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黃浦區茂名南路59號，有一座享譽中外的五星級花園式飯店，該飯店開業至今已經接待了100多個國家的近500位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這座飯店就是著名的錦江飯店。而一手創建了錦江飯店的女主人，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為人們所忘記。

這座飯店的女主人就是董竹君，是一位有著傳奇人生的女商人，同時在董竹君身上也發生過一個非常戲劇性的故事。

1929年，董竹君曾資助過一名落難青年，當兩人20年后重逢時，董竹君卻意外發現，當年自己資助的這名落難青年，竟已成為了解放軍兵團的司令員。

要想了解這個戲劇性的故事，我們要先從董竹君開始講起。

董竹君

逃出火坑的“清倌人”

1900年的中國正值多災多難之際，6年前的甲午中日戰爭，讓列強看到了清朝的不堪一擊，開始瘋狂地在中國劃分自己的勢力范圍，北方義和團運動也順勢而起，攪得國家民不聊生。

就在這一年的2月，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間，污水橫流的洋涇浜（原為上海一條河溝，后被填平成為一條馬路，今為延安東路）旁邊的一處貧民窟里，誕生了一個女嬰。

洋涇浜

女嬰的父親董同慶是一名黃包車夫，沒什么文化，因此只給女兒取了個“阿媛”的小名。

為了避免阿媛像自己一樣沒文化，董同慶和妻子李氏即使家庭條件十分困難，還是在阿媛6歲那一年咬牙將她送到了私塾讀書。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一個月后袁世凱逼迫清帝溥儀退位，延續了200多年的清政府至此宣告終結。

然而這一切并不能改變阿媛一家的困境，就在這一年，董同慶不幸感染了傷寒病，病情最嚴重時差點丟了性命，阿媛的母親挨家挨戶的借錢才勉強湊夠了錢保住了董同慶的命，然而命雖然保住了，董同慶卻至此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3年，董同慶夫婦為了還清債務，決定將13歲的女兒賣入“長三堂子”（舊上海頂級青樓）去學唱京戲。

阿媛知道此事后抵死不從，李氏哭著說道：“難道你愿意眼看著家里這么苦嗎？爸媽實在沒辦法，只有這條路了，而且只是讓你去學京戲，賣唱不賣身，在里面待三年就可以回家了。”

就這樣，剛滿13歲的阿媛，被“長三堂子”派來的轎子接走，成為了一名青樓里賣唱的“清倌人”。

因為阿媛長得漂亮再加上讀過幾年書，較其他青樓女子顯得出彩得多，因此每天都有人點名要她出場，有時她一天甚至要出場五六十次。

阿媛十四歲那一年，“長三堂子”的老鴇開始有意無意地暗示她做好“接客”的準備，阿媛不愿步青樓姐妹們的后塵又無力反抗，因此經常為此以淚洗面。

夏之時

正在阿媛不知所措之際，一個叫做夏之時的人對她伸出來援助之手，表示愿意幫她贖身，脫離苦海。

夏之時是一名革命黨人，曾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同盟，回武昌起義時，被選為四川省副都督，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后，夏之時和他的同黨從四川逃離，潛入到了上海。

雖然他家里有一個妻子，還有了一個兒子，但是他還是對14歲的阿媛“一見如故”，表示愿意出錢為阿媛贖身，不過有骨氣的阿媛不愿意給別人當小老婆，所以一直沒有同意夏之時的好意。

后來夏之時的原配夫人因為患肺病病死了，袁世凱又開始在國內大肆搜捕革命黨人，甚至開出了3萬大洋的高價懸賞夏之時的人頭，夏之時決定逃亡日本，臨走之前將此事告知了阿媛。

袁世凱

阿媛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相信愛情，在夏之時即將離開上海的晚上，將自己綢緞旗袍以及一些首飾留在房間里，當做贖身費用，然后趁“長三堂子”內的“龜公”不備，逃到了大門口叫了一輛黃包車后直奔日租界，和夏之時團聚后一起去了日本。

才逃狼窩，又入虎穴

阿媛和夏之時一起到了日本后，迅速組建了新的家庭。

在日本，阿媛的一位老師幫她取了新名字：董篁，字竹君。

董竹君原本以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然而事實證明并非如此。

1915年12月，袁世凱不顧天下人反對，悍然“稱帝”，夏之時知道此事后欣喜若狂，趕緊聯系同在日本的“革命同僚”準備回國繼續鬧革命。

不過，封建思想濃厚的夏之時并不放心自己年輕的妻子，哪怕她已經為自己生下來一個女兒，夏之時仍然感到不放心，他將一支手槍交給董竹君，說道：“你把手槍放在枕邊，如果你做了對不起我的事，就用它自殺吧。”

不但如此，夏之時在臨走之前還緊急發電報，將自己的弟弟招到日本，要他陪董竹君“讀書”，并對自己弟弟下令，要求他將董竹君的一舉一動向自己“詳細匯報”。

夏之時回國后不久就被任命為“四川靖國招討軍總司令”，一切安頓好后，于1917年發電報將董竹君和女兒叫回了國。

董竹君和夏之時

董竹君回到國內后發現，夏之時的封建思想變得更加濃厚，而且還感染了賭博的不良嗜好，有一次董竹君在幫夏之時剪腳指甲時，一不小心把夏之時剪疼了，夏之時二話不說一腳將董竹君踢翻在地。

后來夏之時被川軍總司令熊克武免除軍職，便經常將董竹君當作自己的出氣筒，一不順心就大肆打罵。

五四運動后，董竹君逐漸產生了經濟獨立的思想萌芽，于是她分別在1924年和1926年分別開辦了一家女子織襪廠和一家黃包車公司。

因為董竹君眼光獨到，做生意時又講誠信，她的公司很快就實現了盈利，《重慶日報》和《國民公報》兩家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了董竹君的事跡，和事事不順的夏之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夏之時因此經常遷怒于董竹君，夫妻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夏之時決心去上海“碰運氣”，遂孤身一人離開了四川。

董竹君

1929年，董竹君敏銳地感覺到，隨著連年的戰亂，四川的局勢已經不適合經商了，于是將公司賣掉，帶著孩子們去了上海找夏之時。

餐館里來了個年輕人

夏之時對董竹君的行為非常不滿，認為她不該把公司賣掉，一定要董竹君帶著四個女兒回四川，董竹君在夏之時離開四川的這兩年時間里，接觸了進步思想，對于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對于自己這個封建思想濃厚的丈夫也越發不滿，兩人之間爆發了結婚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爭吵。

夏之時決定帶著兒子回四川去，留下董竹君和五個女兒在上海自生自滅。

董竹君很快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四川的報紙還刊登了名為“夏之時家中難都督，將軍街走出女娜拉（《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被視為婦女尋求獨立和解放的象征）”的文章，贊揚董竹君的行為。

夏之時和董竹君一家合影

但知名度畢竟不能當飯吃，夏之時在回四川之前，曾答應每年支付給4個女兒1600元生活費，然而他回到四川之后，卻以董竹君被“赤化”了為由，拒絕支付女兒們的生活費。

為了生存，董竹君賣掉了一批金銀首飾，開了一家小飯館，因為她父親之前是拉黃包車夫的緣故，董竹君給自己立下了一條規矩，凡是來喝水的窮人、蘇北老鄉、黃包車夫一律不收錢，而且要給人家凳子休息。

黃包車夫們對董竹君的行為十分感激，一有機會就會對坐車的乘客宣傳她的這間小餐館，就這樣，隨著黃包車夫們的大力宣傳，董竹君的生意越發紅火。

民國時期的黃包車夫

在這段時間里，董竹君認識了一名叫鄭德音的共產黨員，董竹君原先想請鄭德音安排自己入黨，結果因為上海黨支部遭到打擊的緣故，鄭德音只來得及告訴董竹君“找李同志聯系”就離開了。

1929年夏末秋初之際，正在董竹君為“李同志”是誰而頭疼時，一個穿著灰色中式長衫的年輕人來到了董竹君開的這間飯館，年輕人到了飯館后，對服務員說道：“我是李棠萼哥哥的朋友，找董老板有要事相商。”

李棠萼是董竹君在四川的舊相識，董竹君在四川時，曾向她介紹過共產主義思想。

董竹君當即想到，李棠萼或者他哥哥可能就是“李同志”，趕緊吩咐服務員將年輕人帶到3樓21號房間，等董竹君將服務員打發后，年輕人見沒有旁人，從懷里掏出了一封信件，請她看一看。

董竹君打開信后，一眼就認出了這是老熟人李棠萼的筆跡，并最終確認了眼前這位年輕人的真實身份。

李棠萼在信中請她對年輕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年輕人見董竹君看完信后，不好意思地提及自己有事要去湖南，但是錢包丟了，李棠萼要自己向董竹君求援的事情。

董竹君聽年輕人說完后，請年輕人在房間里稍坐，急急忙忙地跑回了辦公室取出了一筆現款，送給了那位年輕人。

董竹君

年輕人接過錢后看了董竹君很久，董竹君問他：“還有什么事嗎？”

年輕人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了。”

董竹君見狀說道：“那祝你順利！”

年輕人點了點頭，轉身離開了。

董竹君為了避免出事，所以沒有走出房間送他，而是站在窗口眺望，直到看見年輕人消失在大街上才離開。

聞名上海的“錦江”女老板

雖然餐館生意干得不錯，但是董竹君心里一直有個“重操舊業”的夢。

1930年，董竹君用餐館賺的錢開辦了群益紗管廠，一口氣招收了100多名工人，規模遠遠超過她在四川開辦的“富祥織襪廠”。

可惜的是，正在群益紗管廠蒸蒸日上之際，1931年9月18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讓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系越發緊張。

1932年，日本悍然發動“一二八”事變，對上海發起猛烈進攻，群益紗管廠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一二八”事變

董竹君耗費了大量資金重建了工廠，原想繼續努力重現輝煌，但是因為她經常參加進步活動的緣故，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被抓進了牢房里。

當她被朋友們保釋出來時，群益紗管廠因為資金短缺和經營環境惡化被迫關閉了，更加不幸的是，她的母親也在不久后去世了。

正在董竹君走投無路之際，1935年3月15日，一位叫做李嵩高的朋友慷慨解囊，借給她兩千元錢，董竹君反思了自己這段時間的經歷，最終還是決定從事餐飲行業，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的華路臬路（今為寧海西路）包下了1幢小樓，取名為“錦江小餐”。

因為有過一次開餐館的經歷，所以她的這間餐館很快火爆異常，受到當地人民的追捧，當董竹君的傳奇經歷傳開后，更是吸引了上海灘的頭面人物，比如黃金榮，杜月笙等人光顧，“錦江小餐”規模也越來越大，并改名為“錦江川菜館”，董竹君就此成了一位聞名上海的女老板。

舊社會報紙關于“錦江小餐”的報道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后，董竹君的飯館因為在租界內，沒有遭到日本人的破壞，不過日本人因為董竹君是上海名人，所以想拉攏她為自己服務，結果遭到了董竹君的斷然拒絕，惱羞成怒之下，日本人決定對她執行暗殺。

無奈之下，董淑君只得帶著女兒們前往菲律賓避難，直到1945年才回到上海，并和組織取得了聯系。

董竹君回到上海后重新接手了錦江川菜館，并投入了地下革命工作中，先后投資創辦了永業印刷廠，美文印刷廠等組織，秘密印刷進步刊物宣傳革命。

年輕人竟已是司令員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原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被任命為上海市公安局長。

在抗日戰爭時期，董竹君曾通過秘密渠道向新四軍援助過大量抗戰物資，而楊帆就是負責和董竹君聯系的人，因此兩人可以說是多年老友。

楊帆到達上海后不久，馬上派人聯系上了董竹君，表示要和她見面。

董竹君母女

應楊帆的邀請，董竹君趕往上海華龍路楊帆新租的一間公寓內參加宴會，等她到了公寓后意外發現在公寓內除了楊帆外，還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以及第三野戰軍第9兵團司令員兼淞滬警備區司令員宋時輪。

宋時輪見董竹君到來后非常熱情，見她進來后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仿佛相別多年的老友一樣。

然而在座的人中董竹君只認識楊帆和潘漢年，唯獨宋時輪在她的印象中兩人從未見過面，眾人寒暄了一會兒后就正式就餐。

席間，宋時輪拿起酒杯走到董竹君身邊，對她說道：“董先生（對學識淵博或備受尊敬的人的敬稱，不分男女）您還記得嗎？20年前在上海，您對我提供過很大的幫助啊。”

宋時輪

原來，1929年去董竹君小飯館求援的年輕人，正是此時大名鼎鼎的司令員宋時輪。

宋時輪于1907年出生于湖南，在1927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三個月后，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五”慘案，在這期間，國民黨當局以宋時輪有“共黨嫌疑”為由，將他逮捕入獄。

1929年宋時輪出獄后不久，決定去上海尋找黨組織，并接到了前往湖南組建游擊隊的命令。

結果正在他打算離開上海時，錢包卻被人偷走了，正在走投無路之際，他碰到了自己在監獄里的“獄友”李棠萼，因為李棠萼也沒有多少錢，同時又有急事要離開上海，于是以自己哥哥的名義給宋時輪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去找董竹君求援。

宋時輪

得到董竹君的資助后，宋時輪離開上海前往湖南瀏陽、醴陵等地區組建游擊隊，開始了屬于自己的傳奇人生。

1949年5月的上海戰役爆發后，身為第三野戰軍第9兵團司令員的宋時輪指揮部隊率先攻入市區，并被任命為滬松警備區司令員。

闊別20年回到上海后，宋時輪不禁百感交集，想到20年前，如果不是董竹君的資助，可能就沒有自己的今天。

宋時輪有心請董竹君吃飯，報答當年的恩情，但是他顧慮到已經過了20年，董竹君可能已經忘了自己是誰了。

因此，當宋時輪得知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是董竹君的舊相識后，就請他安排了這次聚會。

董竹君沒有想到，哪怕已經過了20年，宋時輪仍然記得這件“小事”，而且自己當年資助的年輕人，如今竟然已經成為了一名軍團司令員，不由得感到十分的驚訝。

這次見面后不久，宋時輪又親自前往錦江川菜館看望董竹君，并送給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把日本軍官指揮刀，作為遲到了20多年的謝禮。

董竹君晚年

錦江“女豪杰”

1951年3月，潘漢年和楊帆委托辦事人員找到董竹君，表示上海市政府想在上海設立一座招待高級干部和外賓的食宿場所，考慮到董竹君和她的“錦江”名聲享譽海內外，所以上海市政府希望“錦江”接下這一任務。

董竹君當即表示愿意為黨和政府多做貢獻，就這樣，經過上海市政府和董竹君商議后決定：政府出資3億元舊幣（3萬元人民幣）盤下“錦江”‘旗下所有設備和人員，全部遷移至長樂路189號的華懋公寓，并更名為錦江飯店，董竹君出任錦江飯店董事長。

當時董竹君旗下的“錦江”估值為15萬美金，董竹君將之交付給國家的舉動無疑是極其深明大義的行為，因此，她也被人稱為“女豪杰”。

而錦江飯店也成為我國建國后第一座國賓館，先后接待了近500多位外國元首和外國政要。

錦江飯店

在董竹君之后的人生中，一直保持著和宋時輪之間的聯系，即便宋時輪調回北京后，也是如此。

每當董竹君前往北京辦事時，宋時輪總會請她到自己家里吃飯。

1991年宋時輪逝世后，董竹君還專門為他寫了一首悼詩，以紀念兩人之間的革命情誼：

六十年前滬識荊，微薄奉贈奔前程。

戎馬一生功卓絕，將勇風范啟后生。

20世紀上半葉對于中國而言，雖然是飽受苦難的年代，但也是各種新思潮流行的年代。

五四運動之后，那些敢于掙脫封建枷鎖和舊社會家庭決裂的女子，往往被稱為娜拉。

而董竹君就是這些娜拉們的代表，從失足青樓的“清倌人”，到聞名中外的錦江“女豪杰”，董竹君的人生，可以說是一段貫穿20世紀的傳奇。

而她和宋時輪之間的交往經歷，也常讓人感嘆萬千，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