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號文山，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寶祐四年（1256年）狀元，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臨安陷落前夕，被任命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左相吳堅赴伯顏大營議和，他據理力爭，被扣留軍中。二月，他被元軍押往大都，行至鎮江，冒死脫逃。

文天祥

五月，文天祥歷盡艱險，間關來到流亡政權駐地福州。因受宰相陳宜中的排擠，不滿張世杰的專斷，文天祥以同都督軍馬先后在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長汀）開府，組織軍民抗元，后轉戰漳州與梅州（今廣東梅縣）一帶。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進入故鄉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敗元軍，收復興國、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在興國建立大本營，江西各地應者云集。但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大舉反攻，文天祥應戰失利，退至空坑（今江西永豐南），妻兒與幕僚都被俘，他因有義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難。

其后，文天祥收拾余部殘兵，繼續在廣東東北的南嶺地區堅持抗元。祥興元年（1278年）六月，為擺脫被圍追的困境，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張世杰的拒絕。十二月，他在廣東海豐的五坡嶺不幸被俘，自殺未成，被押往崖山戰場。

祥興二年正月，南宋流亡政權正屯駐崖山，準備與元軍作最后一戰。元軍統帥張弘范命文天祥寫信勸降，他書錄《過零丁洋》詩表明心跡，張弘范再也不提勸降之事。崖山戰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詔說“誰家無忠臣”，命張弘范優禮相待，將文天祥押解大都。

五月，進入南安軍（治今江西大余），文天祥開始絕食，他估計七八天下來將行至吉安，那時就可以餓死桑梓，盡節故鄉了。但絕食八天未死，而故鄉已過，他決定恢復進食，以便將來從容就義，更有價值。

十月，押抵大都，元朝以上賓之禮接待文天祥，勸降者絡繹不絕。文天祥身著南朝衣冠，面南而坐，表示不向北朝屈服。第一個來勸降的是留夢炎。他是淳祐四年（1244年）的狀元，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任右相，后升左相，十一月聽到元軍破獨松關，就滑腳開溜，被使者押回朝。這個投降新朝的“識時務者”來當說客，遭到了文天祥的鄙夷與唾罵：你好歹也是一個狀元宰相，有何面目去見江東父老！接著來的是被降封為瀛國公的宋恭帝，文天祥讓他坐下，自己面北跪拜，痛哭流涕，連聲說“圣駕請回”，瀛國公根本說不上話，只得回去。

元朝重臣平章政事阿合馬親自出馬，他讓文天祥下跪，天祥回答道：“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豈能下跪！”阿合馬有意奚落道：“何以至此？”天祥道：“南朝早日用我為相，北人到不了南，南人也不會來北方。”阿合馬威脅掌握著他的生死大權，天祥凜然道：“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阿合馬無趣而退。

文天祥被關入土牢，一個月后，元朝丞相孛羅與平章張弘范提審他。孛羅命令差役強按他跪下，他堅決不屈服。孛羅問他有何話說，他答道：“天下事有興廢，我忠于宋室社稷，以至于此，只求速死。”孛羅道：“你道有興有廢，且說說盤古到如今，有幾帝幾王？”文天祥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今天沒空說閑話。”

孛羅問：“你們拋棄德祐嗣君，另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正色道：“德祐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另立二王，為社稷計，所以是忠。”孛羅詰問：“你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說：“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何必多言！”孛羅無言以對，主張處死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與好些大臣不同意，張弘范在病中也以為文天祥“忠于所事”，新朝應提倡節操，建議元世祖不要輕易殺害他。

于是，文天祥被關入低矮潮濕的土室，飽受各種磨難。他突然收到長女柳娘的來信，才知道三年多來杳無音訊的妻子女兒都在大都宮中。他知道這是元朝在暗示：只要投降，就可團聚。他不能因骨肉親情而辱沒自己的名節，強忍痛苦不給女兒去信，卻心如刀絞地給妹妹去信說：“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里，于義當死。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傳誦千古的《正氣歌》。其開篇說：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他歌頌了自古以來浩然正氣、慷慨赴義的先賢們，指出：

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

他回顧了自己以身許國的坎坷經歷與身處囹圄的現實命運，在其詩結尾明確表示：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

風簷展書讀，故道照顏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有大臣提出以儒學治國家的主張，文天祥作為深諳儒學的南朝狀元宰相，再次受到元朝君臣的關注。南宋降臣王積翁等聯名要求讓文天祥去當道士，免去元朝殺戮忠良的惡名。留夢炎堅決反對，說倘若文天祥再號召江南，后果不堪設想。

八月，忽必烈在與群臣的議事中問：南北宰相誰最賢能。群臣多以為：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忽必烈即派王積翁再去勸降，許以宰相之職。文天祥表示：自己不會盡棄生平而遺臭萬年。

這年，中山府（今河北定縣）發生了數千人的反元起義，起事者自稱南宋幼主，準備劫獄燕京救出文丞相。文天祥是降是死，必須有一個了斷。

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見文天祥，他依舊長揖不跪。忽必烈親自作最后的勸降：“你能以對宋朝的忠心效力元朝，我就讓你做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堅決回答：“我是大宋狀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當活！”忽必烈見他不肯歸降，總感到是個威脅，只得決定將其處死，卻嘆息道：“好男兒，不為我用，殺之太可惜！”

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就義那天，文天祥從容不迫地邁向設在柴市的刑場。面對萬余名前來送別的百姓，向故國所在的南方拜了兩拜，慷慨就義。死后，在他的衣帶里發現了絕筆書，上面寫著：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圣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這份絕筆在春天就已寫好，文天祥早就視死如歸，等待著殺身成仁、舍生求義的那一天。他以自己對民族、社稷、信仰、主義的崇高氣節、堅貞操守，為立國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抹上了最后一筆絢麗的亮色。

據說，文天祥受刑剛畢，傳來了忽必烈停止處死的詔旨。他是欣賞文天祥的，這是一個杰出人物對另一個杰出人物由衷的器重，他希望文天祥以對宋朝的忠誠來為新興的元朝效忠出力，表現出一個一統天下的開國明君在網羅人才上的寬廣胸懷。但是，倘若文天祥腆顏改事新朝，他就失去了流芳百世的固有價值，也就不再是后人心目中一身浩然正氣的民族英雄。

縱觀文天祥一生，任相于危難之際，卻沒能挽狂瀾于既倒，其后毀家抗元，兵敗被俘，也并沒有建立驚天動地的功業。后人紀念他，以為是：“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肯定他的主要不是名相，而是以名相能為烈士，“事業雖無所成，大節亦已無愧”，欽仰他的是節概與操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堅貞氣節，是中華民族精神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人有三不朽之說，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回顧中華民族的偉人行列，宋代以功業而彪炳史冊的相當罕見（岳飛戰功赫赫，但后人緬懷他，主要還因為他是矢志抗金的民族英雄）；而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卻遠較其他朝代為多，范仲淹、包拯、司馬光、李綱、宗澤、陸秀夫、文天祥……乃至許多以立言而名傳后世的理學家、文學家，例如張載、朱熹、陸游、辛棄疾等等，也都以他們所立之言體現的理想人格與愛國情操為后世所稱道。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視的朝代，他們的自覺意識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鑄成。文天祥是宋代這種人格典范的最后代表，這正是他留給后世不朽的精神遺產。

在13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歷史舞臺上，忽必烈與文天祥猶如耀眼的雙子星座。當然，忽必烈的不朽主要在于“立功”。即位以后，他在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關于元朝歷史，自有黎東方先生的《細說元朝》在，毋庸在下饒舌。但關于忽必烈，卻打算再說幾句，作為對《細說宋朝》的結語。

忽必烈建立元朝，取法前代中原王朝的政治體制，揮師南下消滅了南宋，結束了自晚唐五代以來長達四五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再次完成了全國大統一。

元朝的統一，是宋遼夏金不同政權與不同民族之間長時期政治軍事沖突與經濟文化融合的歷史結果，反過來又為中國境內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進一步交流，為全國范圍內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統一的空間，開拓了廣闊的前景。

正是在忽必烈的手里，元朝實現了對西藏的統治，確立了行省制度，初步奠定了中國后來的疆域與版圖，這些政治遺產也一直影響到現在。說他與文天祥分別是同一時代對后世留下政治遺產與精神遺產最豐碩的歷史人物，讀者諸君當不會有什么異議吧！

本文選自《細說宋朝》（虞云國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