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濟南軍區大院門外來了一位老漢，這位老漢一身破舊打扮，到了大院門口便對著站崗的哨兵說道：“我找你們軍區司令員，楊得志?！?/p>

哨兵看著這位衣衫襤褸的老漢，并沒有在意只是說道：“楊得志司令員不在家?！?/p>

老漢不甘心又問道：“那楊司令員什么時候回來？”

哨兵搖了搖頭說道：“軍事秘密，無可奉告。”

老漢也沒有追問就蹲在軍區大院的門口一直看出入軍區大院的車輛，哨兵不知道這老漢要做什么，連忙制止道：“不準這樣看，車上坐的都是軍區首長，你要做什么？”

接下來的對話中，哨兵看著這位老漢比較真誠，不太像撒謊，便將其打發進了招待所去等楊得志司令員回來，可誰知楊得志司令員得知這件事情后，卻親自去請這位老漢到自己家中作客，還請這位老漢吃了一頓飯并給了200塊錢。

那么，這位老漢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和開國上將楊得志之間又有怎樣的關系呢？

農村老漢照片（非侯禮祥）

經乞丐介紹走上革命道路

這位老漢名叫李祥，原名侯禮祥，出生于1912年的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熊河鎮侯垱村，雖家境貧苦，但仍被家人送去讀了4年私塾。

1927年，15歲的侯禮祥孤身一人前往荊州謀生，想要通過自己認字、上過私塾的優勢條件，在荊州謀一份體面的差事，但是由于當時的他身體弱、個頭也不高，并沒有人愿意雇傭他。

在荊州大街上游蕩的侯禮祥，遇到了一個乞丐，這乞丐人高馬大膀大腰圓，并不像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樣子，他拍了拍侯禮祥的肩膀說道：“你叫什么名字？”

“禮祥，你呢？”侯禮祥不知道這個乞丐為什么叫住他，但他見乞丐并沒有什么惡意，就將自己的名字告訴了這個乞丐，乞丐點了點頭說道：“李祥（乞丐誤以為侯禮祥姓李），好名字，我叫梁子，你就叫我梁哥。”

其實如果侯禮祥當時將自己的全名告訴這位所謂的梁哥，那他的后半生也不會有那么多悲慘的遭遇了，但是這時的侯禮祥并不知道以后會發生什么。

梁子給了餓得東倒西歪的侯禮祥幾塊銅板，讓他去買點吃的，侯禮祥雖然并不想拿乞丐的錢，但肚子餓的“咕咕”響的侯禮祥也只能接過這幾枚救命錢。

吃過東西的侯禮祥再次找到了梁子，表示自己對梁子十分感激，梁子和侯禮祥交談了一會兒，問他愿不愿意跟他去武漢找工作，侯禮祥當然愿意，當晚便跟梁子從沙市洋船碼頭出發到了武漢。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武漢街頭

梁子將侯禮祥介紹到一家招待所工作，工資雖然不高，但好在管吃管住，從那之后侯禮祥再也沒有見到過梁子。

這家招待所其實是我黨的地下黨同志開的，在身邊人的影響下侯禮祥也逐漸產生了革命思想，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從那時候開始，侯禮祥白天工作，晚上補習文化，文化水平提高的很快。

1928年5月，侯禮祥被組織上派往江西參加地方的革命工作，由于侯禮祥已經習慣了被叫做李祥，因此他在登記時，干脆也用了李祥這個名字，因為被叫做李祥會讓他有親切感，他的鄉親們就是這樣叫他的。

1929年春節前夕，紅三軍團擴編，侯禮祥也在地方干部的推薦下，進入了紅三軍團第5師14團2營5連當兵。

同年三月，侯禮祥在連長彭紹輝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了我黨，成為了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彭紹輝將軍

侯禮祥在紅三軍團期間，參加了所有紅三軍團與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的戰斗以及歷次反“圍剿”作戰。

紅一軍團的開路先鋒

1934年，由于中央蘇區第5次反“圍剿”作戰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進行轉移進行長征，紅一軍團重新組建，侯禮祥也因作戰勇敢且思想覺悟高，被調任至紅一軍團紅一師一團一營一連擔任連長。

而當時一團的團長正是楊得志，我們都知道紅一師一團是紅一軍團的開路先鋒，侯禮祥在作戰中的表現得到了楊得志的認可，很快就被提拔成了營長。

楊得志與侯禮祥的關系很好，侯禮祥也十分尊重楊得志，長征期間一直追隨楊得志為紅軍開路，強渡大渡河時，侯禮祥也參與了渡河作戰任務，當時他就跟在楊得志身邊。

油畫《強渡大渡河》

侯禮祥在接到任務時，明白任務的重要性，他知道先頭部隊就是大刀的刀尖，需要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在大部隊到來之前鋪平道路。

也正是因此，侯禮祥才有機會參加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雪山、踏過草地，以及攻打婁山關、臘子口等銘記于青史的戰斗。

作為紅軍開路先鋒中的一員，侯禮祥在長征中就與周恩來認識了，那是在遵義會議之后，侯禮祥當時已經是紅一團的營長了。周恩來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因為當時他留了大胡子，所以也被稱為“大胡子”主席。

紅軍時期留著大胡子的周恩來

有一次“大胡子”主席到了紅一團的前沿陣地視察，事先也沒有告訴任何人，侯禮祥是知道這位“大胡子”主席的，所以看到他時立即敬禮，周恩來點了點頭，問了侯禮祥的名字和陣地情況。

已經習慣被叫做李祥的侯禮祥，便稱自己叫李祥，并且如實匯報了陣地的情況，周恩來了解了陣地的情況之后，對侯禮祥的工作十分認可，也記住了“李祥”這個名字。

侯禮祥后來在攻打四川的小河負傷時，周恩來還曾去看望過他，其實這也不是侯禮祥第一次負傷，但卻是最重的一次，他的頸部被子彈擊穿，再偏一點就犧牲了。

另外一次比較重的負傷，就是在攻打陜西甘泉時，侯禮祥的右大腿骨，幾乎被子彈擊碎，吳起會師之后才得以轉入瓦窯堡后方醫院進行治療。

傷愈后的侯禮祥被提拔為紅一師第13團團長，此時的楊得志已經被調任至紅二師擔任師長，侯禮祥的新師長就是大名鼎鼎的陳賡，政委則是楊勇。

苦中作樂的侯禮祥

侯禮祥不止與周恩來有過接觸，也曾跟鄧小平和許世友開過玩笑，也因此被二人所銘記。

1935年6月，前敵司令部兼第一軍團宣傳部部長鄧小平，來到紅一團駐地寫宣傳標語，侯禮祥便幫鄧小平和石灰漿、提石灰桶。

（紅軍時期的鄧小平）

鄧小平得知侯禮祥會寫字后，便讓他幫忙寫標語，鄧小平見侯禮祥字寫的不錯，便夸獎他道：“你的字寫得不錯嘛?！?/p>

侯禮祥則幽默地回應道：“我是白字大王，光寫白字。”（白字在當時有另一層意思，就是錯別字的意思）

鄧小平則認真地看了一遍侯禮祥寫的字，并沒有發現錯別字，便說道：“很好，沒有錯，不是白字?！?/p>

侯禮祥則是說道：“鄧部長，這石灰漿寫出來的字都是白字，包括你寫的字在內。”

鄧小平當即笑了出來，說道：“你這個人呢，真會說笑話，你叫什么名字？”

侯禮祥仍是回答道：“我是李祥。”

正是因為侯禮祥苦中作樂跟鄧小平開的這個玩笑，也讓鄧小平記住了這個有趣的人。

1937年冬，侯禮祥被調到延安中央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那是他在參軍之后最輕松、最愉快的時光，他的文化水平在軍政大學中提高的很快，也接觸到了許多的新戰友。

許世友將軍

侯禮祥記憶最深刻的是和許世友開玩笑，有一次吃飯時，侯禮祥打完飯后，握著飯勺不給身后的許世友，許世友豎著自己又黑又硬的眉毛看著侯禮祥，侯禮祥也不甘示弱的看著許世友。

許世友當時在整個抗日軍政大學中都很出名，他見侯禮祥不怕他也是一時興起，直接將侯禮祥的帽子扔到了一邊，侯禮祥連忙去撿帽子，許世友拿過飯勺給自己打了飯，身邊的戰友都笑得十分開心。

許世友對這個有趣的家伙十分感興趣，于是在第二天吃飯的時候，又故意握著飯勺不讓侯禮祥打飯，侯禮祥便學許世友之前的做法，將許世友的帽子丟到了一邊。

許世友卻趁此機會將飯勺給了另一位同學，侯禮祥這次可傻了眼，周圍的戰友們看看許世友的大光頭，再看看手足無措的侯禮祥，笑得比昨天還開心。

因傷回原籍開展地下工作證件被偷

1938年，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的侯禮祥，被任命為中央警備團副團長，負責保衛中央首長的工作，在此期間侯禮祥得以整日看見毛澤東主席。

八路軍時期的毛澤東

毛澤東主席在閑暇時還喜歡與他們聊天，善于開玩笑和苦中作樂，并且經常能逗得眾人笑得合不攏嘴的侯禮祥，也因此被毛澤東主席所記住，建國之后還關心侯禮祥的情況，那時的侯禮祥卻已了無音訊數年。

這是因為在1939年初，侯禮祥在作戰時不幸受了重傷，經過治療后仍需要長時間的休養，于是在侯禮祥個人的要求和組織上的安排下，侯禮祥在1939年年底被轉到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準備返鄉事宜。

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下，侯禮祥被介紹到了湖北省地下黨組織開展地下工作，省委又將侯禮祥分配到了江陵中心縣委進行工作。

但是由于侯禮祥初來乍到，縣委的同志對他并不是很放心，而且當時也并沒有工作需要侯禮祥干，因此侯禮祥回到江陵縣后，只得先暫時借住在堂叔家中。

在堂叔的介紹下，侯禮祥和一位名叫楊緒兒的同鄉農家女子結了婚，侯禮祥結婚之后住在堂叔家里有諸多不便，而且他還要為兩個人的生活打拼。

因此侯禮祥便租了本家一個堂哥的房子，開了一間牌室，通過經營牌室來養家糊口，牌室越來越出名，當地許多人都喜歡到他這里來打牌，侯禮祥也就這樣被當地的小偷盯上了。

江西農村老照片

侯禮祥將自己的軍官證、殘疾軍人證、紅區白區之間來往的證件，以及許多能夠證明身份的東西，全部用草紙包好放進了一個小皮箱，并將這個小皮箱藏在了自己的床下面。

偷侯禮祥東西的小偷誤以為箱子里面有什么貴重的物品，便在同伙的幫助下，將侯禮祥的這個小皮箱偷走了。

皮箱被偷走之后，侯禮祥便關閉了牌室，整日窩在家里悶悶不樂，所有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全部被偷走了，也就是說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付出和貢獻都化為了泡影。

就在侯禮祥為自己未來的日子發愁時，地下黨縣委也給侯禮祥派了任務。

地下黨江陵縣委書記魏西決定派侯禮祥到監利縣朱河鎮洪湖湖區開展地下工作，要他以侯文彬的名字和身份擔任國民黨的聯保主任。

接到任務的侯禮祥立即前往上任，結果偏偏這時又出了岔子。

1940年4月，監利縣城擔任敵區長和縣長的地下黨成員叛變組織，地下黨縣委立即命令各地下黨成員分散隱蔽，侯禮祥就此與我黨失去了聯系。

1942年7月，我軍鄂豫邊區第三軍分區第十五團挺進潛江縣，在潛江縣隱藏的侯禮祥聞訊前來拜訪團長張秀龍，向張秀龍亮明了身份。

結果就在此時，日軍從伍家場襲擊了熊口，兩人的談話就此被中斷，張秀龍立即帶著部隊轉移了，侯禮祥就這樣失去了與組織相認的機會。

此后侯禮祥再也沒能和組織重新取得聯系，因為證件被盜也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

被錯認為反革命分子

新中國成立之后，侯禮祥在普濟鎮上開了一家茶館，并學了篾匠手藝補貼家用。

土改工作組的同志正在工作

當地的土地工作組開展工作后，侯禮祥被召回了家鄉，以貧民的身份參加到生產勞動中，但因為他從來沒有正經種過地，許多農活都做不好。因此，侯禮祥便只能給公家喂耕牛。

曾經的紅軍團長現在只能喂牛，這對侯禮祥來說算得上是一個打擊，心有不甘的侯禮祥仍想證明自己的身份。

但因為后來的組織工作關系調動，侯禮祥曾經的戰友、工作同志都已經分散到各地去了，最終也沒能證明自己的身份，反而引來了周圍人的嘲笑。

侯禮祥便給他們講自己在長征中的事情，結果招來的是更多的嘲笑，侯禮祥當時心灰意冷，但這卻不是讓他最心寒的事情。

由于新中國成立之后，蔣介石在國內安插了大量的特務分子，企圖破壞新中國正常的生產建設秩序，所以我國便開始了鎮反運動，對反革命分子進行排查。

而侯禮祥也因為曾經擔任過偽保長和偽聯保長，因此被列為內部專政對象。

侯禮祥哪里受得了這個氣，便罵了干部，并重申了自己參加過紅軍的事跡，但由于他后來的確當了偽保長，雖說出于組織的安排，但是礙于無人作證，因此還是被劃分為反革命的四類分子。

新中國成立之初批斗四類分子

原本應該享受紅軍待遇的侯禮祥，卻被錯誤地劃分成了反革命分子，這讓他更難以接受，令他更加想要證實自己的身份，但苦于沒有曾經的上級以及戰友們的消息，他也無路可尋。

侯禮祥唯一知道的就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一定能認出他來，但是他是肯定不可能去北京見毛主席的，一是沒有去北京的錢，二是當地政府對他這個“反革命分子”的看管很嚴。

直到1961年10月1日，侯禮祥在當天的報紙上，看到了自己兩位老上級，當時已經是開國上將的楊得志和楊勇兩位將軍的消息，于是侯禮祥立即給中央軍委辦公廳寫了一封信，希望能與兩位將軍取得聯系。

幾個月后，兩位將軍都給侯禮祥回了信，希望能夠確認侯禮祥的身份，但是此時侯禮祥心急了，直接拿著兩封信去找了機關的人想要證明身份，但是卻被誤以為是偽造的信件。

此后侯禮祥的信件也遭到了攔截，他寫的信再也沒能寄出一封，將軍們沒有收到回信便再次向侯禮祥寫了一封信，可惜信件因為層層傳遞沒了蹤影。

批斗大會

1966年，侯禮祥這個“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批斗，然后被沒收了所有生產資料，只有個棚子安身。

隨著形勢的加強，侯禮祥被下放到農場改造，他曾數次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但妻子的不離不棄使他堅持了下來。

一路艱辛趕到濟南

實際上，侯禮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縣委、縣政府并不知情，僅憑著侯禮祥曾擔任過偽保長，就將他定義成反革命分子，這在程序上是不被認可的。

1971年7月份，侯禮祥在公社林場勞動改造時，無意間看見了報紙上面楊得志上將被中央軍委任命為濟南軍區司令員的消息，這讓侯禮祥十分開心，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去濟南找楊得志。

楊得志將軍

說做就做，侯禮祥揣著兩分錢踏上了尋找老上級的路，他先是乘船到了武漢，然后通過扒火車的方式用了7天到達了濟南。

此時的侯禮祥頭發亂糟糟的，衣服上滿是污漬，臉上已經看不出人樣了。

當他找到濟南軍區大院時，卻被哨兵給攔住了“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侯禮祥說道：“我曾經是楊得志司令員的下屬，來找他有事情。”

哨兵已經見慣了來和楊得志攀關系的人，但也沒有直接轟走侯禮祥，只是說道：“楊得志司令員并不在家，你要是找他得等他回來?！?/p>

侯禮祥問道：“那楊得志司令員什么時候回來？”

哨兵說道：“司令員去哪里是軍事機密，不能告訴你。”

侯禮祥也沒了辦法，只能坐在路邊等，看著一輛輛出入軍區大院的車子，侯禮祥多希望此時有一輛車能夠停在他面前，看到那個曾經熟悉無比的面孔叫他一聲“李祥”。

但是并沒有車停下來，也沒人叫他，哨兵見侯禮祥盯著來往車輛里的人看，害怕會對軍區首長造成威脅，便說道：“你不能這樣盯著看，車上都是首長！”

某軍區大門照片

侯禮祥問道：“我不這樣看，怎么找到楊得志司令員？”

哨兵指了指一邊的傳達室說道：“你先去傳達室登記，等楊司令回來以后就會找你。”

侯禮祥便去傳達室登記了，傳達室的值班戰士見到侯禮祥后并沒有趕他，而是詢問他有什么事情，侯禮祥說道：“我是楊德志司令員的老部下，找他有事情?！?/p>

“那你有沒有介紹信？”

“沒有，我是偷跑出來的，怎么可能有介紹信？”

“那你稍等一下吧，等楊司令回來我會告訴他的?！?/p>

侯禮祥便繼續坐到一旁等，他以為楊得志現在在部隊里面晚上就會回來，結果楊得志當時出差了，要幾天以后才能回來，傍晚的時候，值班戰士換班了。

楊得志

侯禮祥便再去問了一遍，值班的戰士見他挺真誠不像是撒謊，便把他安排到了附近的招待所里面，等楊得志出差回來。

幾天后楊得志回到了軍區，那名值班戰士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給了他，楊得志聽到自己的老部下李祥找來了，十分開心，連忙讓人確定侯禮祥的身份。

身份確定后，侯禮祥被楊得志將軍親自請到了家里，兩人見面之后立即抱在了一起，侯禮祥更是流出了兩行熱淚，侯禮祥直到此時才解釋清楚了自己名字的問題。

楊得志將軍晚上請侯禮祥吃了一頓飯，并請他住了兩天，然后又準備了許多用具、200元錢和一封介紹信，請武漢軍區的司令員曾思玉給侯禮祥證明身份。

曾思玉

但是侯禮祥回到湖北后，曾思玉又剛好出差，已經出來半個月的侯禮祥擔心家里的情況，就回了家，結果沒想到革委會主任仍認為侯禮祥是偽造的信件，并沒收了他的全部物品。

不過好在1973年12月31日，毛主席簽發了全國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楊得志剛好與武漢軍區的司令員對調。

楊得志來到荊州市時，想起了侯禮祥，便來到了江陵縣找侯禮祥，革委會主任得到這個消息后才知道侯禮祥之前并沒有撒謊，最終在楊得志將軍的指示下，荊州市委查明了侯禮祥的身份。

在楊得志、楊勇將軍以及曾經的江陵縣委魏西的證明下，侯禮祥的身份終于得到了確認，并且組織上為他恢復了紅軍待遇，并對工作的失誤進行了補償。

但是由于侯禮祥脫黨多年，并且在解放戰爭期間沒有主動找黨證明身份，最終未能恢復黨籍。

1991年冬，侯禮祥因病逝世，轟轟烈烈的一生也畫上了完美的句號，而未能恢復黨籍則成了侯禮祥唯一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