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香港回歸二十七年后，社會上隱藏著不少“戀殖”心態，成為香港社會向前進步的障礙。最近媒體發現，香港的法院在審訊時，還恪守當年英國殖民時期的服飾，法官和大律師都要戴上假發。香港司法界有人還相信，戴上假發可以提高權威感，即便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但仍然要保持這樣的儀式感，才可以體現普通法的權威性。這當然是大錯特錯，因為法律的公平正義不是靠假發，而是靠真實的證據和合理的程序。香港司法界的“假發情結”，正反映了殘留的“戀殖”心態，必須盡快清除。這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要面對的挑戰，要洗心革面改革香港司法，就要從拿走英國假發開始。

新加坡是最佳“參考系”，作為前英國殖民地，新加坡也是普通法系統，但這個城市國家卻在首席大法官楊邦孝的推動下，廢除了英國的假發傳統，不用讓新加坡的法官和律師繼續忍受不時傳出臭味的假發，不用再假惺惺地用英國歷史服飾來作為司法的標簽，而是要與時俱進，要建立自己的主體性，不要再被英國殖民的遺痕來定義自己的司法建設，而是要有自己的信心，用自己的司法實踐來體現司法的權威性。

香港法院的司法用詞，也保留不少不合時宜的稱呼，如律師稱呼法官還是用上“My Lord”（直譯是“法官大人”）的說法，等于讓律師自貶身價，說自己是“奴才”。美國雖然也曾是英國殖民地也用普通法，但早改成“法官閣下”（Your Honor），客氣中還是不卑不亢，沒有香港那種“奴氣十足”的味道。

當然，香港終審法院的兩位英國法官辭職，也掀起風波，被西方媒體質疑是否香港的政治壓力，導致外籍法官無法留任。但其實關鍵在于香港的終審法院，為何仍然需要英國人來參與，背后就是一種殘存的崇尚“殖民榮光”的心態。香港的司法界與一些精英階層都在潛意識里認為，只有英國人在法院系統，才可以確保香港的司法公正。

但這樣的意識早就被新加坡打臉。李光耀發現，在民事和國際商務的領域，法官的國籍和政治傾向沒有太大的影響，但一旦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乃至于刑事案件，都需要新加坡本國的法官和律師，才能確保自己的司法主權。

香港在回歸后，還是容許英國和普通法系的外國大律師來參與司法訴訟，最近的黎智英案，被告就請英國大律師來辯護，但這也立刻引起巨大的爭議，因為這個案件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而香港的國安法律是以中文為主體，英文只是輔助性，這在法律的字句斟酌上就有差別，而外國大律師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參與這些案件。

從新加坡的觀點來看，這都是香港沒有落實“去殖化”的惡果，拱手將終審法院的裁判權讓英國人來參與，連他們辭職時都要表示“遺憾”，依依不舍，讓香港人奇怪，為何到了二零二四年，香港還有這樣的“戀殖”心態，令人不解，背后其實就是一種沒有自信心的表現，要靠洋人來撐腰，要用老舊和容易發臭的假發來為香港的司法裝點門面，殊不知新加坡早就看穿這些殖民主義余孽的畫皮，告別假發，也告別那些糾纏不休的“戀殖”心態。

如果新加坡可以，為何香港不可以？這都因為西方主流媒體都對新加坡的“論述”很客氣，用一種正面的“畫風”來形容新加坡，贊賞它的人均GDP是亞洲之冠，是管理良好的國家，但西方媒體對香港則是特別的負面。即便在這次二零一九“黑暴”五周年的時刻，《華盛頓郵報》就批判說，當年香港有百萬人上街抗議政府，但如今在國安法之下，已經沒有這樣的街頭抗議。但這報道特別沒有談到這一年的“黑色暴力”，暴徒如何砸爛立法會、汽油彈攻擊警署、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成為“暴大”，高速公路和隧道被堵塞，七百多個交通燈被毀壞，其實就是一場顏色革命，背后都有英美情報機構的身影，一些學生領袖的家中都被搜出巨額的現金，就是重要的“環境證據”。

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中，“黑暴”場面不會出現，而只是堅持一種黑白二分法的宏大敘事“中國是壞的，恐怖的，香港是被壓迫的城市”，但這兩年的事實，也讓西方媒體被狠狠打臉，就是“可憐”的香港人，“用腳投票”，在假期蜂擁地前往大灣區消費，享受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不僅是吃飯和娛樂的“性價比”奇高，也因為中國大陸的商場更前衛，更摩登，更好玩的生活品質。

這也是香港要從速建立的主體性論述，也要有更多的報道來反駁西方媒體精英的歪曲報道。從司法到傳播生態，從假發情結到“戀殖”心態，香港都需要革新的力量來砸爛無形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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