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大家說一個反直覺的歷史事實：

過去70年，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變窮的國家遠比變富的國家要多。

不考慮那些特殊原因致富的小國或地區，就千萬人口規模以上的經濟體來說，過去70年由窮變富的，其實只有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如果算的話）這4個——很湊巧，都是東亞儒家文化圈下的蛋。

但，千萬人口規模以上由富變窮，或曾經變富又變窮的國家，那可就太多了：

歐洲有土耳其、烏克蘭；

拉丁美洲有阿根廷、委內瑞拉；

亞洲有伊朗、菲律賓、阿富汗、緬甸、朝鮮；

非洲有安哥拉、塞內加爾、津巴布韋。

注意，這里說的“由窮變富”，是指由很窮變到中等富裕（以世界人均GDP為基準）及以上；“由富變窮”，則是指非常富裕，降至中等富裕以下，或中等富裕變到很窮，像巴西、墨西哥、南非、馬來西亞這些一度達到中等富裕水平但很快又滑下去的，不考慮在內。

由富變窮排行榜上，最耀眼的“明星”，當屬阿根廷。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以美元GDP來衡量，阿根廷貴為全球五大經濟體之一，僅次于美國、前蘇聯、英國和法國。要是算人均GDP，不考慮盧森堡、卡塔爾、科威特這些因特殊原因致富的小國，阿根廷更是僅次于美國和土耳其，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第三名。

真的是潑天的富貴啊！

從資源稟賦上來看，阿根廷這種國家不富裕，也真叫個沒天理。

國土面積近300萬平方公里，東瀕大西洋，南望南極洲，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人均可耕地面積是美國的近2倍，潘帕斯草原也是世界最大最好的草原之一，所以阿根廷是世界糧食和肉類重要的生產和出口國，號稱全球的糧倉和肉庫。

此外，阿根廷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煤炭、鐵、銀、鈾等礦產，海產品、森林、淡水等資源更是全球都數得著，50年前人口僅2000萬，現在人口也只有4400萬。

這個世界上，與阿根廷資源稟賦和人口非常類似的，是澳大利亞——兩國都資源豐富、人口較少，雖然澳大利亞領土看上去是阿根廷近3倍，但有一大半都是荒漠，人均森林、耕地、草地面積什么的，都還沒有阿根廷多呢！

更進一步，與現在的阿根廷類似，澳大利亞除采掘業之外，制造業基本沒怎么發展，2021年新增制造業產值只有850億美元，與阿根廷的750億美元十分接近，相當于中國制造業新增產值零頭的零頭（2021年中國制造業新增產值4.87萬億美元）。

但是，澳大利亞從70年前到現在，就安安心心地賣個鐵礦，賣個牛羊肉，然后，做好旅游業，批發零售和科技服務行業，不僅經濟總量位居全球前列，還一直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澳大利亞躺著就能致富，阿根廷的條件比澳大利亞還好，怎么就變窮了呢？

原因只有兩個字：

折騰！

澳大利亞為啥能一直保持富裕？

其實沒啥秘訣，就是揚長避短，使勁兒開發自己的長處，專心致志賣礦石、賣煤炭、賣牛羊肉、賣旅游、賣服務業，日本經濟崛起的時候把東西賣給日本、中國崛起的時候就把東西賣給中國，美國科技領先，就專心致志給美國科技行業做好服務……

說白了，就是堅決走全球化市場經濟的道路。

阿根廷可不是這樣的。

雖然家里有礦，賣好礦石、石油、資源，賣賣大豆賣賣牛羊肉就能躺贏致富，但人家有理想有志氣，相信“木桶理論”，工業制造業明明很差，在世界上毫無競爭力，但就是要使勁兒補自己的短板，不惜通過超高關稅阻擋外國工業品進入阿根廷，然后，再通過超高福利招攬本國工人進工廠，力爭發展出阿根廷自己的工業制造業體系。

補貼補了很多年，老百姓倒是習慣福利了，但阿根廷的短板卻越來越短了。

這一切，都要從阿根廷廣為流行的“庇隆主義”說起。

話說二戰結束之后，美蘇陷入冷戰，當時的世界，要么加入美國西方陣營，要么就倒向蘇聯東歐陣營，但從軍事政變起家、然后又通過民主方式當選阿根廷總統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以堅決捍衛阿根廷人利益的姿態，提出了“第三立場”理論。

啥叫“第三立場”？

簡單說，就是與美國和蘇聯保持同等的距離，用庇隆自己的話來說：

“我們反對共產主義，因為共產黨是宗派主義者；我們也反對資本主義，因為主張資本主義的人也是宗派主義者，我們持第三種立場，并非中間立場，這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立場，可以根據各種具體環境而或中，或左，或右。”

“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是已經過時了的制度。資本主義通過資本剝削人，而社會主義是通過國家剝削人，兩者通過不同的制度同樣損害人。我們若選擇其中任何一種制度，都不能為我國人民帶來應得的福利，因此我們決定創立一個第三立場”。

庇隆主義的執政口號，是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

庇隆強調，其執政的目標，是要實現阿根廷人的幸福，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擁有政治主權，不能受兩個超級大國的干預。

經濟獨立，則是要把阿根廷經濟從控制和支配它的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下徹底解放出來，主張外資企業國有化，加強國家干預，支持國營和本國私人工業的發展。以此為由，庇隆沒收了英國和美國在阿根廷的大量資產，致力于推進國家的工業化，并學習蘇聯開始實施五年計劃。

社會正義，是指阿根廷要實行全面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改良，提高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主張“人道地使用資本”，迫使資本家提高工人工資、安排就業，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和生活待遇等。

這么好的政策，阿根廷人能不選庇隆當總統么？

于是，1946年，庇隆成功當選阿根廷總統。

然而，庇隆主義的口號都很動聽，可就像老師希望每個學生都考第一一樣，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進一步，庇隆主義看起來不偏不倚且光鮮亮麗，但，這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工人主義這一套，早就有政黨在德國實踐過，那個政黨的名字，就叫做“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納粹”，而墨索里尼所創立的國家法西斯黨，也在意大利干過同樣的事情。

庇隆自己也承認，他的思想來源，就是墨索里尼的國家社會主義。

你還別說，庇隆主義一開始還真是取得了效果。

因為受到戰火洗劫，二戰剛結束的歐亞大陸遍布饑饉，迫切需要糧食和肉類，以出口糧食和牛肉為主的阿根廷，趁機發了橫財，而高關稅也讓庇隆政府有能力對工人階級實施相關福利。

另一方面，為收買軍方并實施法西斯統治，庇隆政府長期把軍費維持在國家預算1/5的高位，而且還將原本信用良好的阿根廷央行長期存儲的大量黃金儲備，拋售到國際上換成美元，用于各種政府支出，很快就把阿根廷的黃金儲備給揮霍了個精光……

1951年庇隆第二次當選阿根廷總統，但他的運氣也到頭了。

隨著歐洲國家的經濟恢復，世界缺糧情況得到極大緩和，國際糧價下跌了，加上庇隆政府是靠著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農業遭受了極大打擊，世界糧倉阿根廷一度需要進口小麥；

工人階級的良好福利，讓大批原本從事農牧業的人群流入城市，食物、能源價格開始猛漲，而庇隆政府沒有辦法安排如此多的人就業，失業人口大增；

庇隆政府后期迫于經濟壓力，不得不重新對外資開放原油開采等領域，但這被工人階級視為背叛，庇隆失去了最廣大、最基礎的支持階層；

黃金儲備被完全消耗，也導致阿根廷比索幣值失去支撐而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導致庇隆給工人增加的工資和福利變成了數字謊言，庇隆政府開始鎮壓工人反抗并凍結工人工資。

不僅如此，他的一系列政策惡果都開始顯現。

外資企業收歸國有，拒絕償還對外債務，發展民族經濟——這意味著阿根廷在國際上都失去了信用，沒有人愿意和阿根廷做生意；

政府對進口工業品和出口的農產品都征收很高的關稅，具有優勢的阿根廷農牧產品出口急劇下滑，賣不出去的農產品產量急劇下降，而國外廉價高效的機器，也因昂貴關稅無法進來，阿根廷經濟得以騰飛的翅膀被砍斷；

阿根廷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卻又配套齊全，必須依賴政府巨額補貼或隱性補貼維持生存，同時勞工的工資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導致企業生產的產品售價高昂卻質量低劣；

還有很關鍵的三條：

一是庇隆政府自身腐敗，帶動整個官僚系統也無比腐敗，后期已經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二是庇隆給民眾許諾的長期高福利，養成了阿根廷人習慣高福利、等靠要和好逸惡勞的思維；

三是庇隆政府第一次制造了阿根廷的通貨膨脹，通脹，尤其是動不動的惡性通脹，從此成為阿根廷經濟的頑疾。

1955年，在全國的不滿聲中，軍隊發動政變推翻庇隆政府，庇隆不得不流亡烏拉圭。

此后，阿根廷經歷了15年的軍人統治和政治混亂期，經濟自然是一落千丈，通脹更是演化到了極致，原本與美元1:1兌換的阿根廷比索，跌至1：350，對外則兩次債務違約，國際上成了“老賴”。

1970年1月1日，阿根廷軍政府宣布發行新比索，新舊比索按照1:100兌換，從此開啟了阿根廷政府“換幣治通脹”的歷史循環，阿根廷經濟進一步陷入泥坑。

多年的軍政府統治遭到了民眾的強烈抵制，這個時候，阿根廷民眾，再次懷念起來庇隆主義的好，這種思潮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79歲高齡的庇隆于是順勢回國，組建了民族解放正義陣線，再度競選總統并于1973年成功當選。

馬克思曾經引用黑格爾的話說：

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時候，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就是鬧劇。

1974年正值國際原油價格暴漲、全球范圍內通脹如火如荼，無論國際環境還是國內環境，都完全不支持庇隆以前的玩法，新的“三年計劃”剛剛提出，庇隆就去世了，庇隆的第三任妻子（不是那個出身底層的“庇隆夫人”），繼任總統職位并繼續推行庇隆主義，結果把阿根廷搞得一團糟。

軍人再度發動政變，終結了庇隆政權，此后阿根廷又陷入長達8年的軍政府統治時期。

軍人政權統治下，阿根廷的通脹如同野火燎原，原本與美元匯率1：3.5的新比索，幣值持續暴跌，到1981年已經跌至1/1700。

軍政府首領加爾鐵里為了轉移國內矛盾，1982年對英國發動馬島戰爭，結果一敗涂地……

加爾鐵里政權垮臺，通脹已經徹底失控，1983年6月1日，阿根廷軍政府決定發行“新新比索”，并按1:10000的比例，收回以前的比索。

新新比索也沒有止住阿根廷的通脹，幣值繼續狂跌，軍政府黯然下臺，還政于民。

1983年10月，阿根廷舉行民主大選，激進公民聯盟主席阿方辛當選總統。

為鞏固自己的統治，1985年6月，阿方辛政府再次祭出“換幣大法”，發行新貨幣奧斯特拉（Austral）——1個奧斯特拉=1000個新新比索，0.8奧斯特拉折合1美元。

然而，阿方辛依然實施庇隆主義，而這，正是通脹的根源，所以奧斯特拉幣值一路下跌，在政治和經濟一片混亂中，1989年，正義黨領袖梅內姆上臺。

此時的奧斯特拉兌美元匯率已經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率一度高達20000%——

是的，200000%！

螺旋上升的惡性通脹，猶如一場遲遲不能醒來的噩夢，徹底拖垮了“拉美巨人”，根據IMF的數據：1981-1990年，阿根廷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高于750%，到1989年底，哪怕以嚴重貶值的名義美元（經歷了十多年的滯脹）來計算，阿根廷無論GDP還是人均gdp，都比1980年還低！

1980年到1992年，阿根廷又有兩次對外主權債務違約，成為了響徹國際的“老賴”，已然從一個一流國家，墜入三流國家的范疇。

1991年4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導下，梅內姆政府開始了一場全面的、阿根廷有史以來最大膽的經濟改革——貨幣局制度。

阿根廷政府宣布于1992年發行新新新比索，新新新比索以1:1的水平盯住美元，每發行一個新新新比索都必須有一個美元的儲備作為支持，并且可以自由兌換。為了保證新新新比索的價值，中央銀行不得為政府財政赤字融資，必須嚴格依據國家外匯和黃金儲備發行貨幣，其國際儲備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低于基礎貨幣總量。

這意味著，阿根廷政府自愿放棄了貨幣主權，放棄了自主決定印鈔票的權力——其實，這種模式并不新鮮，我國的香港地區，自1983年迄今，就一直實施貨幣局制度。

1992年1月1日，新新新比索如期發行，與美元匯率1:1緊盯，兌換10000個奧斯特拉。

猛藥去疴、重典治亂，阿根廷持續半個世紀的通貨膨脹，終于被控制住了。

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從1991年的94%下降到1992年的17.6%，到1994年已降低至近4%。經濟開始復蘇，重回上升通道，實際GDP在1991-1998年間的平均增長率接近6%，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脹率，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1991年國外直接投資突破20億美元，1996年達到42.85億美元，創下當時新高。

這也是二戰之后，阿根廷難得的一個經濟正常發展期。

匯率倒是穩定了，但是由于政府腐敗、企業效率低下、初級產品價格低迷等原因，阿根廷的經濟增長，并沒有持續下去，到了2000年左右的時候，阿根廷的出口產品已經沒有了什么競爭力。

2001年年中，由于經濟惡化、稅收銳減和債務纏身，阿根廷政府無力償還外部債務，甚至無法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到了2001年12月31日，阿根廷甚至宣布了“存款半凍結”政策，每位儲蓄者無論有多少個賬戶，每周只能取250比索。

由于比索失去了信用，一天之后的2002年1月1日，政府不得不宣布放棄貨幣局制度，放開比索匯率，同時宣布對1300億美元外債再次違約，由此導致了比索瞬間崩盤——比索兌美元匯率，1跌到了1/4。

債務危機又迅速演變為經濟、政治和社會全面危機，銀行擠兌、工人上街游行、哄搶超市等現象屢見不鮮。

令人略感荒唐的是，一直是全球最大糧食出口國之一的阿根廷，居然在此時爆發了糧食危機。

原來，由于比索大幅度貶值，農場主們不愿意接受比索支付，只要美元，這樣一來，那些沒有美元而只有比索的人，就無法購買到食品，于是就出現了糧食危機。

2003年，隸屬于庇隆主義的正義黨領袖基什內爾就任總統之后，對原本自由放任的經濟加以調控，同時執行審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嚴肅金融紀律，增收節支，鼓勵出口，并實施債務重組，隨著外部經濟環境趨好，阿根廷的經濟開始復蘇，連續4年實現9%左右的增長，匯率基本穩定在3.5左右。

2007年，基什內爾的妻子克里斯蒂娜競選總統并勝出，她再度祭起完全的庇隆主義那一套，通過發放福利來收買民眾選票，特別是，克里斯蒂娜政府第二次當選之后，在諸多官方經濟統計數據中造假，這讓阿根廷的經濟再度陷入災難。

克里斯蒂娜將阿根廷實際年化25%左右的通脹率，修改成10%左右，由此顯得自己執政以來經濟不斷取得增長——實際上，2011年以后，阿根廷經濟已經陷入負增長。為了粉飾政績，克里斯蒂娜政府不僅修改經濟數據，甚至修改犯罪數據，人為地將社會謀殺案件數量降低1/3，以證明在總統的領導下，阿根廷社會和諧穩定繁榮富強……

可惜的是，到了2015年底，阿根廷12個省份都爆發了警察罷工事件以及哄搶店鋪的騷亂，全國范圍內的要求提高待遇的游行示威也此起彼伏，終于讓克里斯蒂娜關于通貨膨脹、貧窮和犯罪的所有造假，都現了形，克里斯蒂娜政府狼狽下臺。

2015年12月份，偏右翼的馬克里就任阿根廷新總統，開始“糾正”克里斯蒂娜政府的政策，他放棄外匯管控、取消農業出口稅負、減少政府補貼并削減財政開支，阿根廷經濟開始恢復正常。

可惜，因美聯儲處于升息周期，在長期的庇隆主義折騰下，阿根廷人實在缺乏進取精神，于是比索由此開始了持續貶值之路。

到2019年底馬克里卸任之前，阿根廷比索兌美元匯率已經貶值至1/59。

接下來，因為克里斯蒂娜的庇隆主義在阿根廷有大批擁躉，為了吸引選民，正義黨領袖費爾南德斯選擇克里斯蒂娜作為競選搭檔并勝出，克里斯蒂娜就任副總統。

就這樣，堅持全面庇隆主義的克里斯蒂娜，從2003年成為總統夫人，到連續兩屆就任總統，再到當選為副總統，在阿根廷政壇上活躍了近20年，直到2022年12月因貪腐罪被阿根廷最高法院判處6年監禁。

費爾南德斯同樣推崇庇隆主義，聲稱自己當選就是為了降低貧困率，還曾在2022年來中國訪問并向毛主席紀念堂敬獻花圈，因其堅持疫情封控，遭到民眾的普遍反對，再加上阿根廷在2022年和2023年轉向了惡性通貨膨脹，阿根廷人對該屆政府并不認可。

2023年的阿根廷選舉，主要是在前總統馬克里、現任政府經濟部長馬薩和非主流經濟學家米萊之間展開，最終米萊取得了勝利。

堅持奧地利學派的非主流經濟學家米萊，為什么當選總統，而所有的建制派候選人都一敗涂地？

恰恰是因為太多的阿根廷民眾覺醒了，對庇隆主義失望透頂了。

阿根廷人不選米萊，難道再選出一個克里斯蒂娜，甚至，選出一個像查韋斯那樣的人，把阿根廷折騰到徹底一貧如洗么？

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澳大利亞的1.5倍，到了今天，變為澳大利亞的1/5；

1965年，收入降級的阿根廷人均GDP是中國的13倍，到了今天，基本與中國持平。

我們反過來問一句——

庇隆主義全面流行之前，阿根廷經濟為什么能遙遙領先？

恰恰是因為，阿根廷政府大多數時候都信奉與庇隆主義完全不同的“阿爾維迪主義”。

阿爾維迪（Juan Bautista Alberdi）是阿根廷早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早在170年前，他就借鑒美國的政治組織方式，寫下了《阿根廷共和國政治組織的基礎和出發點》一書，然后，阿根廷政府以此為基礎，制定了阿根廷的《1853憲法》。

當時的阿根廷還很貧窮，阿爾維迪認為，要讓阿根廷走出貧困，必須要尊重私有財產，國家應該通過法律確認私有財產不容侵犯，而為了維持法律的神圣性，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來統籌國家事務。

強有力的聯邦政府，不是用來搞民族主義和福利的，而是確保自由貿易、最大程度吸引外資與移民的，確保實施經濟自由放任的政策，唯有如此才能推動工商業的興起，而鑒于當時的阿根廷土地肥沃、地廣人稀，政府應該主動從歐洲引進優秀的移民，利用他們熟練的技術和勤勉的精神，才能建成一個強大、自由、富裕的阿根廷。

為了說明政府真正的作用，阿爾維迪有一句名言：

“沒有比政府更糟糕的農民、牧場主、商人、工匠……”

也就是說，與庇隆主義強調國家對企業、工人和社會的管制相反，阿爾維迪主義認為，只有把經濟的自由還給人民，阿根廷才有希望。也正是在阿爾維迪主義的指引之下，阿根廷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得到了蓬勃發展，經濟優勢相對于世界90%以上的國家至少領先了100年——直到，直到遇到了庇隆主義。

庇隆主義的“初心”很好，想要民族獨立，想要發展工業，想要政府福利，想要減少貧困，這當然都是對的，但，這更多地應該充當一種道德理想而不是現實之術，如果指望一個全能型政府來達到這一切，那么，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這必然是個災難。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而人性好逸惡勞，總希望成本由別人承擔，而利益由自己享用，當人們依賴于大政府來實現上述道德理想的時候，政府權力擴大必然帶來腐敗，而人性好逸惡勞必然導致生產效率大幅度降低。

正如前文所言：

一是政府權力擴張，帶來自身腐敗，然后帶動整個官僚系統和社會系統的腐敗，整個社會系統運行成本極高；

二是不切實際地給民眾高福利待遇，養成了阿根廷人不思進取、好逸惡勞的習慣，其本國所生產的工業品質次價高，在國際上完全沒有競爭力，經濟水平自然逐年下滑；

三是企圖控制社會、企業和民眾，政府支出會無限擴張，必然會導致政府最終靠印鈔來解決問題，通貨膨脹必然根深蒂固，一旦民眾形成貨幣貶值的習慣思維，惡性通脹在所難免。

庇隆主義政黨，一直宣稱要以阿根廷人的幸福為目標，幾乎每一任庇隆主義總統，都會宣布自己要減少貧困、伸張公平正義，可他們似乎不曾知道，阿克頓勛爵曾經說過：

“只要某個單一明確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權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一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就像庇隆的思想明燈墨索里尼必然走向專制一樣，每一屆的庇隆主義政黨，當其濫發福利無法支撐的時候，最終總是免不了走向專制，拉長幾年時間，庇隆主義既沒有給阿根廷減少貧困，更沒有為多數阿根廷人帶來幸福，反而讓阿根廷的經濟每況愈下。

相信并且長期實施庇隆主義，就注定了阿根廷的墮落——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還是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阿根廷民眾，深信庇隆主義。

最后，再說一句阿克頓勛爵的名言。

每個時代，自由和常識都面臨著四大挑戰：

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

窮人對財富不平均的怨恨；

無知者對烏托邦的向往；

無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