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塵封的人

1965年，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的馬堪溫、蔡景峰，翻譯了一本名為《中國醫史》的英文著作。

《中國醫史》第一版，天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32年出版

不過，他們翻譯這本書的初衷，不是為了出版推廣，而是用于批判。

據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所原所長李經緯回憶：由于這本書中有一些對中國傳統醫學貶低的內容，有“民族虛無主義”“封資修”和“崇洋媚外”的嫌疑，因此被衛生部定為批判對象。

從書中如 “正當歐洲醫學以哈維的發現為原動力，獲得豐碩果實的時期，中國醫學在17世紀以前的長時期中，實際上是處在停滯不前的休止狀態，直到在教會醫學到來以后，它才復興起來。” 這樣的內容來看，在當時被列為批判對象，并不奇怪。

與在國內被視為“毒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醫史》在國際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作為第一部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的中國醫學史研究著作，該書不但在國外多次被再版，兩位作者還先后當選了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和研究院院士。

不過，在翻譯完成后，譯者之一的馬堪溫卻認為：《中國醫史》不應該被批判。

也許是馬堪溫的意見起了作用，也許是因為別的歷史原因，總之，在匆匆付印了十余冊后，對《中國醫史》的批判也不了了之了。

在隨后的近30年中，《中國醫史》那十幾冊譯本，與兩位原作者一起，被塵封在歷史的角落中，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遺忘。

《中國醫史》第一版，有兩位作者的名字

《中國醫史》的兩位作者，一位名叫王吉民，曾任上海醫學院醫學史教授、《中華醫學雜志》副總編輯、中華醫學出版社社長、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

王吉民

而另一位，不但曾在中國醫學史上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即使在世界醫學史上，也稱得上赫赫有名。

他是劍橋大學第一位華人醫學博士。

他是中國現代流行病學的創立者。

他是第一位被提名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他曾經從死神鐮刀下拯救過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

他就是中國現代醫學先驅及第一人——伍連德。

伍連德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除了醫學界的部分業內人士，大多數中國人仍對他知之甚少——這與他為中華民族所做出過豐功偉績頗不相稱。

伍連德不但不應該被遺忘，每一個受惠于現代醫學的中國人，都應該記住他，感謝他。

如果你聽完他的故事，我相信，你會認同我的看法。

鼠疫斗士

1910年冬天，一場巨大的瘟疫席卷中國東三省，成千上萬的人被病魔奪去生命，患者在伴隨著發燒、咳嗽、吐血等癥狀中迅速死亡，奇怪的是，他們死后全身皮膚呈紫紅色。

這種可怕的傳染病，就是曾經令整個歐洲聞之色變的黑死病。

黑死病的醫學名稱叫作流行性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瘟疫之一。

黑死病起源于亞洲西南部，于14世紀中葉散布到歐洲，在之后的三百年間，引發了一系列波及歐、亞、非三大洲的巨大瘟疫，造成了約7500萬人死亡。

肆虐歐洲的黑死病

在死亡陰影籠罩的三百多年間，中世紀的歐洲約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于該瘟疫，以至于黑死病成了死神的代名詞。

盡管后來歐洲人逐漸在黑死病的困擾中恢復生氣，但這種由細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直到1947年用于治療鼠疫的首選藥物鏈霉素被發現之前，一直是一種不治之癥。

因發現鏈霉素于1952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美國微生物學家瓦克斯曼

事實上，1910年暴發的這次東北鼠疫，并非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次鼠疫大暴發。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建立，在不同的地區，每年都有鼠疫流行的記載。

其中最大的兩次地區性大暴發分別是：

1855年云南鼠疫

疫情禍及了昆明、大理、澄江、武定、楚雄、蒙化、普洱等府、廳，從1855年到1884年，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總數達到147.2萬。

1894年粵港鼠疫

該次疫情從云南發端，在廣州大暴發，后波及香港，在香港造成了約2000~5000人死亡，而廣州的死亡人數更是超過10萬，以至于留下了 “死亡之多實百余年來所未見。”“羊城鼠疫流行，蔓延遠近，人觸其氣，病輒死，日以百數計，醫者束手。” 的記載。

當時，對于鼠疫的病理，不同流派的醫學專家各自提出了看法。

其中中醫大師們的觀點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有說溫病者，有曰寒疫者；有主血分熱毒，治以涼血解毒者；有稱疫病分初中末三段，以三焦論治者；有從燥邪之說，應分氣血而治者；更有標新立異者如中醫名家黃仲賢在《鼠疫非疫六經條辨》稱： “是書名曰鼠疫非疫者，以鼠疫乃鼠之患疫也，非疫乃人之病，而非疫也。” ——不但難以達成共識，甚至相互攻訐。

黃仲賢《鼠疫非疫六經條辨》

至于治療方案，中醫大師們更是開出了五花八門的方子：

常規的如防風通腎散、普濟消毒散、金銀花銀翹散、清瘟敗毒散、解毒活血湯、升麻鱉甲湯等等。

重口味的有用牛黃、人中黃、石菖蒲等藥材熬制的“辟穢驅毒飲”。

對于治療結果，中醫大師們同樣是自信滿滿，易巨蓀所著《集思醫案》中說使用升麻鱉甲湯承證加減治療 “分發患者，活人 無算” ，譚次仲則在《中醫與科學》中吹噓：此法治鼠疫效果達60-80%，他本人應用此經驗亦曾治愈過2例。

當然，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可以證明大師們的言之鑿鑿。

另一方面，現代醫學專家對于這場鼠疫的看法則相對一致：

應香港政府的求助與邀請，趕往香港進行傳染原理研究的法國傳染病專家亞歷山大·耶爾森與日本的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先后發現，導致這次鼠疫的病原，是由鼠疫桿菌導致的腺鼠疫。

因此，耶爾森成為了發現鼠疫病原體的第一人。

這一波起始于云南，波及到粵港，后傳向世界各地包括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六十多個國家，于20世紀30年代達到頂峰，造成千萬人以上死亡的鼠疫大流行，在歷史上被稱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始于1910年底的這次東北鼠疫，正是處于這次大流行階段的一次地區性大暴發。

不同的是，這一次東北鼠疫所面臨的困境，遠超之前的兩次。

首先，這次大流行的傳播速度之快、感染能力之強，遠超前兩次大暴發。

其次，當時的東三省，擁有著全中國最為發達的鐵路網絡，一旦鼠疫隨著鐵路擴散至全國，后果將不堪設想。所以，必須將疫情撲滅在東北，避免造成大規模擴散進而引發全國大暴發。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哈爾濱已部分被俄國所控制，背后更有虎視眈眈的日本，兩國在邊境陳兵相向，都企圖借這次機會控制東三省，而清政府唯有盡快撲滅疫情，才能避免遭到進一步入侵。

承擔這次鼠疫的防疫任務，無異于接手一個燙手的山芋。

在所有候選人中，有的資歷不夠，有的能力不足，有的畏懼這個千斤重擔——如何找到一個在資歷、能力、健康等方面都合適，又勇于承擔責任的防疫負責人，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清廷極為困擾。

按資歷，兼任陸軍軍醫學堂總辦的軍醫司司長徐華清最有資格，但彼時徐華清已經49歲，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勝任。

論能力，身為清朝第一位醫科進士的謝天寶最為合適，但謝天寶以要求撥發巨額安家費為由，謝絕了清廷的任命。

在這個艱難局勢下，近代著名外交家、時任外務部右丞的施肇基，向清廷舉薦了彼時還籍籍無名的歸國華僑伍連德。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屬馬來亞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州），原籍廣東臺山，為報效祖國，于1907年回到中國。

當時的伍連德，雖然已經在劍橋大學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是國內屈指可數幾位研究細菌學的現代醫學專家之一，但由于歸國不到兩年且年紀尚輕，在當時的陸軍軍醫學堂擔任副校長，為陸軍培養軍醫。

按照施肇基的預想，伍連德可能會猶豫一番。

施肇基

要知道，那時伍連德結婚不過五年，長子年僅四歲，在這種情況下拋下嬌妻幼子趕赴抗疫前線，無異于把一只腳踏入棺材里——無論是感染當時無藥可醫、中者必死的鼠疫，還是因抗疫失敗導致生靈涂炭，以至于引起列強入侵，都是常人無法承受的后果。

然而面對這艱難時節的重任，伍連德卻毫不猶豫地慨然接受了。

我們常說，一個勇于為國為民犧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的人，是義士，有這樣情懷的人，不多；一個有才華，有能力做大事的人，是能者，這樣的人，更少；而二者兼具的人，則是鳳毛麟角、世之罕有的大英雄。

而伍連德，正是這樣一位兼具膽色、情懷、才華與能力的民族英雄。

在那個寒冷的冬天，伍連德僅帶領一名助手，在依依不舍告別家人之后，坐上了目的地為哈爾濱的火車，毅然北上。

到達哈爾濱后，伍連德立刻便遭遇到了重重的困難。

首先，始于哈爾濱傅家甸的疫情已經非常嚴重了，在伍連德到任前，已有6萬人死于鼠疫，且每天因感染鼠疫死亡的人數都在增加，而由于缺乏對鼠疫防治的科學認知，當地官員并未做任何防疫措施。

其次，彼時在東北勢力盤根錯節的日俄兩方要么包藏野心，要么對中國醫生的能力極為蔑視，難以獲得他們在醫學上的支持。

此外，哈爾濱當時的醫學研究條件極差，不但連一間像樣的醫學實驗室都難找，而且按照當時的法令，解剖尸體是不被允許的。

我國素有“死者為大”的傳統，自古以來，無論在民間還是官方，解剖尸體被視為大逆不道、有悖人倫，是被嚴厲禁止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國傳統醫學對于人體生理構造所知不詳，只能依靠想象來了解人體，也由此誕生了虛無縹緲的所謂經絡系統。

左：明代楊繼洲《針灸大成》中的人體解剖圖（1601年）
右：維薩里《人體的構造》中的人體解剖圖（1543年）

但是，如果不能解剖病人尸體，就無法正確判斷病因。

一邊是來自傳統文化與清廷法令的阻撓，一邊是與日俱增的死亡人數。

何況，解剖尸體同時也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危險，在那時，感染鼠疫就等于死亡

面對重重壓力和極為艱難的內外環境，伍連德頂住壓力，決定進行解剖。

于是，在1910年12月27日那天，伍連德在哈爾濱傅家甸貧民窟的一個房間里，實施了現代醫學史上中國醫生的第一例人體解剖。

解剖工作順利完成后，伍連德通過專程攜帶過來的貝克顯微鏡，辨認出了器官切片中的鼠疫桿菌，確認了導致這次疫情的病因——鼠疫。

在哈爾濱的第一個鼠疫實驗室中，伍連德用顯微鏡觀察鼠疫桿菌

確認病因以后，伍連德一邊加緊對鼠疫的研究，一邊向清廷提出了如下主要防疫措施：

• 對鐵路、公路及河道等交通樞紐進行嚴格控制；

• 控制人群中的傳播渠道，阻斷鼠疫人傳人；

• 隔離病患、建立鼠疫醫院和隔離區；
  

• 派遣醫護增援；
  

• 戴口罩。

這套在今天看起來很常規的防疫措施，在當時卻屬于國內乃至世界首創。

首先，與以往鼠疫的傳播途徑不同，之前鼠疫傳播的途徑是老鼠→跳蚤→人，而這一次，鼠疫是通過一種叫做旱懶的動物傳播給人的。

其次，與以往的鼠疫類型——腺鼠疫不同，這次流行的是一種新型鼠疫——能夠通過呼吸系統傳播的肺鼠疫。

這也是這次鼠疫傳播更快、感染能力更強的原因，同時也決定了，以往通過大力滅鼠來控制疫情的方法，不再行得通了。

伍連德這種不拘泥于舊識的觀點，卻遭到了其他醫生的反對，首當其沖的就是從天津趕來增援的北洋醫學堂首席教師，法國人邁斯尼。

出于對中國醫生的輕視，以及來自以往參加過印度、香港、唐山控制鼠疫的經驗，邁斯尼堅決反對伍連德的“肺鼠疫”理論，并要求伍連德讓出東北防疫指揮權。

除了邁斯尼，其他來自俄國、日本、中東的專家和醫生都不認同“肺鼠疫”觀點，伍連德與清廷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

當以往遇到類似的情形時，清廷很可能會順應洋大人的要求，將東北防疫的總指揮換成邁斯尼。

然而這一次，在施肇基的力挺下，伍連德繼續指揮東三省的防疫工作。

惱羞成怒的邁斯尼為了證明伍連德是錯的，在不戴口罩的情況下檢查了病人，三天后，邁斯尼出現頭疼、發燒、咳血等癥狀，經檢查確診，邁斯尼感染了鼠疫。

又過了三天，邁斯尼去世了——雖然他故步自封、目中無人，但畢竟是為中國抗疫而死，同樣值得尊敬。

邁斯尼的去世讓伍連德感到防疫刻不容緩——每耽擱一天，就會有更多的人死去。

于是，伍連德迅速組織防疫隊伍，布置并實施防疫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這支由醫生、醫學生、中醫、警察、救火員、雜役、廚師、士兵等工作人員所組成的防疫工作隊，首次使用了現代口罩作為防護措施。

現代口罩在1910年東北鼠疫中被使用

早在中世紀的歐洲，為了對抗黑死病，一些醫生就已經開始戴上鳥嘴型的面具，但主要目的并不是阻斷呼吸道傳播，而是為了不讓死神看到自己的真實面目從而被“帶走”，嚴格來說，這并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口罩。

歐洲中世紀的鳥嘴型面具

到了19世紀末期，隨著細菌與病原體的發現，醫生會在手術時戴上用紗布制成的面罩以防感染。

而伍連德，則是第一位使用口罩來阻斷呼吸道傳播的醫生。

為了避免病菌隨著飛沫傳染，伍連德在醫用紗布中塞入藥棉，發明了現代口罩的最初版本——伍氏口罩。

伍氏口罩

然而，在實施了消毒、控制交通、隔離病患、佩戴口罩等一系列措施之后，哈爾濱的疫情依然沒有明顯好轉。

這時，部分民眾甚至防疫工作隊的一些工作人員，對伍連德的信任開始動搖。

面對未知的困難，伍連德并沒有打退堂鼓，反而繼續迎難而上。

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伍連德敏銳地意識到，僅僅隔離病患是不夠的，那些被雜亂無章地堆積在墳場的尸體，同樣是巨大的傳染源。

于是伍連德決定，把尸體集中火化。

在那大清尚未滅亡的20世紀初，傳統理念依然根深蒂固，連解剖一具尸體尚且只能秘密進行，要火化這么多尸體，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伍連德不但遭到了民間的重重阻力，就連朝廷的大臣遺老們，也一致表示反對。

只有伍連德的伯樂——施肇基例外。

在施肇基的據理力爭之下，攝政王載灃終于讓步了，同意擬旨準伍連德火化疫斃者尸體。

1911年春節，伍連德在多方配合下，將堆積在哈爾濱傅家甸墳場的2200具尸體進行了火化。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化疫斃者的尸體。

1911年，馬車將尸體運往哈爾濱傅家甸火葬場

疫斃者尸體被火化后，哈爾濱的感染死亡人數終于開始下降。

陸續地，包括滿洲里、長春等東三省其他地區，也開始實施了包括火化尸體在內的一系列防疫措施，東三省因鼠疫感染死亡人數終于被完全控制。

在經過了與死神的殊死搏斗之后，這場蔓延東三省、歷時半年、奪去六萬人生命、威脅數百萬人的大瘟疫，被伍連德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奇跡般地平息了。

按照以往每次鼠疫大暴發的死亡人數來看，說伍連德拯救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中國人的生命，毫不為過。

雖然這場抗疫最終勝利了，但所付出的代價同樣是慘重的。

據伍連德統計，哈爾濱防疫隊伍的殉職人數如下表：

2943名防疫人員中，297名不幸去世。

他們，同樣是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當時大多數中醫并不認同伍連德的科學防疫措施，但仍有9名中醫出于對伍連德的信任，參加了防疫隊伍，其中有4名在防疫中不幸逝世。

中國現代醫學先驅

經此一戰，伍連德名揚全球，中國醫務工作者也因此揚眉吐氣。

要知道，在伍連德之前，中國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界格格不入，中國的醫務工作者，在世界主流醫學界眼中不過是頑固不化、愚昧無知的代名詞。

伍連德的成功，扭轉了全世界對中國醫生乃至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1911年4月3日，由于東北抗疫的偉大勝利，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萬國鼠疫研究會在沈陽（當時叫做奉天）召開了。

1911年萬國鼠疫研究會，前排右四為伍連德

在會議上，主席伍連德被前來參會的各國科學家們一致稱為“鼠疫斗士”。

自人類與鼠疫殊死斗爭的1400年來，第一次獲得這個偉大稱號的，是一位中國人。

伍連德，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

抗疫勝利后，由于鼠疫仍屬于當時的不治之癥，伍連德并不認為可以從此一勞永逸，防疫只是剛剛開始。

于是，伍連德在中華大地上開啟了一系列現代醫學及防疫系統的創建工作。

1912年10月，伍連德創建了北滿防疫處，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常設防疫機構。1916年，防疫處改名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

1915年，伍連德與顏福慶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了中華醫學會，并創刊《中華醫學雜志》，伍連德任中華醫學會書記并兼《中華醫學雜志》總編輯，編撰了文章開頭提到的《中國醫史》，以及《鼠疫概論》《霍亂概論》等專著。

1918年，伍連德擔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中央防疫處處長。

同年，伍連德籌建了北京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成為其首任院長。

1922年，伍連德在沈陽創辦了東北陸軍醫院。

1926年9月9日，伍連德創辦了濱江醫學專科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前身），任首任校長。這是中國東北地區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醫學高校。

1929年，在伍連德的倡導和推動下，中國與國際聯盟衛生處達成協議，收回了海港檢疫主權，并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伍連德任該處第一任總監兼上海海港檢疫所所長。

1937年4月，伍連德任中華醫學會公共衛生學會會長。

除了讓現代醫學在中國生根發芽，伍連德始終沒有放下對傳染病的警惕，在他的領導下，多項國內重大疫情先后被控制，包括1917年綏遠鼠疫、1919年哈爾濱霍亂、1920年中國東北鼠疫，以及1932年上海霍亂。

在學術方面，伍連德同樣享譽國際。

由于其卓越的學術造詣，伍連德先后獲上海圣約翰大學、香港大學、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蘇聯科學院名譽院士，蘇聯微生物學會外國會員。

1935年，由于“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發現了旱獺在其傳播中的作用”，伍連德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提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出生在馬來西亞，且有英僑民身份，但在諾獎候選人資料表中，伍連德在“國家”一欄中，填寫的是“中國”。

也就是說，在已公開的資料中，他是首位被提名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故事的結尾

在近代中國，伍連德是一個輝煌的名字。

梁啟超這樣評價他： “科學輸入垂50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人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也。”

劍橋大學歷史學家 莫里斯 則說： “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勇敢無畏、最偉大也是拯救人最多的一個醫生。”

然而，當國家遭受巨大災難時，個人的輝煌也會顯得蒼白無力。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占領了大半個中國，曾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因而被日軍誣為間諜的伍連德，不得不在痛苦中離開中國，舉家返回馬來西亞。

1951年，伍連德將其位于北京市東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給中華醫學會。

在1959年出版的自傳《鼠疫斗士》一書序言中，伍連德寫道：

“我曾將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腦海里記憶猶新。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亞逝世，享年82歲。

英國《泰晤士報》評論道： “他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斗士，沒有比他留給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們引以為豪的了……”

《英國醫學周刊》的悼詞稱： “伍連德的逝世使醫學界失去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的畢生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無以回報，我們永遠感激他。”

2021年3月10日，谷歌將首頁圖像換成了伍連德，以紀念他為人類抗疫事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2021年3月10日谷歌首頁圖

世界沒有忘記他。

故事回到1965年，作為《中國醫史》的譯者之一，馬堪溫提出不應該批判這部著作。

我們不清楚，他是在翻譯過程中被伍連德偉大的一生所感動，還是因其他原因而改變主意，慶幸的是，那樣荒唐的事畢竟沒有發生。

然而，時光的塵埃還是埋沒了這位所有中國人都應該銘記的人物。

199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接到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來信，查詢其創始人之一伍連德的資料。

難以想象的是，時任中國微生物學會代秘書長的程光勝，對該學會創始人之一的伍連德，竟然一無所知。

程光勝查閱了各類資料，發現伍連德已經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現。

伍連德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大眾媒體，是2003年“非典”暴發之后，程光勝受《中國教育報》之邀，撰寫了介紹伍連德及其在東北防治鼠疫的文章。

距離伍連德最后一次離開中國，已過去半個多世紀。

在這半個多世紀中，現代醫學在中國經歷過迷茫，經歷過蹣跚，但始終在前行。

在這半個多世紀中，接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優秀醫學工作者人才輩出，甚至有人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得益于現代醫學的生根發芽，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超過75歲，中國的醫療防疫事業，已能夠經受住全球性病毒大流行的考驗。

這一切，都應該感謝那個一百多年前回到中國，身材瘦小、內心卻無比高大的無雙國士。

司馬遷在《史記 淮陰侯列傳》中說：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今天是3月10號，祝伍連德博士生日快樂。

注：感謝王哲博士所著的《國士無雙伍連德》，讓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偉大的伍連德博士，本文內容多處參考了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