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自古就有“世界園林之母”的稱號，園林的營建與發展有著完整的演進序列。隨著秦、漢之一統帝國的形成，帝王苑囿的營建也逐漸朝著融合山水、花木與建筑等多元因素為一體的方向發展，而此時的秦代苑囿又是園林發展史中的里程碑，實為中國古典園林的典范之作。

關中地區優越的地理環境與體系化的建筑經驗，與技術因素為園林的營造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其在秦代的建筑、藝術以及文化的發展史上也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關中形勝的自然環境與苑囿營建之“基”

眾所周知，苑囿就是對自然環境的人為選擇與改進，因此其既離不開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又不完全依賴環境的本身，需要人們充分發揮其能動的適應性，對其進行積極的調整與改造，才能達到 “宛自天開”的藝術效果，自然環境的形勝之勢仍然是古之園林營建的重中之重。關中地區一般是秦人苑囿的首選之地，其成熟的建制背后是有著諸多原因的。

其一，氣候的適宜。遠在秦漢時期關中地區的氣候相較之今日，是溫暖而濕潤的。據《呂氏春秋》中所載，遠在秦時春季來臨要早于清初約三個星期左右的推斷。秦漢當時的桃花盛開與燕子飛至的時間，確要比今日早出將近一月左右，足可見南方的一些植物與動物在當時的關中秦地完全有理由生長與生存。

其二，高山之勢。山勢之險勝可以襯托出苑囿的崇高之美，山之高峻，促人登頂，極目遠望，遠景盡收眼底，尤其是位于西南之地的終南山，其山勢高大雄奇，林木繁茂，人若立于山下遙望便可見重巒疊嶂，蒼翠無際。

如此這般在有限實景中的無限獲取，才使得登山之“人”猶如置身幻境，心曠神怡的真實感受便會油然而生，既陶冶了心境又于無形之中，擴大了苑囿的物理空間，也正是基于此，秦人在進行苑囿設計時，往往以山作為其周邊的界址，如秦上林苑就是以終南山為其南面邊界的。

其三，水源的豐沛與流轉。眾所周知，庭園有水則秀，庭園理水一直是苑囿營建中重要的環節。關中地區自古水源充足，正是由于水源的存在，才能使在自然環境中營建的亭臺樓閣、水榭小徑有了靈動的氣息，同時水又是萬物生存之本，苑囿之中之所以有各種珍奇花鳥與林木走獸都與水的存在密不可分。

其四，可見沃野千里之“原”。在關中地區既高且平的“原”為數甚多，具體可見有銅人原、風涼原、鳳棲原、樂游原、少陵原、高陽原、咸陽原、白鹿原、龍首原以及鴻固原等。由于天然的地形與地貌，使得不同的“原”之間漸自形成了條條水脈與旖旎風光盡的自然景觀。

當時在長安城南的樊川就是秦漢時期著名的風景勝地，其全長三十余里，潏河縱灌其中，此情此景，情趣饒多。如此這般沃野川流，明麗風光的詩情畫境足可作為《三輔黃圖》中“絡樊川以為池”的佐證。

《荀子·強國篇》記載：“其固險塞，形勢變，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勝也。”

秦人的苑囿營建離不開自然環境的依托，然此時的苑囿建筑有別于明清以來的中國傳統園林的藝術風格，前者主要建立在自然的大環境中，對于“自然”的崇尚已到了無可附加的程度，而后者則主要基于在固定之所營建出自然環境的真實感受。秦時關中之地的山里河谷、物產之資的美麗與豐饒，由此而興起的帝王苑囿之筑顯然是大自然的衍生物。

二、多元的苑囿組成溯源歷史

《說文》記載：“苑，所以養禽獸也；囿，苑有垣也。”

西周時期，園林多稱為“囿”，此時“囿”的主要功能在于圈養野獸以供貴族與王侯射獵之用。其實“囿”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殷商時期，殷商時期的苑囿營建多借助于自然環境的天然所成，將環境中的草木野獸以及獵取而來的珍奇異獸，狗馬蠻鳥等物放養在自然環境當中讓其孕育滋生，繁衍生息。另外還令工匠挖池筑臺，使之成為狩獵之余休閑娛樂之所處。

殷商之后，對于苑囿的營建逐漸趨于多元，除了狩獵為主導的苑囿活動之外，還在苑囿中筑宮設館與營建帝王的臨時寢居之所。至秦時，“囿”才逐漸改為“苑”或“苑囿”之稱，其意思本身包含著動物、植物、山水、觀賞、狩獵、寢居等多元的文化構成。秦代苑囿相較之西周時期，不僅數量增多，而且規模也甚為龐大。

在秦代上林苑中所囊括的宮室殿臺甚多，朝宮就是規模巨大的建筑群落在苑囿中而營造的，此時的皇室苑囿早已不再是簡單的涉獵、園游賞景之所，而是融入了禮儀、權威與政治的多元因素，皇帝不僅可以在此打獵游玩，而且還可接見各國使臣與臣子，處理國家軍機大事等等。

秦代在上林苑的營建中除了巧妙利用了長安八水的自然條件之外，還有許多人工湖泊與之相伴。自然之川流與人工之靈沼分流而并列，泉源的充沛殷豐與如織之渠澗可使土壤肥沃、林牧蔥郁、魚躍而鶴翔。盡管阿房宮以及其附屬建筑隨著秦末的戰亂，與硝煙而毀于一旦，但自然環境所形成的天然風景，確是不能被戰火所泯滅的。

苑囿在秦時只是皇帝王公的專享，百姓只有修建的權利，而并無任何出入苑囿的權利。如在秦時，縣應竭力征發刑徒為苑囿建造塹壕、墻垣以及籓籬，若遇經久失修之處就應盡快修繕，修畢后上交苑吏審核。若不滿一年再有損毀處，就應由該縣重征刑徒修之。

與此同時，其還應承擔苑中牛馬的牧養，就此秦代中央政府還專門制定了《廄苑律》，建立了牛馬戶口的登記與注銷制度，在對于牲畜飼料的征收與支付，以及其養訓使役與飼養優劣的評比等方面，都有著一系列明確的規定。

對于珍禽異獸的鐘愛是秦代帝王營建苑囿的主旨之一，秦代苑囿中禽獸眾多，有諸如鹿、牦牛、熊貓、水牛、象、野馬、駱駝等，如此品類眾多的禽獸都是為了帝王的射獵而預備的。秦人最早從西陲之地一路披荊斬棘，其林牧的經濟形式占據了封國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射獵成為維持秦人生活的主要途徑。

隨著以農耕為主的經濟形式的確立，射獵反倒成了皇室貴族們豪華的一種享受方式，而此時對于天然林區，抑或是皇室的苑囿，平民皆不準任意捕獵，即使捕殺也僅是在政府所劃定的區域內，同時它們也都被列入“山澤稅”的范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當秦代帝王統治時期，苑囿成了其彰顯權威與榮耀，豐富生活意趣的主要場所，那么理所當然在其死后仍然需要相應的苑囿，作為自己身后的皈依。始皇陵中的山、水、環境以及宏偉的陵區建筑，都彰顯了皇帝視死如生的價值意識。

三、秦人苑囿中所蘊含的設計法則

在中國園林的發展歷史中，秦代苑囿藝術是其中最為關鍵的承接，其使苑囿藝術的發展走上了一條由單一向多元發展的價值構成之路，其間融合了統治階級比附性的價值思想，同時也與工藝匠人們高超的筑造技藝須臾不分。

秦代苑囿在建造過程中有著典型的秦人標簽，既融合了三代以來的傳統“囿”之營建法則，又比附了秦人法天，尊天人秩序的崇高極權價值。借山之勢，行水之靈就成了這一時期苑囿營建的必要法則。關中形勝，往往是帝王苑囿之地的最佳選擇。

《戰國策》記載：“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囿”的營建往往立足于自然環境的美輪美奐，而并非有過多人為價值意識的融入，其實際用途也不過是君王圈養珍禽異獸的自然山林，而秦代的造園者秉承了帝王法天而又比附于天的價值意識，在對造物尺度的把握中考量著自然中的山水與林木。

秦人在苑囿的建造中對于尺度的權衡已近極致，工藝匠人們將宮室樓臺與水榭池亭等實用型建筑，巧妙地濃縮進大自然無限的風景之中，使君王在宮室與亭臺之中就能欣賞到自然界中的奇峰、異石、流水與湖面，同時還能觀賞到各類名花異草，珍禽異獸。這種將實用的尺度融入自然的環境中，所營造出的苑囿空間是后世仿效的典范。

規模宏大，雄偉壯觀的苑囿內之宮室建筑，若同巍峨的崇山峻嶺以及無際之蔥郁林木，相較定然會影響其尺度感，然設計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規律，從而增強了尺度對比中的視覺沖擊。

以山嶺為背景依托，將宮室的營建作為苑囿的主體建筑，弱化周邊的亭臺水榭等輔助性建筑集群，再配之以纖弱的名花異草與珍禽異獸。在如此的苑囿構成中通過不同形式之間尺度的對比，使得主體建筑在周圍不同尺度的景物的襯托下，凸顯出其高大雄偉，壯觀迤邐的藝術形象。

結語

秦代苑囿還可以被視為朝野政權的象征，是封建中央集權制下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主要場所。三代以來游藝性的單一功能，在秦時已然被統治者賦予了多元的價值含義。這種宮苑結合的苑囿規劃至漢唐時已經日臻完備，逐漸形成了“庖廚不徙，后宮不移，百官備具”的新型苑囿格局。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

[2]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