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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饒橫峰中學一位副校長獲得江西省五一勞動獎章，橫峰縣宣傳文章稱，該同志“熱愛教育事業，熱愛學生，做到以校為家。他一心想著學生，幾乎無暇顧及家庭，其妻子曾懷有身孕還得照顧家里各項事務，最后妻子由于勞累過度、營養不良兩度面臨流產，但是同學們在學校的饑寒冷暖、喜怒哀樂簡老師幾乎事事關心、事事用心，真正詮釋了一名平凡勞動工作者立足本職工作，不忘初心、愛崗敬業的精神內涵。”

我第一感覺，嫁給這位副校長，算是倒了霉了。

第二個感覺，寫這個小作文的人，很有可能刻意拔高，里面有水分。

從后面的事跡來看，副校長愛崗敬業是肯定的，工作太忙應該也是事實，但是妻子“營養不良、兩度面臨流產”，是不是他不顧家的結果？

如果不是，這是虛假宣傳，這種宣傳，對個人不是光榮，對全社會更沒有好處；如果是，這種男人不能嫁，而且，他不配獲得省五一勞動獎章。

“小家”和“大家”的利益從來都是一致的。“小家”過不好，“大家”能好嗎？就拿這個家庭來說，幸好妻子只是“面臨流產”，假如真的流產，這不是社會的損失嗎？

或者營養不良的妻子生下先天營養不良的孩子，孩子從小得病，將來這個家庭的問題，不就是社會問題嗎？或者從小不管孩子，孩子長大后搞校園凌霸，成了小惡魔，不是給社會造成危害？

極端舍小家的做法，歸根到底，最終是社會來承擔成本，而且這個成本極大。

如果此事是真的，一個對家庭極端不負責任，一個把妻子累成這樣的人，我看婦聯該過問了，組織該找他談話了，甚至法律該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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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里有一種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拼命讓老百姓做圣人。比如舍小家顧大家，如果向上追溯的話，可以找到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向下一直延續到楊朔的《荔枝蜜》，當年我們寫作文，全都是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小蜜蜂。

惡劣的是，是把日常生活拼命拔高。說孝道，就搞個二十四孝；說貞潔，就豎起無數貞節牌坊。

漢代有個郭巨，家里糧食不夠吃，兩口子商量，把三歲的兒子活埋，省下糧食給老娘。他們抱著兒子去挖坑，結果挖出了一壇黃金，壇子上寫：“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這就是埋兒奉母。

這個故事沒有任何人性，但是它騙了中國老百姓一千多年。所以魯迅在《二十四孝圖》中說：“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倘使我的父親竟學了郭巨，那么，該埋的不正是我么？”

這種謊言無助于世道人心，絕不會讓人心變好，只能使人心變壞。

活生生的例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兒子李泰，他可是才華橫溢，飽學之士。有一天他跟父親說，如果讓我繼承大統，我就殺了我的兒子，將來我死了，把皇位傳給弟弟李治。老爸啊，我毫無私心，我真的是為了咱們大唐百姓著想啊，不信我現在就去殺了兒子！

唐太宗趕緊攔著，別殺我孫子，他心里挺感動。但是褚遂良很快揭穿了李泰的把戲：一個連自己兒子都能殺的人，還有什么事他干不出來？還有什么人他不敢殺？一個連自己兒子都能殺的人，他怎么可能施仁政愛百姓？他又怎么可能把位置傳給弟弟？這人坐了天下還得了！

唐太宗有一片愛子之心，他只是把李泰降為郡王，沒有再難為他。

一個口口聲聲毫無私心的人，他很可能有成為李泰的潛質，至少他在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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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說，有兩種個人主義，一種是極端自私主義，這是壞的個人主義；另一種是“個性主義”，講究個人權益、自我獨立、自我發展，這是好的個人主義。

人們在現實中說謊成了習慣，作家就會在作品中說謊，于是人的精神生活就被謊言包圍。郭巨的埋兒奉母，分明就是說謊文學，這種東西，我們見得多了：拼命塑造道德符號，反而看不見正常的人。

胡適說得好：

一個骯臟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干凈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范，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臟國家。

我寧愿相信江西這位副校長是個愛崗敬業的好人，妻子營養不良是因為她的體質原因，而不是因為副校長放棄了做丈夫的責任。

這樣我們就只需批評寫小作文的人就行了：讓說謊的文字走開。

我更愿意看到一個工作家庭兩不誤的勞動獎章獲得者，這樣的人更貼近我們的生活，大家能從他身上學到東西。

從郭局身上能學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