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蔣介石在成都召開高層軍事會議，特別通知劉文輝、鄧錫侯等四川將領參加，讓蔣介石沒想到的是，劉文輝、鄧錫侯等人竟然拒不應召，分道揚鑣的意味非常明顯。

針對劉文輝、鄧錫侯的異動，胡宗南統率的將領力主討伐，紛紛叫囂著要給四川將領一些顏色瞧瞧。但蔣介石和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則認為，在這多事之秋，不宜內外樹敵。即便不能團結川軍“共赴時艱”，也不能把川軍逼得狗急跳墻，走向反面。

當天晚上，行政院長閻錫山在官邸召集了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會議，宣布取消遷都西昌的計劃，并決定把國民政府遷移到臺北。蔣介石當時打的如意算盤是，政治大本營設在臺灣，軍事大本營設在西昌，西南軍政大權，全部交付胡宗南掌管。

當時，蔣介石控制的地盤除了四川，名義上只剩下云南。為了穩住云南的盧漢，蔣介石特意于1949年12月9日親自修書一封，交給張群親自趕赴昆明交給盧漢，可是此時的盧漢正在密謀起義，所以張群在昆明剛一露面，旋即就遭到了扣押。

盧漢在扣押張群的同時，一不做二不休，還同時扣押了蔣介石中央軍的兩位軍長李彌、余程萬，以及軍統云南站站長沈醉。

此次一鍋端，盧漢做的很漂亮，遺憾的是，盧漢當時掌握的部隊太少了，面對中央軍兩個軍的進攻壓力，盧漢最終放掉了李彌和余程萬，張群也因盧漢念及舊情，被禮送出境了。

表面上看，蔣介石在這一輪云南博弈中，沒輸多少，其實不然，經盧漢這一刀，蔣氏走卒事實上已呈鳥獸散，最典型的就是李彌，這廝干脆將隊伍拉到金三角，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毒梟。

盧漢宣布云南起義后，蔣介石寢食難安。

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特務截獲了重要情報，內容說的是盧漢曾經給川軍將領劉文輝等人發電報，要求劉文輝等人就近偷襲軍校，把蔣氏父子抓成俘虜，送到北京，作為投誠的“見面禮”。

眼見川滇兩省事實上已連成一片，自己也被“叛軍”包圍，蔣介石在成都再難立足，只得倉皇逃竄。

1949年12月13日，蔣介石一行撤離官邸。在撤離的時候，有人建議為安全考慮，蔣介石最好走軍校后門“存正門”，這一建議嚴重刺激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他罵罵咧咧，故作鎮定，終于從軍校正面逃走，徹底訣別了大陸。

蔣介石從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逃飛臺灣時，廣州已經解放，解放軍第15兵團接管廣州機場后，留用了一部分國民黨人員。

由于他們過去在一個系統，成都機場曾與廣州機場聯系，了解廣州方向的天氣情況，所以蔣介石乘機逃向臺灣的消息很快就被準確鎖定了。

廣州機場得知蔣介石的飛機將于下午大約3點鐘飛抵廣州上空，立即報告給了時任15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洪學智。

得知蔣介石要跑，洪學智當即制定了兩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用戰斗機把蔣介石的專機迫降下來；第二套方案則是干脆打下來。

洪學智知道此事事關重大，特意詢問了兩套方案的把握性。

廣州機場負責人表示：機場現在就停有戰斗機，而且有一批很優秀的飛行員，其中一個還是國民黨空軍中的“四大金剛”之一，而且這名飛行員還再三打了包票，積極要求執行這次特殊任務，爭取立功。如果攔截不成，那干脆就用高射炮將他打下來。總之，絕不會讓蔣介石的專機從廣州的上空逃走。

一聽把握性十足，洪學智直接找到了當時擔任廣州市長、華南軍區司令員的葉劍英，匯報此事。

葉劍英聽完報告沉吟一會兒，說：“這是大事情。”

洪學智說：“有點像西安事變。”

葉劍英說：“倒是應該把老蔣給劫下來。”

洪學智說：“那就這樣辦吧。”

葉劍英說：“那得請示中央。這樣，你把此事報告中央。我們意見是用戰斗機迫降，或者打下來。”

頗有歷史深沉意味的是，洪學智將報告打上去后，中央的指示左等右等就是不來。

眼看飛機要飛過去了，機場不斷打電話催問洪學智。

洪學智也很著急，又跑去找葉劍英。

葉劍英問：“北京有回音了嗎？”

洪學智搖頭：“沒有啊。”

葉劍英態度堅決地說：“沒有，就不能干。”

洪學智連忙提議：“干脆先斬后奏，先打下來再說。”

葉劍英接連搖頭：“那樣也不能干。”

洪學智哀嘆一聲：“唉，讓頭號戰犯跑掉，太可惜。”

葉劍英說：“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沒有回音就不能干。”

洪學智說：“我們只是攔截下來，不傷害。”

葉劍英還是搖搖頭說：“這也不能干。”

由于中央沉默，沒有回應，沒有批準，葉劍英最終沒有同意打下蔣介石的專機。

這事，雖然不方便展開了評論，但簡單說一句還是可以的，這時候的沉默，在政治上是相當深邃的，不僅具有歷史的格局，更有歷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