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書蘭

近日受馮錦榮院長之邀來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暨中國文學系，于陳濟棠演講廳做講座“從《黃花崗外》看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這是去年（2023年）10月27日在北京團結出版社舉辦《黃花崗外》作者分享會的延伸。

《黃花崗外》一書曾于2009年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后于2021年由北京團結出版社為紀念辛亥革命成功110周年，出版簡體字增訂本。

這原是我在珠海學院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何沛雄先生，人稱“沛公”。回想當年從搜集、臚列、爬梳資料到深入研究，經歷沛公多次退回，甚至在我的論文A4紙上，打了無數次刺眼的紅色大交叉，唯有強忍淚水，重頭再寫，如此來來回回數年，耗費心力，所幸論文最終獲得委員會通過，沛公將此論文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定為：《黃花崗外》——《黨人碑》與孫中山首次起義。

側聞有位作家是某位辛亥革命烈士的親戚，他批評，《黃花崗外》僅根據《黨人碑》小說撰寫而成，并刻意丑化了他的親戚，這些話并不夠全面，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了《黨人碑》紀實小說，受到故事的啟發，產生興趣與動力，收集資料做田野調查，口述歷史，曾經到過臺灣地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廣州、澳門、美國西岸、美國東岸、英國倫敦等地，走訪孫中山先生的足跡。當中獲得珍貴的一手資料，例如，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被拯救出來后，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看書9個月的借書證、閱覽證、宣誓紙；又如，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室借閱的珍貴檔案資料等等。從收集資料到出版成書籍，前后花了10年時間。

慶幸自己身處香港，有此機緣，能為在辛亥革命歷史長河中，一段被忽略的或被遺忘的人和事，盡己所能刨書、研究、撰寫，雖然工作是孤獨的，但我甘之如飴。

關于孫先生倫敦蒙難事件，有不同說法，費正清和劉廣京合編《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有足夠的理由假定，孫中山是經反復權衡才冒此風險，走進中國駐倫敦公使館……”我認為有其參考價值。

辛亥革命精神是愛國主義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心中的一尊豐碑。

回到母校與教授和同學分享撰寫論文、整理出書的苦與樂，感到十分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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