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愛因斯坦領取遲到的諾貝爾獎
納粹德國的反愛因斯坦漫畫 愛因斯坦對蘇聯的政治及經濟制度的批評言論 《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 《相對論批判》第三次修改稿
文革期間批判愛因斯坦的宣傳畫 1979年版愛因斯坦紀念郵票

看到這個題目，讀者們大概會認為，作者要么是個民科，要么是個瘋子。

然而我既不是民科，也沒有瘋。

瘋的另有其人。

在劉慈欣的《三體》第七章《瘋狂年代》中有這樣的情節：

雖然小說中紅衛兵對葉哲泰的批斗是虛構的，但對于愛因斯坦的批判，卻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

歷史上，對于愛因斯坦的大規模批判，共發生過三次。

第一次批判
德國的種族主義立場

1919年5月29日，兩位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和安德魯-克羅姆林，帶領各自的科研小組，分別在西非的普林西比島和巴西索布拉爾，通過對日食的觀測，共同驗證了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中對星光偏折效應的預言。

同年11月6日，英國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舉行了一次聯合會議，在會議上，格林威治天文臺臺長戴森，以及愛丁頓和克羅姆林的研究小組，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們對廣義相對論的驗證結果。

自此，愛因斯坦一夜破圈，從一名物理學圈子里的小眾名人，成為了全球聞名的大眾偶像。

然而盛極之后，是禍之所伏。

同在1919年，德國工人黨成立，1920年2月24日，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為什么我會在這里提到納粹黨的成立？看到后面您就會明白。

1920年的8月和9月，兩場批判相對論的公開演講在德國相繼上演，主要參與者包括德國實驗物理學家格爾克與鐵桿反相對論人士保羅-魏蘭德，以及德國實驗物理學家、190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菲利普-萊納德。

有格爾克與萊納德這樣的著名物理學家參與，這兩場批判會按理說應該學術含量很高，以至于愛因斯坦本人都抱著虛心接受意見的態度參加了。

然而種種充滿種族主義色彩批判論調，讓批判大會成了一場不折不扣的鬧劇。

格爾克、魏蘭德等人的發言毫無學術含量，純屬捕風捉影的人身攻擊，例如指責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剽竊而來的，這些言論被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馬克斯-普朗克評價為“難以置信的污言穢語”。

作為前諾獎得主，萊納德的發言也高明不到哪兒去，同作為光電效應的研究者，他指責愛因斯坦對光電效應的闡述剽竊了他的研究——事實上，無論是提出光子假設，還是對光電效應的解釋，愛因斯坦的成果絕對是前無古人的，也正是因此獲得了1921年的諾貝爾獎。

對于萊納德的批判，愛因斯坦失望地表示：

“我欽佩萊納德是一名實驗大師，但他對廣義相對論的異議是如此地膚淺，以致于時至今日我還是認為沒必要細致回應。”

可笑的是，這些批判者自稱為“德國科學家維護科學純潔研究組”。

對于這兩場鬧劇般的批判大會，除了普朗克，勞厄、能斯特、魯本斯等科學家都紛紛表達了對愛因斯坦的支持。

然而德國國內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并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導致1921年諾貝爾獎物理學獎的“難產”。

自愛因斯坦于1915年發表廣義相對論以來，每年都有著名科學家提名愛因斯坦獲得諾獎，包括瓦爾堡、勞厄、普朗克、玻爾等人。

波爾給予廣義相對論極高的評價：

“在這里，我們面臨著物理學研究發展中最有決定性意義的進步。”

然而反對的勢力同樣強大，除了“德國科學家維護科學純潔研究組”，后來還加入了19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J-斯塔克這樣的重磅批判者。

此外，諾獎委員會內部同樣存在巨大的反對聲，醫學教授古爾斯特蘭德說：

“絕對不能讓愛因斯坦獲獎，哪怕全世界支持他！”

物理學獎評委會成員哈瑟伯格說：

“將猜想（相對論）放在授獎的考慮之列，是根本不可取的。”

由于重重阻力，諾獎評委會沒能堅持原則，以至于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居然奇跡般地空缺了——堪稱諾獎歷史上的一大污點。

對此，法國物理學家布里淵失望地表示：

“試想：如果諾貝爾獲獎者的名單上沒有愛因斯坦的名字，那50年以后人們的意見將會是怎樣？”

在以普朗克為代表的科學家們的不斷呼吁下，1922年，諾獎委員會決定，將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以補發的形式頒給愛因斯坦——但因為“對相對論的爭議過多”，作為“折中”考慮，獲獎原因為愛因斯坦對光電效應的解釋，而不是相對論。

于是，廣義相對論，這項人類歷史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最終沒能獲得諾貝爾獎。

這不是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遺憾，而是諾獎的遺憾。

諾獎的獲得非但沒有改善祖國（德國）人民對愛因斯坦的敵視，反而使他愈發艱難。

隨著納粹黨的成立及迅速壯大，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也逐漸發展到極致。

愛因斯坦最大牌的兩個反對者，萊納德和斯塔克，都是狂熱的納粹支持者。

1921年7月，阿道夫·希特勒當選納粹黨主席，宣揚納粹主義、反共主義、反猶太主義。

1924年5月，萊納德和斯塔克合作撰寫了《希特勒精神與科學》一文，他們如此歌頌希特勒及其戰友：

“就像那血統更純潔，人民更偉大，思想更聰慧的遠古時代開始時，上帝所賜予的禮物……他就在這里。他已經自我表明是真誠的元首。我們應當追隨他。”

在學術上，二人主張推進“雅利安物理學”，反對“猶太物理學”：

“德國需要的是真正的德國‘雅利安’物理學，它排除了相對論中過度數學化、抽象化的構造方式，而是采用嚴格的實驗方法。”

在民間，讓這位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科學家“滾出德國”的呼聲不絕于耳，甚至有極端分子主張以暴力“懲罰”甚至殺死愛因斯坦。

在愛因斯坦所任教的柏林大學，一名學生公然宣稱： “我要割斷這個骯臟的猶太人的喉嚨！”

值得一提的是，納粹黨人對愛因斯坦的極度反感，固然是因為愛因斯坦猶太人的身份，而另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愛因斯坦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同情。

終于，這股反對愛因斯坦的浪潮，隨著1933年希特勒擔任德國元首達到頂峰。

納粹上臺后，德國教育部長伯恩哈特-魯斯特宣布：

“德國所有大學的所有猶太教授必須解職” ——包括愛因斯坦。

對此，普朗克提出抗議，希特勒的回答是：

“猶太人就是猶太人，我們必須把他們全部清除！”

1936年，懷著巨大的悲傷和徹底的失望，愛因斯坦被迫離開生活了57年的祖國，終其一生再未回歸。

后來，愛因斯坦在其發表的《不回德國的聲明》中說：

“我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里：公民自由寬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意味著人們可以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其政治信念，寬容意味著尊重他人的任何信念。國家是為人而建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個人，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

第二次批判
蘇聯的意識形態之爭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

1947年，蘇聯接過德國的反愛大旗，當時僅次于斯大林的蘇聯第二號領導人、主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用這樣一段話開啟了對愛因斯坦的第二次大批判：

“由于不懂得辯證的認識途徑，也不懂得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相互關系，許多愛因斯坦的跟隨者，將研究有限、有邊的局部宇宙的運動定律所得到的結果，轉用于無限的宇宙整體，因而已開始談論有限的宇宙、時空的邊界……”

愛因斯坦在德國被批判的原因之一，不就是同情社會主義嗎？為什么社會主義蘇聯也要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呢？

不得不說，雖然愛因斯坦曾經同情過共產主義，卻也曾不止一次地批評過“社會主義”蘇聯的政治及經濟制度。

此外，在《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手稿的意見》中，愛因斯坦曾批評過“二號導師”恩格斯：

“要是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會建議把它付印……”

“不論從當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物理學史方面來說，這部手稿的內容都沒有特殊的趣味……”

除了對蘇聯和恩格斯的批評，從意識形態上，愛因斯坦與社會主義蘇聯也格格不入——據愛因斯坦自述，相對論深受奧地利哲學家馬赫的影響，而馬赫正是“三號導師” 列寧的嚴厲批判對象。

在其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列寧如此批評馬赫：

于是，在日丹諾夫率先開炮后，馬列主義哲學家馬克西莫夫根據列寧對馬赫“唯心主義”的批判，把相對論也稱為“唯心主義”。

蘇聯哲學家卡爾波夫，則將愛因斯坦稱為： “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

蘇聯學者瓦維洛夫、弗魯姆金、約飛和謝苗諾夫在公開信《愛因斯坦博士的錯誤想法》中指責：

“愛因斯坦實際上已成為和平和國際合作最兇惡敵人的陰謀和野心的支持者。”

“愛因斯坦博士已走在一條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他在一個存在著不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世界里追逐‘世界政府’的幻景。”

總而言之，蘇聯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雖然以科學為名，但主要還是在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面，而在科學層面，大多數蘇聯的物理學家對愛因斯坦是支持的。

比如，一些蘇聯科學家從物理學層面駁斥了馬克西莫夫對相對論的無知。

又如，蘇聯核物理專家庫爾恰托夫，以原子彈、氫彈的研發工作為由，盡可能捍衛相對論及量子力學在學術上的地位。

隨著“四號導師”斯大林的去世，批判的聲音逐漸減弱。

1954年，蘇聯科學院院士索波列夫發表文章，肯定了相對論在物理學上的重要意義。

自此，蘇聯對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批判告一段落。

第三次批判
中國的無產階級運動

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中國，出于對蘇聯老大哥的跟隨，以及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需要，愛因斯坦及相對論同樣被批判為“唯心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這一評價也被照搬過來。

隨著蘇聯批判愛因斯坦運動的偃旗息鼓，國內的批判聲音也逐漸微弱，1955年4月18日愛因斯坦去世，國內官方媒體還曾經發表文章，表達了對愛因斯坦的紀念。

時間來到1967年，湖南中學教師周友華到北京宣講了一篇題為《從物質的矛盾運動研究場的本質及其轉化》，借毛澤東思想批判相對論的所謂論文。

周友華的“論文”充斥著如“相對論沒有跳出機械唯物論的泥坑”，“完全違背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物質的矛盾運動規律”之類的意識形態措辭——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不過是一篇民科妄文。

在周友華的“論文”剛被推出之際，中科院的物理學家們對其總體持否定態度，然而這篇文章卻被中科院“革委會”看中。

在中科院“革委會”的推動下，1968年3月，一個名為“‘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小組在中科院正式成立。

“學習班”的成員包括周友華本人，以及來自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十幾名年輕科研人員——其中無一人的學術職稱在助理研究員以上。

1968年6月，“學習班”發表了第一篇批判文章《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

以下是文章部分內容：

“把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批深批透，才能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學革命都無法與之比擬的無產階級科學革命，即將出現在世界東方遼闊的地平線上。這將是歷史上第一次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徹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下開展起來的科學大革命。”

“光速不變原理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動的政治觀點的深刻反映。因為恒定的光速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所以“光速不變原理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

“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范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斗，同政治斗爭的聯系極為密切。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容，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

“無產階級一定能夠牢牢地占領自然科學的全部陣地，資產階級學者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一個個嶄新的科學理論，必將迅速地發展起來，自然科學發展真正的新紀元一定會首先在我國到來！”

此外，小組作者還故意將相對論與哲學上的相對主義相混淆，通過引用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對相對主義的批判，來借機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通篇文字，名為科學批判，實為一篇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討伐檄文。

對愛因斯坦的批判，受到了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掌管意識形態大權的陳伯達的大力支持，

在陳伯達的領導下，《紅旗》雜志社的編輯也參與到了“學習班”的工作中。1969年8月，“學習班”完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對論批判》（討論稿），并于當年10月完成了該文的修改稿。

相比之下，《相對論批判》一文的政治格調更高，措辭更為尖銳。

繼北京中科院之后，上海的復旦大學也成立了“上海理科批判組”。

相比中科院還借“學術”之名遮遮掩掩的批判，“上海理科批判組”則干脆直接對愛因斯坦進行人身攻擊：他們在1970年發表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文中寫道：

“他一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是下跪。有一點卻始終不渝，那就是自覺地充當資產階級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喉舌’。”

語氣之尖銳，措辭之刻薄，讓人毛骨悚然。

組織科學院和高校批判愛因斯坦還不夠，陳伯達還計劃召開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萬人大會，甚至以“中小學生思想活躍，眼光敏銳，興趣廣泛，很有生氣”為由，號召中小學生加入到對相對論的批判中。

一時間，愛因斯坦從一位受人尊敬的偉大科學家，成為了人人喊打的“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對于這場對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大批判，我國物理學家楊建鄴如此評價：

“這次‘批判’，其水平之低下和手段之惡劣，可以說讓人瞠目結舌；如果說它是一場‘批判’，倒不如說是一場想滅絕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大陰謀，而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只不過是實現這陰謀的一個可以利用的幌子，因為在所謂‘批判’中根本沒有任何一點點值得認真對待的東西，有的只是無賴和強盜似的胡攪蠻纏和血口噴人罷了。”

瘋狂年代，恰如其名。

尾聲

時間來到1978年，愛因斯坦誕辰99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該文是《愛因斯坦文集》譯者許良英所撰寫的序言，以表達對愛因斯坦崇高的尊敬與贊賞。

1979年3月14日，為了紀念愛因斯坦百年誕辰，北京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祝大會，并特意為愛因斯坦發行了一張紀念郵票。

幾十年過去了，那些曾經在批判愛因斯坦及相對論運動中上躥下跳的小丑們，早已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相對論卻依然屹立不倒，而愛因斯坦依然是那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之一。

雖說科學是在持續的自我批評和否定中前行，但我們仍然希望：讓科學歸于科學。

這類基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丑陋批判，不應該再次發生。

科學本身并不帶有政治屬性。

科學不會因為姓資還是姓社而改變結果。

那些被政治所扭曲的，已不再是科學。

過一千年、一萬年，科學該是怎樣還是怎樣，留下罵名的，是那些企圖用政治扭曲科學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