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江青收到一封由上海發出的匿名舉報信，自從接到這封信后，江青就顯得坐立不安，神情十分焦躁。

因為一切都沒有頭緒，江青只好以匿名舉報信的發出地址下手，她找到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公然聲稱：“有人胡編亂造污蔑我，最重要的是，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實際上是對準毛主席的。”

其實匿名信的內容，就是三十年代時，江青在上海的風流丑事和被捕叛變的歷史問題，并沒有所謂的“將矛頭對準毛主席”的意思。

然而江青卻抓著不放，江青和王芳都認為，舉報者能夠寫出這樣一封許多細節十分具體的匿名信，想必是對30年代的歷史和黨內上層情況了如指掌的，因此，江青下令將調查的方向對準黨內高級干部或者文化界名人。

江青第一個懷疑的對象是揚帆（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因為揚帆在國民黨南京劇專工作過一段時間，對江青的歷史很了解。

1937年，江青因情感丑聞難以在上海立足，于是決定前往延安，揚帆深知江青喜好出風頭、學識淺薄、極端自私、喜怒無常等缺陷，還知道江青曾在上海被國民黨拘捕的歷史，便將這些報告給了項英。

當時在延安，毛主席與江青的戀愛關系受到很多干部的反對，項英要求揚帆將所述內容整理成材料，然后由項英簽發，電報中央表示“此人不宜同主席結婚”。

由于諸多原因，在中央收到電報時，毛主席已經和江青結婚，后來江青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氣，一直記得此事。

由于江青的懷疑，揚帆很快因饒漱石的問題牽扯，上級部門對他進行公開批斗，然而針對揚帆的政治審查過程中并未提及揚帆工作上的失誤，也沒有問到和饒漱石的關系，卻句句不離“南京戲劇學校”，并直接詢問：“你是否還記得曾向延安發過電報，反映一位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情況。”

盡管江青已經排查出此匿名信可能與揚帆無關，可是1955年4月，揚帆還是因“潘揚案件”被逮捕并關押11年之久，在1965年又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直到1980年3月才被平反。

在否定了揚帆后，江青又開始懷疑起了覃曉晴，覃曉晴時任浙江省婦聯福利部副部長，也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的愛人。

江青懷疑覃曉晴是因為她三十年代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時，與覃曉晴住在同一個牢房，在想到覃曉晴時，江青的神態明顯不那么自然，然而無論如何，江青都沒有找到覃曉晴舉報她的證據。

但是在“四人幫”被粉碎后，覃曉晴寫下了她與江青在上海交往的經過。

1934年，覃曉晴經過丈夫高原的介紹，認識了化名為李鶴的江青，當時她們都在上海“無名劇社”工作，覃曉晴管江青叫阿姐。

然而在江青被捕后不久，覃曉晴也丈夫高原也被捕，隨后被關到看守所。

當時一個特務對覃曉晴說：“有人惦記著你呢，你阿姐，是叫李鶴吧，她還和我們談起過你呢。”

為了讓覃曉晴主動交代，特務還說道：“你可不要學其他人，坐了老虎凳，還要被弄到龍華監獄里面去，李鶴就不像他們，她就待了幾天，樂觀又活潑，京劇也唱的好聽，臨走前還給我們唱過幾段，還主動送給我們一張劇照嘞。”

但是調查覃曉晴時，她并沒有講這些，而且她對江青的情感歷史也不一定了解的那么多。

由于調查一直沒有取得進展，江青回到北京后，便向毛主席打起了小報告，并揚言要“嚴查這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

對此，毛主席一針見血地點評：“這并非是什么反革命的案件，倒很可能是你工作不虛心，得罪了什么人，人家對你不滿。”
然而江青執意要查，將一匿名舉報信硬是升級為一樁大案，不久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成立專案組負責調查，重點調查對象是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員身上，調查的方向轉為進行筆跡鑒定。

只要過去發表過對江青不滿言論的，比如時任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嵐，甚至是江青過去房東家的女傭人秦桂貞等等都被調查了。

很快，專案組先后收集了與案件可能有關的800多人的筆記，并進行了細致的筆跡鑒定，其中受到重點審查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賴少其的妻子曾菲。

因為曾菲跟賀子珍的關系密切，而江青一向對賀子珍十分嫉恨，江青懷疑賴少其的理由也很無厘頭，僅僅是賴少其曾向組織提議對賀子珍的生活給予一定的照顧，于是就重點關注起來。

然而專案組對曾菲和匿名信的筆跡進行比對后，終于無法確定，此案也一度成為懸案。

直到1961年，寫匿名信的人才被找了出來，舉報者竟然是林伯渠的夫人朱明。

在林伯渠去世后，其夫人朱明寫信給中央反應林伯渠死后的遺留問題，正是這封信被有關部門比對后，才確定1954年的匿名信為朱明所寫。

朱明曾與江青同時段工作在上海，對江青的事情有所了解，至于朱明為何寫匿名信舉報江青，想必正是如毛主席所說，是看不慣江青得勢后的所作所為。

然而，江青正要對朱明發難時，朱明卻選擇了自我了斷，并沒有給江青發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