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甘肅：

銀鑫講述：我的兵團生涯

銀鑫

參“軍”首日：苦走六十華里

一一我的兵團生涯（一）

銀鑫

到今年，新中國就成立75周年了，我也75歲了，共同的經歷，讓我這個共和國的同齡人，深深悟到國運、家運、自運血連的道理。

1965年，我因為“狗崽子”的原委，被生生剝奪了繼續升學的權利，捧著中考優秀和落榜的兩份通知單，我大哭一場，一橫心報名參加了所謂的林建兵團，妄圖以“參軍”這個偽命題，來安慰自己這顆破碎的心。

1965年9月18日，這是個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日夲人入侵了我國的東北，也是這一天，我把自已賣給騙人的林建兵團。

記得那是個凄風苦雨的凌晨，四輛解放牌大卡車，停在了南關的光華賓館院內。我們200余人連同行李，被沙丁魚一樣的塞進了車廂內。那時候，沒有大轎車，大卡車就是最好的運載器。

母親撐著一把破舊的雨傘，領著幾個妹妹來送我，雨水和著淚水，順著她干瘦的雙頰望下淌著，那張淚臉，至今還在我的夢中浮現，讓我今生永世也忘不了。

那時候沒有高速路，蘭州到慶陽西峰鎮四、五百公里路程，竟然走了整整兩天。到西峰時天已漆黑，顛簸了48小時的“沙丁魚”們，早以疲憊至及，連東南西北都分不來，就被趕進了窯洞旅店。第二天，我們近200人被統一調配到七、八個林場，我被分到了離西峰160公里外、一個叫蔡口集的山里。

第三天，大卡車把我們甩到北苑口（現在想就是董至塬的最北頭），掉頭回西峰了，望著荒漠無際的殘塬深溝，我們心中一片茫然。帶隊的繼續忽悠我們：“前面有60華里山路，你們要步行前往！這是你們參軍的第一天，要咬牙堅持，到蔡口集后給你們發軍裝！”被參軍撩撥的我們這幾個不到二十歲（當時我年齡最小：16歲）的男女，揹上包包就開始了行走。呵，那可是六十華里山路呵！蘭州城里的人誰有這樣的經歷呢，走著走著，沒有了說笑；走著走著，隊伍越拉越長；盤山的路上，依稀望去，象羊拉的屎在不斷滾動。走啊，走阿，不知經歷了多少停歇，9個小時后，我們終于看到了蔡口集那星星點點的燈光。由于林場的窯洞還在填挖，我們被臨時安排在了老鄉的窯洞里。

那一夜，我翻來倒去的睡不著，不是因為換了地方，而是和我們同住的牛、驢在不停的拉屎屙尿，那聲音、那味道能讓你入眠嗎？

一根捆綁繩
一一我的兵團歲月（二）

銀鑫

當時的蔡口集，是慶陽最閉塞、最貧窮的山區，其程度令人震驚。
1965年我們初到時，當地農民一天的工分不到一毛錢，我們每月可領到27元，在當地可屬高工資了。記得每次趕集，五毛錢就能買只大母雞，五元錢可牽只羊回家，五分錢一個雞蛋……，現在看來，象在編神話。
這里，只有一條破破爛爛的山路通往外界，多年來只走過一次汽車，還是我們團長乘坐的。記得那天車來時，四周八方的農民扶老攜幼前來看稀罕，把個路口圍得水泄不通。一位沒趕上看的老漢，自豪地給周圍的人玄耀：“沒看上汽車，可看到了它的孫子！（指場里當時唯一的一輛自行車。”

位置雖然偏僻，但絲亳不影響文革的打砸搶掠、捆綁批斗。
1966年的寒冬，我們是在驚恐中度過的。
一天夜里，凄瀝的哨聲突然響起，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又抖了起來：今天不知又要抓誰？果不其然，當我們這些狗崽子，被趕到場里最大的窯洞會議室時，臨時被當做主席桌的乒乓球案上，擺放著一根長長的捆綁繩。剛從省林校分來的幾個紅衛兵職工，氣勢洶洶地大喝：“誰干的，趕緊交待，不然，今天就別想活著出去！”一問，才知印有偉大領袖象的宣傳頁，被人擦了屁股，而事發地正是場長家的廁所。

場長是個老革命，還是朝鮮戰場上的英雄，可這些都有什么用呢？此時只能和全家人一起，雙手抱頭，蹲在地上噻噻發抖。面對質問，先是供說是“八歲的兒子擦的”，紅衛兵下屬怒斥：“胡說，這么小的娃能拉這么粗的屎！”在強大的政治攻勢下，場長只得低頭供認，遂即被五花大挷了起來，一頓腳踢拳打。昏喑的燈光，凄瀝的慘叫，年僅16歲的我，哪見過這個陣仗，當即被嚇得魂飛魄散，嚎啕大哭。
事情都過去快五十年，但我卻永遠也忘了那個昏暗的夜晚，那聲聲的慘叫聲。
其實，這樣的事在我們那還是很多的。

打籃球的哥們，脫衣時將偉人像章別在短褲上，被批斗關押一年；
團部的知青，喝開水不慎將塑料偉人像板燙壞，被專政半年；
鄰場的女娃知青，刺繡偉人象，人夸：“繡得真好！”隨口說了聲：“照貓畫虎！”被抓后嚇得神經錯亂。
…… ……
這些事雖然在現在看來都不是啥，但在當時卻是說不清的彌天大罪。

2742部隊

一一我的兵團歲月（三）

銀鑫

我在甘肅兵團一共生活了七年，其中慶陽四年，華亭三年。在慶陽的四年，初步感到生活的艱難，創業的悲涼。

在蔡口集，我每月的工資是27元，這錢，在現在來看微不足道，但在當時，那可是干部的待遇，吃皇糧的，當地的老百姓都很羨慕我們。

我們每月的伙食費，大約有五、六元就夠了，因為一年三百六十天，頓頓是“洋饃稀”：炒洋芋片（2分錢），白饃（重半斤 3分錢），小米稀飯（管夠 1分錢）。這樣的生活雖然和現在沒法比，但和當時同被分配到子午嶺，一年到頭吃“銅錘”（玉米棒）蘭州知青來說，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于是，我們這些初涉社會，不知金錢和享受的知青娃，心安理得的就活在了這里。

“洋饃稀”的日子伴著我們，在恐懼和新鮮的駕馭著下，度過了最初的日日夜夜。說起來也稀奇，我的日子不知怎么過的，竟然能在每月的27元工資中，節省下十幾、二十元，時不時的幫貼困難中的母親。

青春發育期時的我們，面對頓頓的“洋饃稀”，有時也確實難以忍受。記得有一次，我們同窯洞的幾個人，湊錢去集市上買了一只羊，殺之，剝皮，剁肉，尋了一只鐵桶，弄了調料，便在窯洞的煤爐上煮了起來。記得那時一個大雪飄飄的冬夜，我們圍坐的火爐邊，嚥著口水在傻等，實再等不到肉熟，我們漸漸都入睡了。凌晨，一股突入鼻眼的惡臭把我們熏醒了，睜眼一看，鐵捅的肉湯泛著白漠，正歡騰地噴射著惡臭。我們趕緊起床，捂著鼻子。，冒著還在飛揚的飄雪，把鐵捅連同羊肉一骨腦扔在了窯溝下。

事后，老鄉告訴我們：“傻娃們，你們上當了，花錢買了只騷乎羊，騷羊是公種羊，專喝各種母羊尿的！”那天，我才知道了，世界上不是什么羊都能吃的。

“狗屎真的很臭！”
一一我的兵團歲月（四）

銀鑫

蔡口集自然環境非常惡劣，常年干旱少雨，滿眼殘塬荒山，在這樣的條件下，植樹造林、開荒種糧，其難度可想而知。
1968年備戰備荒，種糧成了頭等大事，新來的新疆建設兵團領導，十分熱衷于種糧，把滿山遍野僱民工挖下，準備種樹的反坡梯田、魚鱗坑、澇把池，全部種上了耐旱的糜谷。這樣以來，每到八、九月份收獲之時，我們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莊稼兵”就遭罪了。每天都得撅著屁股，翻爬七、八里路的山溝，把一梱梱焦黃的糜谷，用單薄的雙肩，揹到場部的大操場上。羊腸小道、灼灼烈日，加上四、五十斤的負重，不知當時是怎樣熬過來的。光知道有一天黃昏，我揹第四趟（每天定額四個來回）到山腰，實再爬不上去了，望著斜沉的殘陽，真想跳下去了卻此生。

當然，最累的還不是揹糜子，而是割麥子。慶陽的麥子成片連天，成熟期很短，最怕的是遇風暴大雨，人稱“龍口奪食”。所以，每年六月的割麥時，幾乎是十多個小時連軸轉，根本沒有休息時間。
也許是蒼天有眼，記得有天中午，烈日下竟然飄過了一陣雨花，已連續割了三、四個小時麥子的我們，此時已是口干舌燥，頭眼昏花，連說話的勁都沒有了。有些女娃直不起腰了，干脆爬到地上，伸刀割麥。突然，前方麥地的中央，隨風飄來一陣惡臭，大家不約停下手捂著鼻子，四處尋找臭源。但怎么也尋不著，只得憋著吸氣朝前割，越割臭越重，我知道離臭源不遠了。果不然，前方麥地中出現了一攤還冒著熱汽的狗屎，場里養那只大黃狗，停在我們面前搖頭擺尾，好象在玄耀著自己的杰做。

烈日下的麥田，潮熱蒸騰，狗屎的那種臭味，令人窒息，也令人難忘。

從那天起，我才明白了罵人“臭狗屎”的原委，原來“狗屎真的很臭呵！”

場長的小姑娘死了
一一我的兵團歲月（五）

銀鑫

我們場長姓魏，是個典型的山東大漢，他為人憨直，喜歡仗義執言。因為有當兵的經歷，還在朝鮮立過功，雖發生了“擦屁股”一事，被專政了一年，但后來還是被平反，繼續當了場長。

說起當年那件事，他淡然一笑，戳著我的腦袋說：“還不是你害了我！”的確，當年那些刻有偉人像的傳單，還是我熬夜刻制印好，為巴結領導，第一時間送到他家的，誰知，當晚竟出了這樣的事。

玩笑歸玩笑，自這件事出后，魏場長再不嫌棄我是“狗崽子”，反而更提攜我了。我那時不懂的逢迎，只覺得他好，的常跑到他家去玩。戴上他的大蓋帽，穿上他的軍大衣，一玩就是三、五天，蹭飯撒賴也是常事。同事們開玩笑說：“魏場長家的姑娘太小了，不然，你可以當姑爺了！”
魏場長夫婦，共有四個孩子，最小的四歲，是個兒子，大頭大眼睛，愛動，很討人喜歡，我們把他叫“外國雞”。三姑娘五、六歲吧，小名叫什么，記不起來了，權且叫小萍吧！她笑起來很甜。我那時因兄弟也來蔡口集，為了不影響別人，找了個小窯洞，就住在魏場長家的隔壁，兩家來往很密，多數是小萍來回傳遞，因此對她印象很深。
蔡口集用水很困難，全憑驢馱木捅，到溝里去馱水，溝深路滑，遇到雨雪天，不免常常出事。

1968年的一個夏秋之際，我們幾個蘭州娃閑著無事，拉上驢去溝底馱水。天很熱，我們玩耍著泉水，不由自已挖泥筑壩。三天后，一條草泥筑成的水壩建成了，那一年，慶陽的雨水格外多，一個星期后，一個藍盈盈、面積有二十米左右的的水塘形成了，深處達二米。
我們開心極了，每天閑余時，都泡在水塘里戲水，游泳，我甚至還在這個水坑里學會了“狗爬”。
那年的初秋特別熱，來溝里玩的人越來越多，終于有一天出事了。我記得那天的午后，天氣很黃，黃的嚇人。不一會又飄起了毛毛雨，人們呼喊著，紛紛朝溝下跑去。當我們趕到時，小萍已沒了呼吸，臉色臘黃朝天躺在了水壩上，剛下水搶出姑娘的魏場長，呆站著，任雨淚洗面。
我至今忘不了那個悲涼場面，小萍的笑臉不時在我腦海浮現，內疚伴我過了二十多年。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去慶陽西峰采訪，請當時地委楊德儒書記的幫忙，給魏場長的小兒子“外國雞”解決了工作，我這顆虧疚的心，才稍稍平靜了些。

五花大綁被批斗

一一我的兵團歲月（六）

銀鑫

兵團的干部大致有兩種，一是來自新疆兵團（包括復轉軍人），二是當地縣、社領導會的淘汰人員。這兩部分人來自不同地方，利益所致，文革中自然斗的你死我活，到1969年，明面上算是歇手了，但暗地里較勁卻更兇了。

我那時保的是團長（新疆兵團農六師人，三五九旅王震部下），又是我們這派油印小報的負責人，自然就成了當地派人中的眼中釘、肉中刺。 慶陽這些當地派，多數不得志，沒啥本事不說，心眼還特壞，整起人來一套又一套，其中有一個姓吳的，尖嘴猴腮，十分陰毒。此人文革中壞事干盡，這次又借著團場搬遷，仗著手中權，將魔掌伸向了我們。那時候，我們才十八、九歲，整天沉浸在搬遷的喜悅中，誰知道災難從天而降。

1969年秋，師里決定慶陽林場（一團）的人員，全部搬遷到子午嶺（二、四團）、關山（三團），因為這些地方多離蘭州近，大家特別是蘭州知青都很高興。誰知，心懷洄測胎的吳某，卻借著這個機會，將我們十幾個知青，他心中的死對頭，全部分到了深山老林、條件艱苦的場點。消息傳來，大伙都很氣憤，決定至死不從，橫下心和這個吳魔頭抗掙到底。 胳膊擰不過大腿，報復終于來了。

一個陰沉、昏暗的早晨，吳領導帶著幾十個武裝民兵，氣勢洶洶的乘車來到了蔡口集。得知消息的我們，嚇得魂飛魄散，四處逃散。吳領導那管這些，指揮著的民兵，吆喝上漫山遍野來看熱鬧的當地農民，把我們逮了個一干二凈。其中我和另外一個知青，被告知是主犯，五花大綁捆的結結實，拉上了批斗主席臺。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和棍棒中，享受起了當年只有當權派才有的待遇。

我那時只有十八、九歲，那見過這樣的陣仗，嚇得渾身發抖，流著眼淚濞涕，一個勁的瞌頭求饒。第二天，我倆又被捆了個結實，扔在大卡車里拉到了各自的歸處。記得到華亭縣的玄峰山林場時，天色已黑，解開繩索，揉著發麻深疼的腰脊，我終于下定了決心：“死也要離開這個魔鬼的地方！”
吳領導，平涼人。我們一幫知青，找他找了好幾年，都沒尋著，按我的年齡推算，他也該死有余辜了吧！但我這顆尋仇的心至今沒滅，我想，既就我哪一天離開這個世界，我也要在天堂找到他，問他：“為什么當年要把我們往死里整？”

別了，兵團！
一一我的兵團歲月（七）

銀鑫

從1965到1972年，我在兵團總共待了七年，七年磨練了我的人生，制造了我不屈的性格，也讓我感到了人世的冷暖，懂得了愛和憎，懂得了生活。

那場關押批斗，終于讓我擦亮了眼睛，對兵團失去了幻想。那些曾冠在我頭頂上的光環：“可教育好的子女”、“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的標兵”、“突擊排排長”……等等，統統都是騙人的，我下定決心，不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堅決、徹底離開兵團。然而，你不知道，那時候，要辦這件事有多難！一本回城的戶口，成了萬千兵團知青的噩夢。記得蔡口集時，就曾有三批人造假逃場，結果一人失蹤，不知音訊（據說現在沙特）；一人成功，現在北京；剩下的三人，均被公安抓回，長期被群眾專政。
得想其它辦法。

病退，是一個絕妙的辦法，只要能在蘭州大醫院，開上患有嚴重慢性病的證明，就能以“病退”的理由返回蘭州。但在當時，那是多難呵！申請人多，假多真少，審批十分艱難。絕大多數人都等不到結果，在當地憂郁終生。我大妹妹當時和我在一個林場，以“腎盂腎炎”為由申請病退，長達三年批不下來，以至于二年后，我通過關系，都調回蘭州了，她還在傻等通知。

好在后來政策放寬，我又補用了“人際”的辦法，才讓她搭上“病退”的班車，回到了蘭州。因為有兵團這段經歷的折磨，我妹長期憂郁，生活艱難，最后死于非命，這是后話，不再說了。

托人找關系，走后門，這在當時是最好、最有效的辦法，但當時我是“狗崽子”，家是“黑五類”，母親又是窮教師，到哪里去找這“硬”關系呢？兵團的最后那兩年，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滿腦子都是“離開！離開！”我至今都記得，為等一蘭州來的電話，常常睡在場部辦公室的長桌上，一等就是一個通宵。
功天不負有心人，蒼天開眼救窮人。

我妹妹在蘭煉的車間書記叫黃成連，黨的“九大”后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當時已在省燃化局任副局長），了解到我們家的窘況后，十分同情，遂指示局勞資處發函，將我調到了局屬的鹽鍋峽化工廠，至此，我長達數年的回城奔波，終于結束了！
忘不了那一天：1974年5月16日，一輛拉木材的車拉著我和我的行李，離開了玄峰山林場。望著遠去的林海，我眼中盈滿了淚水，默默地說：“別了，兵團！”

作者簡介

銀鑫 著名報人，知名記者，原蘭州晚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