或實驗室技術)引進(即超越追趕I)，甚至發起一次創新(即超越追趕II)。因此，超越追趕，是一種“技術范式”層面的超越既定范式的追趕，而非“技術軌跡”層面的常規追趕。超越追趕面臨的情境是技術范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技術源在引進時尚處在技術生命周期階段早期，這最終為行業后發者在技術能力上趕超行業領先者創造了條件。

“二次創新”過程是一個積累進化的動態過程。基于成熟技術引進的“二次創新”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模仿創新，即引進本地市場尚不存在的技術，通過模仿、干中學、反求工程，并結合本地的工藝創新逐漸掌握這門新技術，達到能夠原樣仿制出產品的目的。第二階段是創造型模仿，即通過前一階段的學習、積累和消化吸收后，開始進口替代，逐步提高國產化創新能力，實現引進技術國產化創新。第三階段是改進型創新，此時引進技術的一方應完全掌握新技術的原理和使用要求，并達到了消化吸收的程度，在此基礎上，結合自身的研發能力和目標市場的需要，對引進的技術進行較重大的再創新。這個時候的產品在技術性能和經濟性上已經接近甚至局部領先于發達國家的產品，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二次創新”成功的關鍵是擺脫低水平的重復技術引進，避免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落后”的技術“追趕陷阱”，并且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超越追趕”的創新管理體系，這就需要在技術范式轉變期加強對新興技術或實驗室技術的引進，以及早期探索型研發的介入，開展基于新興技術或實驗室技術引進的“后二次創新”，甚至產生能夠主動發起和引領新興技術范式的“一次創新”。

相較于“一次創新”，“二次創新”具有其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具有后發優勢，由于技術和市場的不確定性大大降低，技術攻關的難度和人財物投入也減少了，不需要再花費長時間的研發和設計來取得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的突破和反復試驗，甚至可以通過適配引進的技術和現有的技術實現組合創新，技術針對的目標市場也比較清晰，有很強的變現預期。因此，“二次創新”的研發和生產時間更短，成本更低，商業化更容易成功。其次，“二次創新”強調在已有技術的基礎上進行再創新，包括工藝創新、集成創新、漸進式創新。通過“二次創新”，企業逐步掌握全部或部分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顯著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當然，“二次創新”并不能直接演化成“一次創新”，一方面需要受囿于西方發達國家所確立的技術范式開展技術追趕，另一方面還需要通過“超越追趕”來擺脫那些已經成熟的技術范式的制囿(許慶瑞等，2019)。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層出不窮，這為后發企業“超越追趕”創造了機會窗口(吳曉波等，2019)。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企業在重點科技領域和產業鏈關鍵環節的突破性創新仍然是中國培育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這也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環境密不可分。

三、創新驅動的新勢力

(一) 智能制造新勢力

中國正在成為網絡化和智能化領域最偉大的力量。不同于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時代的物質世界與物質生產，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兩化融合。中國正邁向具有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智能制造的新方向，這次是與德國的工業4.0、美國的工業互聯網處于同一起跑線的競爭(吳東，2015)。中國正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數控和機器人、電力設備、農業設備、新材料、航空航天設備、輪機工程設備和高科技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設備、新能源汽車、生物醫療設備和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關鍵制造領域開展探索。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正在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并在以下五方面展開重點布局：一是創新驅動，擺脫重度技術引進的問題；二是提升質量，對關鍵零部件提出更高要求，鞏固產業基礎；三是綠色發展，實現低碳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四是優化產業結構，鼓勵中小企業走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發展道路；五是人才導向，充分發揮人才作為第一資源的支撐作用，構建與高質量制造相匹配的人才生態。

其中，中國的國家制造創新中心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共同支持建設的國家級制造業技術創新平臺，該平臺旨在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提高智能制造和高端裝備制造的水平，推動制造業向高質量、高效率、高附加值方向發展。截至2022年，中國已經建設了26個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涵蓋智能制造、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多個領域，通過整合資源、推動協同創新，在相關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二) 獨角獸新勢力

具有中國產業背景的獨角獸新勢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走到舞臺中央。獨角獸企業是指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這些企業在全球范圍內被認為是非常稀有和重要的創新力量。《福布斯中國2022年新晉獨角獸全名單》顯示，2022年全球獨角獸的總數量達到1597家，美國有746家(占47%)，中國有368家(占23%)，歐洲有264家(占16.6%)，印度有103家(占6.5%)，四個主要國家或地區的獨角獸占全球總數的90%，創業市場多極化格局已經成型。新能源、清潔技術、醫藥、生命科學以及加密技術等仍然是全球創新主陣地。2022年全球范圍內80%的新晉獨角獸公司來自上述領域。2022年新增的獨角獸公司中，中國有四個領域創造了70%以上的獨角獸增量，其中清潔技術與新能源貢獻最多，其次是醫藥健康與智慧物流交通板塊；而同一時期的美國，企業服務與加密行業貢獻了過半的獨角獸增量。

從行業分布來看，中國獨角獸最主要集中在金融、醫療、教育、交通等領域。盡管這些領域屬于壟斷領域，產業壁壘高且具有超額利潤，但是獨角獸企業卻充分抓住了“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在這些壟斷領域上生長起來。獨角獸還正在通過跨界方式進入更多傳統經濟領域，讓數字經濟逐漸繁榮起來。在這些新興數字產業，政策約束較少，加之數字經濟具有輕資產、低成本、高彈性的特點，為獨角獸企業的進入創造了低門檻的條件。高新技術產業的獨角獸則更多采用科技驅動的新經濟增長模式。伴隨著消費升級的加快，消費者對體驗、品質、品類的不斷追求，消費產業的獨角獸也飛速發展起來。

四、創新驅動與國家創新體系

(一) 重新認識國家創新體系

重新思考中國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戰略，這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密不可分。國家創新體系三螺旋理論強調了大學?產業?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互動，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理念和路徑，推動了國家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并在全球范圍內提高該國的創新競爭力。科研成果為產業提供技術支持和創新動力，產業商業模式和市場需求又反過來促進了科研的進一步發展和創新。政策推動了產業的發展和科研的創新，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的創新生態系統。

新型國家創新體系已經呈現出這樣的一個趨勢：需求側從大眾市場向垂直市場、個性化市場延伸，供給側從傳統大規模企業向中小私營企業、小微草根創業者延伸，兩者共同勾勒出一幅多種經濟力量共榮共生的宏偉圖景，既有主導型力量，也有逐步發展起的基于市場經濟的核心競爭力，更有不斷開放并擁抱一切的數字經濟生態系統。這將是一個更加接納草根的、包容性創新和服務的時代。2022年中國移動網絡的終端連接總數達35.28億戶，移動物聯網用戶規模達18.45億戶，占全球總數的70%。通過與網絡化的數字經濟相融合，一個全新的創新生態系統得以重建起來，越來越多的創新元素和主體被接入到新型的創新生態系統中。草根、開放、包容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新特征，為不同的創新主體提供了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顯著促進了多元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創新。

國家創新體系包括多個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政策和創新政策。新時代對政策制定的決策者提出了新要求，這些政策包括各種激勵措施、資金支持、人才引進、知識產權等方面，旨在鼓勵創新主體進行科技創新和創業活動，并提高其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國家創新體系還包括科技創新基礎設施，例如科技園區、孵化器、技術轉移中心等，這些設施提供了創新主體所需的場地、設備、技術支持和人才培訓等資源，幫助他們加速技術創新和商業化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中國正在運行的國家重點實驗室533個，納入新序列管理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91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1601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范基地212家。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累計設立36支子基金，資金總規模624億元。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達1425家，國家備案眾創空間達2441家。政府將在引導基金、公私合作模式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各類創客空間、創新創業平臺、孵化器等創新載體將加速技術轉移，海外人才引進為新型生態系統注入創新活力，國家實驗室的建設為生態系統提供本土創新動能等，這一系列力量成為促進新的知識/技術產生的重要保證。

(二) 數字經濟時代的國家創新體系

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背景下，隨著中國更加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全球資本、技術和人才要素的流動加快成為確定性趨勢，塑造了新型的國家創新體系。全球化和數字化下的國家創新體系，加速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互聯互通，促進了全球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并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增長和繁榮，也增強了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和合作，推動了各國之間的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挑戰和風險。

一是資本加速流動下的國家創新體系。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流動越來越便捷，投資者可以通過互聯網和數字平臺等方式輕松地進行跨境投資和融資。這種趨勢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同時也加強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競爭。資本的力量將主導市場改革，更多的資本支出帶動新興產業發展和繁榮。《2022年歐盟產業研發投資記分牌》顯示，中國、美國、日本、歐盟四大經濟體對各個領域的研發投資側重點不同。2022年，中國各產業研發投資占比由高到低分別如下，ICT生產(26.6%)、ICT服務(17.7%)、建筑(12.6%)、工業(10.4%)、其他(9.7%)、汽車及其他交通(9.2%)、健康產業(7%)、能源(3.5%)，化工(1.9%)，金融(1%)，航空航天和軍工(0.3%)。特別是中國在ICT生產、工業、建筑、能源的研發投資領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更有全球競爭力。

二是技術加速流動下的國家創新體系。全球化和數字化的背景下，技術的流動也越來越便捷，各國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合作變得更加頻繁和緊密。這種趨勢促進了全球技術創新和應用的進步，同時也加強了各國之間的合作和競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2年PCT年度回顧》顯示，2021年全球商業PCT專利申請前20強企業中，中國的華為以6952件專利排名第1位，其他上榜企業還包括OPPO(第6位)、京東方(第7位)、平安(第11位)、中興(第13位)、vivo(第16位)、大疆(第20位)，從上榜企業數量來看，中國企業就占到了前20強的三分之一。

三是人才加速流動下的國家創新體系。隨著全球范圍內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移民政策的放寬，越來越多的人才開始跨國流動。這種趨勢促進了各國之間的人才交流和合作，同時也提高了全球人才的競爭力和流動性。《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研究生在校人數達365.4萬人，畢業生人數達86.2萬人，普通、職業本專科在校生3659.4萬人，畢業生967.3萬人，顯示了本土龐大的人才供給。2019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70.35萬人，學成回國留學人員達58.3萬人，與日俱增的留學生促進了全球科技的一體化和互聯互通，增強了中國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實力，加速了創新和技術應用的傳播和普及，同時也推動了全球可持續發展和普惠性增長的進程。

置于這樣的新型國家創新體系之中，產業迭代、市場培育將會加速。典型地，新能源汽車產業憑借中國巨大的市場空間正在異軍突起，由西方國家主導百年的全球汽車產業亦將面臨重新洗牌的巨大變革。根據國家統計局、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數據，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近年來快速增長，其增速高于汽車產業的整體增速。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由2014年的7.8萬輛提升至2022年的705.8萬輛，銷量由2014年的7.5萬輛提升至2022年的688.7萬輛。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的統計數據，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已連續八年位居全球第一，2022年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同比增長96.9%和93.4%。2022年中國占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的比重達58.7%，遠高于歐洲的25.5%和北美的10.5%。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機會明顯，更將拉動寧德時代等國內中上游企業的快速增長。

五、創新驅動的展望：適應快速發展的趨勢

(一) 跨行業全球價值網絡

跨行業全球價值網絡為創新驅動帶來更開放更高效的價值整合。由于全球化和數字化的發展，不同行業和領域之間的交流和合作變得更加便利和高效，超越了全球地理邊界的局限，促進了價值創造過程利用各區域比較優勢的全球分布。跨行業全球價值網絡是以跨國公司為龍頭，整合多個企業和組織的價值鏈而形成的網絡，這些企業和組織涉及多個行業和領域，通過合作實現跨行業價值的創造和傳遞。這主要是由于跨行業全球價值網絡允許不同行業和領域的企業和組織共享資源和技術，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開展組織合作創新，促進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和應用，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最優的合作伙伴和供應商，降低采購和生產成本。跨行業全球價值網絡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全球性合作模式，需要企業和組織共同努力，建立有效的合作和協作機制，實現跨行業和全球范圍內的價值創造和傳遞。

(二) 大數據驅動的產品和基于用戶體驗的設計

大數據驅動的產品和基于用戶體驗的設計為創新驅動帶來全新的創新源。大數據驅動的產品和基于用戶體驗的設計是兩個在現代數字化產品設計和開發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大數據驅動的產品是通過運用大數據技術和方法，對各種來源和渠道的數據進行分析和挖掘，從中發現產品的優化和改進機會，從而推動產品的發展和創新。例如通過分析用戶的搜索記錄和行為數據，生產商可以根據用戶需求和興趣識別用戶偏好，從而提高新產品質量和用戶體驗。基于用戶體驗的設計是指將用戶的需求和體驗放在設計和開發的中心，通過對用戶需求的調查和分析，設計出能夠提供更好用戶體驗的產品。這個設計方法強調用戶的體驗和滿意度，以及產品的功能性和易用性。例如淘寶、京東等頭部電商網站通過分析用戶行為數據和反饋，設計出更加直觀和易用的購物流程和界面，提高用戶購物的滿意度和體驗。通過運用數據分析和挖掘技術，可以深入了解用戶的需求和行為，為基于用戶體驗的設計提供更加準確和有效的參考。同時，基于用戶體驗的設計可以提高產品的用戶滿意度和忠誠度，進一步促進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形成良性循環。

(三) 日益增多的全球并購活動

日益增多的全球并購活動為創新驅動帶來全球創新資源的靈活配置。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也變得越來越激烈。為了在全球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企業需要通過并購等手段來擴大規模和提高效率。目前，在全球范圍內，企業之間的并購交易數量和規模呈現出增長趨勢。在一些成熟市場和成熟賽道中，企業的增長空間已經趨于飽和。因此，企業需要通過并購等手段來尋找新的增長機會和市場。隨著全球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開放，企業可以更容易地獲得資本支持，從而有更多的資金用于并購等活動。在一些行業中，企業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因此，通過并購等手段來實現產業整合和優化資源分配，可以提高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競爭力。甚至有一些企業尋求戰略資產的獲取，通過并購等手段來獲取新的技術和專利，以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比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是一次經典的并購活動，幫助汽車產業后來者吉利成功躋身全球乘用車領域的領導者。

(四) 更多的創新服務生態平臺

更多創新服務生態平臺為創新驅動帶來更加豐富多樣的價值主張。隨著數字化和互聯網技術從Web1.0到Web2.0再到Web3.0的不斷發展，創新服務生態平臺越來越受到企業和消費者的關注。創新服務生態平臺是指通過互聯網技術和數字化工具，為企業和消費者提供創新的服務和解決方案的平臺。數字化轉型、消費者需求、產業升級和政策支持等成為推動創新服務生態平臺的重要因素。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根據自身情況和市場需求，靈活運用互聯網技術和數字化工具來提供更加創新的服務解決方案。同時，企業也需要關注創新服務生態平臺的風險和挑戰，包括技術風險、市場風險等，以保證創新服務生態平臺的成功和效果。例如小米通過建立自己的生態，成功擺脫傳統家電技術范式的路徑依賴，轉型成為一家面向智能家居生態鏈建設的全球化移動互聯網企業、創新型科技企業。

(五) 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

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為創新驅動帶來高附加值的業務模式。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是指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等新技術手段，將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相結合，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個性化、高效化、智能化的產品和服務。隨著消費者需求的不斷變化和升級，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需要更加個性化、高品質、高效率的產品和服務。因此，制造業和服務業需要通過融合來提供更加智能化、定制化的解決方案。隨著數字化、智能化等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因此，制造業和服務業正在通過新興技術手段來實現融合，提高自身的智能化和效率。特別是在一些傳統制造業領域，傳統的生產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制造業需要通過融合服務業來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可以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發展。例如，政府可以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和服務業創新發展。

(六) 新興科技和不可預測的未來

新興科技和不可預測的未來為創新驅動帶來“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以ABCDE科技為代表的新興科技正在逐步走下神壇，發育為日益龐大的市場。面對未來科技成果轉化和大規模商業化以及數據隱私、網絡安全等社會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企業需要不斷提高創新能力和適應性，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化和挑戰。首先，ABCDE科技需要不斷推出新產品和服務，以應對市場需求的變化和競爭壓力。企業需要注重創新，不斷引入新技術和新理念，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其次，ABCDE科技需要具備靈活適應能力，隨時調整戰略和業務模式，以應對市場變化和不確定性因素。企業需要保持敏捷性，及時調整自身的組織結構和流程，以適應市場需求和變化。再次，ABCDE科技需要領先企業加強與合作伙伴的協同創新，共同應對市場變化和挑戰。領先企業需要擴大合作范圍，尋找合適的合作伙伴，共同開發新產品和服務，共享資源和信息，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最后，ABCDE科技對人才的培養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建立健全的人才管理機制，吸引和留住優秀的人才。企業需要注重員工培訓和發展，提高員工的專業技能和創新能力，為企業的長期發展打下堅實的人才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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