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第六屆區域產業質量高峰論壇暨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研討會上的發言（2023.12.24，聊城大學）。

大家好！很榮幸參加這個會議來做交流。我們會議的主題是聚焦高質量發展這個關鍵詞，我的發言要談一下對于“高質量發展關鍵性內生動力來源于改革創新”這方面的基本認識。

我想結合中國經濟的宏觀經濟走勢，理論聯系實際先勾畫一下這方面的認識框架。我國現實生活中的中心任務，二十大說是完成現代化，貫徹“新的兩步走”這一有時間表特征的現代化的戰略部署，現在正在爬坡過坎。在前面總體的發展歷程中，中國進入近現代是以鴉片戰爭為標志，有可歌可泣的奮斗過程，經歷那么多的挫折坎坷之后，上個世紀三件大事（中央文件里專門表述過）從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使我們進入了“站起來”的時代），然后又有了我們改革開放這第三件大事。我認為，對于中國進一步的發展和繁榮昌盛，改革開放具有決定性意義，是改革這一“最大紅利”引出新時代最基本的支撐力量?，F在我們還要基于已有的發展基礎，在“強起來”的時代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央運用了一個古語說到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意蘊清晰：我們現在要解決的發展任務是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之內使“中國夢”夢想成真，但它要經受的歷史考驗、這個任務的艱巨性，至少要和我們前面一百多年的奮斗歷史等量齊觀——最后“十里路”爬坡過坎這方面，中央特別強調了內生動力，這個內生動力和前面一段時間中央講的發展觀、新發展理念里特別強調的“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有內在的極為緊密的聯系。在這個方面，和實際運行結合來看，就需進一步強調怎樣真正在改革的深水區攻堅克難，把這種內生動力和創新發展第一動力，真正落實在我們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間。

從2010年以后宏觀經濟的發展態勢來看，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機之后，2010年又出現了10%以上的兩位數高速增長局面，但是在當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非常清楚地提出帶有哲理意味的“穩中求進”指導方針，以后這個“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就年年講，季季講，時時講，一直講到現在，這幾年又強調了“六穩六?！薄Ｗ钚轮醒虢洕ぷ鲿h在穩中求進方面，又特別強調了“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大家對此還在進一步領會。這里面的邏輯關系，我覺得是很清楚的：穩中求進實際上就意味著碰到了不穩的風險和威脅，要真正實現穩中求進，顯然要有動力源使經濟社會運行能夠沖抵那些不穩的因素，得以在中央表述的“中高速”這個狀態下，繼續推進現代化的發展——“進”是實質性的訴求，是“穩”的出發點、支撐力和其歸宿。進而要認識到，這個中高速伴隨著的最關鍵的要求，是要有高質量——這正是我們會議的主題詞。黃河流域的發展、我們山東的發展、北方的發展和整個中國的發展，必須是在高質量發展的狀態之下，才能夠如愿地適應現代化戰略實施的要求，真正走入偉大民族復興道路而行穩致遠。

2010年提穩中求進所對應的“問題導向”下，我想簡單概括兩個突出問題。中央后來文件里專門說到過一系列的問題，最概括地說，我們可以從物質生活的視角和人際關系的視角來提煉一下必須克服的威脅，即我們尋求可持續發展時后來中央說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的問題。一個是物質生活視角上，當時已非常清楚感受動不動以霧霾為代表的嚴重大氣污染打擊大半個中國，而且已造成不良的國際影響。在大氣污染后面還有普遍發生的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問題，中國的家長們擔心自己的孩子還能不能健康成長。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現代化的可持續推進了。另外一個人際關系視角上，最典型的，就是收入分配狀況。看指標，人民生活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人均收入節節上升，但是獲得感、幸福感沒有能夠同步地一起提升起來。說到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有一肚子怨氣，似乎都覺得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公，學者們越來越多地在抨擊收入差距懸殊，甚至直稱為兩極分化；早年所說的不正之風，已經發展為普遍、高發的腐敗。這樣的問題不解決也根本談不上可持續推進的現代化。在中央的基本判斷上，就是必須犧牲一些速度，轉為在經濟起飛、粗放高速發展之后進入一個新的中高速集約增長的高質量發展狀態。國際經驗也表明，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后的經濟體，都要經歷這樣一個調整過程，告別高速而轉為調整到集約發展的低一些的速度運行狀態中。過去這方面國際實踐中可觀察的案例，有成功的，有失敗的，而成功者是絕對少數。成功者意味著進一步通過高質量發展途徑進入高收入經濟體。我國在2010年的時候，人均國民收入是4000美元出頭，是來之不易的。我注意到現場有很多年輕的同學們，可能大家沒有這方面對過去數據的了解——在改革開放之初，可能這里很多年輕朋友還沒有出生，那時候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是什么水平呢？一年下來人均200美元出頭兒，在有統計資料的全世界將近200個經濟體里，我們是排在190位之后，可以說是人均水平最低的墊底的經濟體。所以，鄧小平復出后最早曾到東北有一個視察，那時候就非常直率地說，講老實話，我們對不起人民，搞了這么多年的社會主義，人民還如此貧窮。而到了2010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已經上升到了四千美元，翻20多倍上來了，是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到了這個時候，國際經驗上大同小異，都必須處理一個告別經濟起飛高速發展階段的粗放特征而轉入集約發展特征的階段轉換。中國在這個方面，中央后來表述的就是“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新”就是直觀地看高速度必須有所調整了，要犧牲一些速度，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合在一起要引導到中高速上來。關于“中高速”，中央文件從來沒有說是什么量值區間，我們作為研究者認為，一般來講可以理解為5%-8%算是中高速的區間了。可以對比一下我們現在的情況，去年只有3%，今年我們終于可以站在5%以上。在中高速這方面實現高質量的發展，人民日報上有“權威人士”——實際上就是總書記和他身邊主要的秀才班子用的這個筆名，專門給出了一個基本判斷：引領新常態這個階段轉換，不可能是個V型反轉（下來以后又上去），也不可能是個U型反轉（下來以后走一段兒又上去），只能認為是一個L型轉換。這個L也是個比喻，一豎是表示下行過程，尾巴拉出來以后應該是個平臺狀。所以，引領新常態的由新入常，實際上就是要實現這樣一個L型轉換以后，落在時間段越長越好的中高速發展平臺上，而關鍵就是這個平臺上的運行，必須是高質量的。怎么樣算高質量？中央后來又給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我們碰到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的問題，矛盾主要方面是結構失衡，結構問題必須作為解決問題的最關鍵的切入點，優化結構才能帶來高質量。那么實際上就隱含著一個基本判斷：周期性視角上，反周期的總量調節還要繼續做，但是優化結構方面，即更復雜的、學術上可以稱為“供給管理”而有別于總量調控的“需求管理”這方面，要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視。到2015年進一步引領新常態過程中，決策層給出了一個戰略方針的表述，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概念提出之后，學術界有一些討論，當時社會上的很多議論也說理解上還得有些需要澄清之處。實話實說，我們當年作為研究群體比較早地注意到供給側方面理論創新的必要性，組建了這方面的研究組，后來正式成立了智庫，叫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在中央提出這個戰略方針之前，我們也應要求在內部提供了智力支持的研究報告。那么當時中央正式給出這個概念以后，有的朋友提問說：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聽起來文縐縐的，三個概念合在一起落在改革上，它和過去我們說了很多年的“改革”這個概念是什么關系？按我的理解，我說它就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的“生產關系自我革命”的那個改革，但它是在改革深水區體現著必須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兩個改革概念是同一個概念的表述——一個簡化的，一個全稱的，如此而已。但這個全稱的表述出來，卻表現了十八大以后新的領導集體在科學決策和政策優化這方面，特別看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的支撐。如果從學理、從基礎理論層面來說，改革是解決有效制度供給的問題，那么先把“供給側”標出來；這個制度供給的有效性靠什么呢？要有制度安排上的革除弊病，優化制度結構這方面的實質性進展。制度的結構，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經濟關系，結構特征非常明顯，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結構特點——比如我們過去講，高度集中體制形成的弊病，處理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們所說政府對企業（或稱為市場主體）實行直接控制這樣一種關系處理，后來總書記說，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們改革的核心問題，幾十年來在反復探討。政府和企業，或者叫政府和市場主體這個關系的旁邊，還必然要處理這么大一個中國，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又是一個基本的經濟關系。50年代毛主席考慮十大關系的時候，就在強調兩條腿走路，調動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傳統體制下就已在探討怎么樣讓兩個積極性同時發揮——那時候有幾次放權方面的大動作，但是陷入了“放亂收死”的不良循環。改革開放實行財政分灶吃飯以后，評價為“行政性分權”，真正進入良性循環的境界，要說到1994年分稅制配套改革，從行政性分權進入“經濟性分權”，但是1994年后還遺留有深化改革的任務，還有很多要進一步去解決的分稅制體制怎樣完善、在省以下怎么落地的問題。

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關系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關系——在1994年的改革框架出來以后，我們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那就是公權體系即各級政府和作為自然人的公民、納稅人之間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初，就不得不依照國際經驗推出個人所得稅，主要對外國專家；后來與中國老百姓富裕階層對應的，是個人收入調節稅；又在有了越來越多的個體工商戶后，推出個體工商戶的個人所得稅。1994年把它們統一為一個相對規范的個人所得稅，其后還有一輪一輪的改革，最新的一輪是2018年。

以上這三大基本經濟關系的交匯點，集中體現在財政體制上，牽一發動全身，與經濟社會整體制度安排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樣的制度結構優化任務，是我們到了改革深水區的攻堅戰。這些年大家都感受到了，改革的推進越來越不容易。總書記說他的感受是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頭。但是硬骨頭必須啃下來，這是我們必須經受的歷史性的考驗，必須解決的攻堅克難、爬坡過坎的任務。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把制度供給概念和制度供給優化必須革除弊病的制度結構優化合在一起，引出“改革”這個關鍵詞。在實際它發揮作用這方面，就是要以改革的制度創新，形成一個最強勁的動力源，帶出整個供給體系結構的優化和質量與效益的提高。

這個供給體系的結構問題，在經濟學里我們說的，是各個視角上的結構問題可形成一個我們必須處理的系統工程這樣一個全景圖——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反復討論的生產力布局、產業結構、技術經濟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等，綜合而成一個全社會的供給體系。所有的生產經營活動在這個大系統里，形成產出，表現為以產品和服務去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與文化需要。中央已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提煉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社會主要矛盾落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上，從理論上可作這樣一個解讀：發展的不充分永遠存在，永遠不會出現一個100%滿足的狀態（而這那就是意味著經濟生活中沒有什么再繼續發展的必要了，是不可能的），每一輪新的需求滿足之后還會有進一步的升級要求，關鍵在于，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不平衡帶出來的不充分。所以，必須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克服中央說的矛盾主要方面的結構失衡，帶出生產力的解放，帶出我們的高質量發展。這樣一套邏輯，就是中央在2010年后以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概念給出的我們需要總體把握的怎樣推進現代化的認識框架。引領新常態，實現L型轉換，在高質量發展的概念之下，必須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形成新發展理念來指導我們的可持續發展過程。新發展理念帶頭的，就是“創新發展”，這是“第一動力”，也正是中央最近特別強調的內生動力的源頭。以制度創新為龍頭，帶出科技創新、管理創新，還要伴隨著思想觀念的創新。創新發展跟上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這是較完整的中央關于新發展理念的表述。其中龍頭因素、綱舉目張的因素，一定是制度創新。

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整個運行是地方和企業承受了陣痛，在做出種種努力之后，2015年速度已經落到了7%以下，但是從“三去一降一補”切入的供給側改革帶來的綜合績效的提升，使后面有12個季度（就是三年的時間段），中國的經濟發展在6.7%-6.9%這個很窄的區間內波動，當時看著很有希望確立“L型轉換”——前面是下降的過程，到了6.7%-6.9%這個區間，已經走了三年，應該乘勢繼續讓它這樣中高速運行下去。但是后面2018年以后中美關系出現重大變化，所謂貿易戰，很快大家知道還有科技戰、外交戰、金融戰，還擔心會不會有擦槍走火的熱戰風險等等。這樣一來，市場預期不好，6.7%的底線被擊穿，到2019年全年只有6.1%，2019年第四季度只有整數關口的6.0%了。再往后，又一重大影響因素就是三年大疫，使我們出現了兩個幾十年來最低的年度增速，一個是2020年只有2.3%，一個是2022年只有3%。到2023年，我們現在已經有十足的把握，全年,運行可以在年初所提出的5%左右的引導性目標實現過程中，最后站在5%以上，如果處理得好一點兒，有可能5.2%，或者再高一點兒5.3%。在直觀的表現上，2023年，我們是站在中高速下沿上面了，但是如果修勻了看，2020和2021年統計局給出的兩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是5.2%，接著把去年和今年修勻，2023年按5%算的話，我們兩年只有4%或稍高的平均增長。從直觀表現看，走到今年，這個下行過程還沒有完結，但我愿意特別強調，2023年卻有一個“契機之年”的特別的意義：畢竟我們這一年就單個年度同比來說，是站在5%以上，而明后年會怎么樣呢？我們有極大的把握避免再出現前面2020年、2022年那樣的新低，那么就有可能把經濟運行按中央要求維護在5%以上合理區間。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學者們以各種方法算下來，比較普遍的共識是怎么也得看到5%-6%的區間——那么經過努力，明后年在5%以上運行，我認為既有中國成長性客觀支撐，也有我們主觀努力這方面有可能形成的積極促進。在2023年1-3季度的數據出來以后，終于看到了向好，解除二季度以后大家擔心的那個不良局面的困擾之時，又有財政政策異乎尋常的加碼發力——已經進入10月份了，政府宣布實行預算調整方案，一萬億元特別國債直接表現在赤字率提升上，3%提升到3.8%，政府的態度就是要明確地表現我們擴張力度的加強，而且不那么忌諱赤字率高一點兒低一點兒這樣的問題，這也是符合國際經驗的。這樣一個一萬億的資金，實話實說也只是一個引子錢，配上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以三令五申的“兩個毫不動搖”提振民營企業的信心，出臺前所未有的重磅文件不僅強調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還要支持它的“壯大”。這個“31條”以后，又有人民銀行帶頭的八部門發布了一個在金融方面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25條”文件，此外還有發改委組建專門的民營經濟發展局，等等一系列措施，形成的合力應該是在明后年如不出特別的意外、我們自己不犯低級錯誤的話，我認為應可乘勢繼續來實現5%以上的增長。這跟現在很多預測主體的認識不一樣。高盛明確說，明年中國增長速度還會落到5%以下，它給的是4.5%。這些天我參加一些討論的時候，國內一些券商預測也認為要在5%以下，有說4.8%的，有說4.7%的。我是認為，雖然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沒有辦法拿出一個可以取得共識、令人非常信服的數量模型方法做出精確的短期預測——明年怎么樣，下個季度怎么樣，但是我畢竟做了幾十年的宏觀經濟和政策研究，愿意比較粗線條、但是綜合而言地指出，只要我們把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結合得好，明后年中國經濟應該力求在5%以上運行。如果作為研究者提建議的話，我會建議明年兩會上的引導性目標，仍然提5%左右，甚至可以提5%以上。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這里面主觀的努力就非常關鍵了，這就要回到我發言的主題上：主觀的努力就還是要回到最開始鄧小平所說的以改革解放生產力。對此我們在理論上說得是很清楚的，唯物史觀我也認為是完全立得住的：生產力層面它不斷在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它成為決定人和人的關系——所謂生產關系的最根本的力量，而我們的改革是什么呢？無非是構造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來革除生產關系方面不適合它發展的一些弊端，這就叫解放生產力。內生動力，高質量發展的源頭，一定是要在改革面臨如履薄冰情況、實際生活中社會彌漫著改革綜合疲勞癥等不利因素制約的之下，我們堅定不移、義無反顧地貫徹總書記所說“唯改革創新者勝”這樣的指導精神。其實這也是傳承了鄧小平所說的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的戰略思維，延續著后面江澤民總書記任上于改革之路上依據南巡給出的巨大推動力確立我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前進基本目標的配套改革任務，再到胡錦濤總書記任上提出的“不動搖，不怠懈，不折騰”地推進改革開放，以及現在總書記又給出非常清晰的指導：改革創新取向下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新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給出信號，要籌劃重大的改革舉措，而且跟過去幾輪改革非常類似，專門跟上一條——謀劃新的一輪財稅改革。1980年，1994年，都是漸進改革中一大波帶有突變性質的大力度改革，都由財政作為突破口和先行軍。所以這個時候，大家更應該高度關注在這些年中央反復強調、但實際推進卻有很多不如人意之處的改革進程，這個改革作為內生動力，在我們解決高質量發展這方面，它一定是龍頭，一定是要在我們考慮黃河區域的高質量發展和山東的、北方的高質量發展，以及整個中國雙循環發展中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發展里面，堅定不移地抓住的新舊動力轉換的主動力源。

這樣的一個我覺得要說出的認識框架，當然要針對很多的現實問題。實際生活中這幾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事，是大家都在悼念去世的江平教授——他特別強調了法治，而實現法治，就是我們要建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匹配的“全面依法治國”這個中央大政方針，必須系統化落實于一整套制度變革、制度安排。實際生活中確實和法治的進一步推進比照著來看，有很多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并不順應這個發展大潮流的問題和阻力。比如中央講在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方面，匹配的必須是弘揚企業家精神，糾正侵犯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實際貫徹中，這幾年來看起來確切無疑全翻過來的錯案，有影響力的只有一個張文中案，顧雛軍案留了個尾巴，他現在還到處上訴，胡德平同志寫文章明確認為這個案子現在的處理是存在問題的。最高法曾經宣布過牟其中案要重審，以后消息就石沉大海，再沒有進展。實話實說，還有更多的我覺得應該真正給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吃定心丸吃到位的案例——比如想想打黑黑打，現在還沒有碰到一個在這方面真正把它陽光化來解決的案例。還有新近這幾天，我們也看到網上大家都關心的原來已經有十年之久的法律文書的網上公布，希望能堅持推進改革而非逆向而行。一個法治的社會，在信息方面透明度的提高、這個領域里信息的陽光化，是必不可少的匹配條件。要真正高質量發展，真正讓企業、市場主體形成長期主義行為模式，必須在法治上配套。任重道遠地逐漸推進改革中，我們每一步的積極努力，都是意義重大的。

所以，從這個方面我愿意特別強調，我前面所說的這一認識框架，在實際生活中間值得我們針對一個一個的現實問題，更多地由我們在座的學者、老師、研究生、同學們按照二十大所說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按照總書記新近強調的思想再解放，更多面對改革這樣的難題，面對著改革中有難度、但是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大家一起來貢獻智力支持，參加討論，參加這方面大家應該合力推動的中國在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過程中的攻堅克難。這樣的努力，就是落在以內生動力來可持續地支持高質量發展，最終實現中國夢的夢想成真。

這些看法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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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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