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些年，中文輿論場上有一股很不好的風氣，就是污名化富豪。比如前一陣，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去世，結果農夫山泉的老板鐘睒睒意外躺槍，遭到網暴。

其實富豪并不是一個具有一致性的群體，不同人財富的來源也不同。有些是通過經商辦企業，有些是依靠投資投機，有些則是利用灰色手段。而且他們對待財富的態度也是大相徑庭。有人拿去再投資，有人選擇做公益，當然也有人花天酒地揮霍享受。

最后一種富豪的具體比例有多少，沒有也不可能有準確的數據。但常識告訴我們，這類人肯定是少數。不信你去看看那些被荒淫無度的寡頭掌控的國家經濟有多糟糕，市場有多萎靡，失業率有多高，民眾生活處境有多困苦，然后再和我們當下的實際情況做個比較，心里應該就有數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一直反對過度放大這一小撮所謂“無良富豪”的行為，進而對所有有錢人進行污名化，因為很容易造成誤傷。結果就像我們小時候聽過的一則腦經急轉彎：樹上有十只鳥，打掉一只還有幾只？正確答案是沒有鳥了，因為其他的鳥也都被槍聲驚跑了。如今中國的富豪群體，也有類似情況。之前還只是聽說某某企業家移民了，某某老板關掉工廠退休了，屬于個案故事，現在系統的數據來了。

3月25日，胡潤研究院發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共有3279位十億美金企業家上榜，比去年的3112位增長了167位。

其中美國十億富豪數量增長最多，增長了109位，總數達到800位。其次是印度，增長了84位，總量達到271位，排名全球第三。而中國呢？雖然上榜富豪數量達到814位，總量仍排全球第一，但比上一年大幅減少了155位。

這一增一減，基本符合我們對于這兩年中美印等國經濟消長的直觀感受。

01

這些曾經的富豪都去哪了？雖然榜單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我想中國富豪數量減少的原因，可能有這么幾種：

一種是伴隨產業迭代而出局的，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房地產商。

還記得2010年前后，那是房地產行業烈火烹油的時代，中國前十大富豪中有一半來自地產業。而如今，其中很多人或隱退，或出局，甚至身陷囹圄，即便仍留在榜單上的，財富、排名也大幅下降。比如曾經的首富、萬達的王健林家族，過去一年財富縮水72%至300億，旗下萬達商管大部分股份已被凍結；而碧桂園的楊惠妍家族，財富也縮水了60%至440億元。

第二種是新產業沒跟上。

大家都知道，2023年被稱為AI元年。伴隨著生成式AI浪潮席卷全球，跟AI有關的行業也出現了財富大爆發。按照胡潤富豪榜的統計，過去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新增財富來自于AI。像Meta、亞馬遜、谷歌母公司Alphabet、甲骨文、微軟等云計算相關的企業家財富均實現大幅增長。

本來中國也可以從中分一杯羹。畢竟過去20多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大繁榮，靠的就是模仿＋改良國外的各種場景應用。無論是做搜索的百度，賣貨的淘寶，播放視頻的優酷，還是打車軟件滴滴、社交平臺微博，都能在國外找到一一對應的模仿對象。

這種模式如果能繼續照搬到AI領域，其實也不錯。可惜由于中美關系的變化，現在美歐國家在AI技術方面對中國嚴防死守，而自主創新又需要時間，這就大大影響了中企分享AI這塊財富蛋糕的速度。

雖然其中也不乏有米哈游的蔡浩宇，憑借AI的發展財富暴增了210%至670億元的正面案例，但總體數量相對較少。體現在榜單數據上，2024年新上榜的中國富豪數量（55位），大幅低于美國（132位）和印度（94位）。AI在中國的造富速度，跟當年互聯網剛興起時的盛況不能比。這對于年輕一代創業者來說，顯然不是一個好消息。

相比上面提到的兩個“消富”原因，第三種就有點敏感了，它涉及到富豪出走。榜單數據顯示，過去一年移居海外的中國富豪數量達到61人，從海外歸來的則只有8人。而美國的情況正好反過來，出走23人，流入144人。

比較遺憾的是，榜單沒有詳細說明，這些移居海外的富豪只是統計口徑上改了個國家歸屬，繼續留在榜單上，還是已經退出了榜單？不過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說，我覺得前一種可能性不大。你看張一鳴，雖然“居住城市”顯示的是新加坡，但仍被算在中國富豪里。

更大的可能是一些排名相對靠后的頸部富豪，由于種種原因，財富縮水，移民后當起了寓公。至于頭部的那些富豪，想移民并不容易，最多也就換個城市。比如馬化騰，不看胡潤的榜單我都不知道他已經從深圳搬去香港住了。

02?

記得2015年，新華社旗下某“智庫”自媒體曾發過一篇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引發輿論軒然大波。后來該文作者告訴我說，這并非是他取的原標題，而是刊發媒體擅自改的。但因為這篇文章，對他本人的事業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重提這件舊事，并非想替誰翻案，而是覺得站在城市的角度，我們確實不該讓富豪“跑”了。這些年各地都在拼命搶人，這是對的，但除了搶年輕人大學生、搶各種技術人才，其實更應該搶富豪。這倒不是嫌貧愛富，而是因為在我看來，搶富豪至少可以給城市帶來三大好處：

第一大好處，富豪可以帶動就業。

前面提到過，富豪一般要么開公司，要么搞投資。前一種不消說，后一種要成為富豪，也不可能是散戶，也得組隊雇人。而雇人就能解決就業。像胡潤榜上的那些頭部富豪，名下公司的員工數量動輒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人。雖然他們的公司可能分布在全國各地，但一般來說，作為富豪居住地的城市也是公司總部所在地，員工人數往往最多。

比如丁磊，早年在廣州創立網易，那時候廣州是當然的總部。但這些年隨著丁磊定居杭州，包括網易音樂、網易嚴選、網易數帆等業務逐漸集中到杭州。雖然廣州仍是名義上的總部所在地，但員工數量已經被網易杭州公司超過。

正是因為富豪能夠帶動各種產業的繁榮，所以當年上海才會感慨“為啥沒能留住馬云？”要是留住了，后來的“數字經濟第一城”可能就是上海了。當然，現在的形勢又變了，杭州的自媒體上開始有人撰文反思“杭州為啥沒能留住黃崢？”可見對于富豪的爭奪有多激烈？

第二大好處，富豪有時會創造城建奇跡。

這方面的知名案例，遠的有張謇締造現代南通，盧作孚開發建設北碚，近的如杭州城西的崛起，也跟馬云、跟阿里有莫大關系。

按照杭州原先的規劃，應該是“城市東進、旅游西進”。這是因為杭州城東是杭嘉湖平原，地形開闊，便于開發。而城西不僅空間局促（南北山脈夾成的走廊地形），還遍布濕地（西溪濕地、五常濕地、和睦濕地），城建成本極高。要不是當初馬云在蕭山要地碰壁，被朋友引薦到余杭，阿里可能也不會西遷。而要是沒有淘寶城的開發，海創園也不會擴容，未來科技城也難以崛起，后面的云城可能也就沒有了。

我曾采訪過當年牽頭與馬云接觸，并負責引進阿里的一位余杭老干部。他告訴我說，那時候的余杭其實和蕭山一樣，也都看不懂B2B為何物，只是覺得城西這片荒著也是荒著，能有企業來總是件好事。沒想到馬云還真給他們變了個魔術。如今，未科-云城已成為“杭州第三中心”，完全顛覆了當初的城市規劃和發展方向。（這段掌故可詳見拙作《》）

第三大好處，很多富豪喜歡資助科學文藝。

很多人以為，富豪的娛樂愛好就是香車寶馬高爾夫，但據我的有限接觸和觀察，一些富豪還是很有文藝品味的，也樂于投資贊助文藝學術。而這可以說是一個傳統。

我們看歐洲文藝史上那些杰出的小說家、畫家、音樂家，比如米開朗基羅、伏爾泰、巴爾扎克等，不少都接受過貴族富豪的資助。這個傳統延續至今，很多歐美富豪都會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來贊助科學研究、文藝創作。相比把錢傳給子女，富豪們認為這樣做更有利于自己流芳百世。

國內比較有名的，像是李嘉誠投資建設汕頭大學，邵逸夫捐贈的圖書館遍布全國高校，天文愛好者馬化騰發起設立“科學探索獎”，以及去年雷軍向武大豪捐13億現金。而早年下海經商的沈志華，成為富豪后更是直接棄商轉行，投身學術，在中蘇關系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

03?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你所在的城市里有沒有富豪、住著多少富豪跟自己沒關系。其實富豪數量的變化，往往預示并影響著一個地方的產業走向、經濟繁榮度和城市吸引力。這方面中國的頭部城市尤其應該引起重視。別以為在國內自己始終遙遙領先，拿到國際上去橫向比較，一些變化已經露出了苗頭。

比如北京，去年曾以109名上榜富豪數量排名全球第一，上海也有103名，僅次于北京和紐約（105名）。但今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杭州、廣州在內的國內主要城市富豪數量均出現大幅下降。

相反印度城市的上榜富豪數量卻顯著增長。其中，孟買增長了26位，一口氣超過京滬深港等所有中國一線城市，成為全球上榜富豪第三多的城市，僅次于紐約和倫敦。而新德里的上榜富豪數量也反超了杭州、廣州，躋身全球前十。

這種情況下，中國城市確實不能再讓富豪“跑”了。但具體怎么阻止，肯定不能用五花大綁，以行政手段限制資本外流，實際作用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大。所謂“強扭的瓜不甜”，要想讓富豪心甘情愿地待在你這里，就必須善待人家。

一方面是在輿論上要善待富豪。

我不否認，個別有錢人的行事做派讓人厭惡，但輿論完全可以有一說一、就事論人。如果將對個別無良富豪的討厭上升為對所有富豪群體的仇視，最后倒霉的可能還是窮人自己。仇富換不來共富，這方面的例子古今中外實在太多了。

遺憾的是，最近這幾年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企業家無端遭遇網暴。一些自媒體甚至靠著網暴富豪來煽動民粹、賺取流量。雖然去年最高法就曾發文，表示將嚴厲打擊詆毀、貶損和丑化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等行為。但至今沒見有哪個網暴者受到實質懲罰的。個別無良大V仍在煽風點火，吃人血饅頭，以致最近又發生了鐘睒睒事件。

這個問題怎么辦，政府需要認真思考。同時需要思考的，還有政府本身與企業家及富豪的關系。

實話實說，現在各地政府對于企業家和富豪的總體態度是友善的，一些地方甚至針對民營企業家推出“四不原則”，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希望以此優化營商環境，吸引民企入駐、富豪定居。但就像我在文章開頭講過的那則腦筋急轉彎，類似“六盤水女企業家討債被捕”等案件，雖然可能只是個案，但對企業家的信心沖擊是巨大的。

如何才能真正體現地方政府的善意，我想既不是發文件，也不是說好話，甚至不是給特權，而是政府從自身做起，恪守法治、信守契約，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只有這樣，營商環境才能得到真正改善，富豪們也才能安心安居。而能使富豪安居的城市，打工人想必也能樂業，經濟也才有活力。

多說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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