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網上一篇小文，說中國古代歷法如何如何不行。

文中說：“剛才看書的時候了解到個知識，關于農歷”，然后便是一頓吐槽。

剛在什么書上瞄了一眼，就下此結論？

只能說，此人無異一葉障目、少見多怪了。

文中說，“周朝到民國，我們居然建立了60多套農歷”。其實還說少了，明朝以前制定的歷法，能夠考證清楚的就有90多部。

不過，這并非如文中所說，中國古歷法“不成體系，也缺乏傳承，導致算出來的歷法當年還勉強能用，越往后越亂，根本對不上農時”。

前面說到的90多部歷法，始終是陳陳相因，一脈相承的。

所以，農歷，才被稱為夏歷——夏代開始的“建寅”歷法。

之所以會有這么多部歷法，不外四個原因——

第一，諸侯分立的時候，各有自己的歷法，還有中央政權無力控制的邊遠少數族裔的歷法。

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就由諸侯實行多種歷法，被稱為“古六歷”，除此之外還有古楚歷、古彝歷等。

第二，頒布新歷法，是新朝建立或新帝即位宣誓王權的重要標志。

因此，上述90多部歷法中的絕大多數，是源于此頒行的。如前所說，這些歷法絕大部分陳陳相因，所改變的是名稱與年號。

第三，90多部歷法陳陳相因，但并不是沒有創新，毫無新意。

概括地說，其中有13部歷法屬于創建之作。最著名者當推《太初歷》《大衍歷》和《授時歷》。

第四，中國自古就是“陰陽合歷”，其制歷所遇到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太陽（日）視運動周期紀年與太陰（月）朔望周期紀月更完美地契合。

這確實增加了中國自古以來制歷的難度，但同時也使中國歷法的精確性和延續性長逾數千年中獨步世界。

不妨來詳細說說。

先說太陽年的長度。

古人將太陽年長度叫“歲實”。

殷商歷法，就是“陰陽合歷”。根據卜辭考證，3000多年前殷人的一個太陽年長度為365-365.3天之間。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盡管實行的歷法名稱不同、年首不同，但普遍采用“四分歷”，即一個太陽年的長度為365.25天。

漢代劉洪，經過二十年自行觀測，已察覺365.25天這個數值偏大，他的術語叫“四分術斗分太大”，于是造《乾象歷》，突破了“四分歷”窠臼。

三國時楊偉造《景初歷》，計算的日月交食更為精密，為后人的突破打下了基礎。

東晉虞喜，發現了太陽回歸年和恒星年之間存在的“歲差”。

在以上基礎上，祖沖之完成了著名的《大明歷》，將一個太陽回歸年的長度定為365.2428天，與真值誤差僅52秒。

再說太陰月的長度。

古人將太陰月的長度叫“朔策”。

“朔策”，實際是月球圍繞地球運轉的平均周期。

殷商歷法，已經掌握“朔策”在29天稍多。因此懂得通過“置閏”來協調太陽年和十二個太陰月。

春秋戰國時期，“四分歷”所包含的“朔策”，為29又499/940，即一個太陰月的長度為29.5306日，這叫“平朔”。

至祖沖之，他測定的太陰月長度為29又2090/3939日，即平均每月長度29.53059日，與真值誤差不足一秒。

前面說到的劉洪，已經發現月亮的運動是非勻速的，因此“平朔”計算的“朔望”不準確，修正結果是“定朔”“定望”。

南朝何承天和北朝張子信，又發現了太陽運行的非均勻性。以上，使隋代劉焯發明了等間距二次差內插法公式，來計算太陽和月亮的不規則運行速率。

唐麟德二年，李淳風編制《麟德歷》，采用“定朔法”，他稱為“進朔”。

僧一行在《大衍歷》中，發展了“定朔法（定氣法）”。

“定朔”，將“朔策”定為29.2-29.9日之間。

中國古歷法中，真正登峰造極的是郭守敬的《授時歷》。

其在元世祖忽必烈鼎力支持下，于全國二十七個地點實時觀測，并進行了大規模的四海測驗。

《授時歷》以實測為基礎，汲取歷代歷法精華，所用天文數據幾乎全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這一歷法，一直沿用到明末。

后來的《時憲歷》（原名《崇禎歷法》），除了冠以西洋算法的名頭，然而并未超越《授時歷》打下的基礎。

況且，其主要工作由徐光啟完成，湯若望只是削減后獻給了進京后的清帝順治。

中國古天文學和歷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和組成。

不是古人不行，是我們懂得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