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沖突中，“站在文明一邊”的立場，看似充滿了道德合理性，其實不盡然。有且僅有文明本體受到侵犯，行使自衛時，我們這樣說才是合乎正義的，比如二戰時盟國抵御法西斯的戰爭。其他時候“文明”與落后國家、民族的沖突，不一定“文明”即正義。將“站在文明的一邊”濫用，其本質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承認強大即合理，如果任由這種思想發揮，其盡頭是法西斯主義。

（一）談及“巴以沖突”或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的很多沖突，一些國人越來越喜歡用“站在文明一邊”來表達站隊立場（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學者），并且說地充滿自豪，飽含著知識和道德優越感，貌似我對世界最了解，而你們是一幫閉目塞聽的愚蠢之徒。

“文明”的英語“civilization”一詞起源于啟蒙運動期間，大致是用來描述一個群體之間內部的政治、物質、道德、知識上的有序繁榮狀態，其相對是“野蠻”一詞（barbarism）。Civilization一詞被引入中文世界，則是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功勞，他將這個詞匯翻譯為“文明”，后來為中國人所接受，并且成為我們生活中最高頻詞匯之一。

不過，“文明”看似美好，它又是有著一個明顯的外延邊界的東西，文明的雨露并不是可以播撒到任何人，往往只有少數人才能被納入“文明”共同體。比如，古希臘、古羅馬是偉大文明，但是這個文明僅限于占少數的公民，以羅馬城為例，公元一世紀它有71萬公民，而奴隸為90多萬人；美利堅合眾國早期也是一個偉大文明，但是這個文明僅限于歐洲移民，非洲奴隸、印第安人、華人則不被用文明規則對待，甚至遭到屠殺或奴役。

所以說，“文明”往往是嚴重地內外有別，對外部而言又具有很強的侵略性和掠奪性。之所以出現這種悖論，是因為維持文明之富足、體面、典雅，必須以超常規的資源為基礎。是故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本雅明（Schoenflies Benjamin）在其《歷史哲學論綱》里說“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文明史背后往往還有一部野蠻史。

并且國際關系中的“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法構建起來后，往往成為強大的民族用來擴張、殺戮，抹煞其他族群生存發展機會的遮羞布。美國歷史學家布魯斯·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告誡熱人們，侵略者總是喜歡在 “統治支配其他民族，確立自身主導地位時，用‘文明’概念為其行為開脫，提供合法依據。”

（1899年René Georges Hermann-Paul創作的漫畫《文明與野蠻》，展示了這種二分法對暴力行為的雙重標準，中國人殺外國人就是“野蠻”，而外國人殺死中國人就是“捍衛文明”）

因此，如果我們梳理現代人類思想譜系，就可以發現， 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信徒，不喜歡用“文明”和“野蠻”這個充滿彈性，又對立的二分法去解構這個世界。整天把“文明”與“野蠻”掛在嘴邊的，往往是那些殖民主義、沙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者。就像一個好的老師，不會天天用“優等生”、“劣等生”去區分他的學生，好的老師總是有教無類。

所以 ，在人類的沖突中，“站在文明一邊”的立場，看似充滿了道德合理性，其實不盡然。有且僅有文明本體受到侵犯，行使自衛時，我們這樣說才是合乎正義的，比如二戰時盟國抵御法西斯的戰爭。其他時候“文明”與落后國家、民族的沖突， 不一定“文明”即正義。當北美的歐洲移民對印第安人采取種族滅絕的時候，當沙俄在亞洲落后國家和民族地區擴張的時候，當“文明”的比利時人在剛果盆地大肆屠殺非洲部落民的時候， “站在文明的一邊”又是意味著什么呢？

（二）但是人類無法克服的認知盲區在于，歷史上不斷地有聰明的人、善良的人被“文明”與“野蠻”的標簽所迷惑， 過于相信文明的絕對正義性，合理化“文明”的一切行為，最終論為為惡魔洗刷罪惡，甚至唱贊歌的幫兇。或者用布迪厄的話說，“文明”最終淪為人們的一種熱衷使用的“符號暴力”。

我們就以甲午戰爭中日本如何對這場戰爭的包裝，以及美國精英對這場戰爭的看法，來看看“站在文明一邊”，以及“文明”、“野蠻”二分法的虛偽性和反動性。

在甲午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日本知識界就投西方流行的“文明”、“野蠻”二分法之所好，把日本描述為“文明國家”，中國是“野蠻國家”，把這場戰爭定義為“文明與野蠻”之戰。其中以1894年7月29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發表的《 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一文最為直接，他說，本來日本國人對支那人并無私怨，但支那人卻冥頑不靈，日本對支那開戰，只不過是為了世界文明進步，而沒有私利，這不是國與國的戰爭，而是宗教戰爭、文明戰爭。

日本政府為了展示自己的“文明之師”和對戰爭法的“遵守”，允許國內66家報刊派遣隨軍記者進行報道，并且邀請了5名歐美報刊派出17名記者隨日本第二軍進行采訪報道，其中包括英國《泰晤士報》、美國《世界報》和《紐約先驅報》等媒體。這種“信息透明度”可以說是亞洲首例，大大感動了西方人。

當然隨軍記者可以采訪的內容，都是經過精心設置的。日本在攻陷遼東的時候，特意在外媒鏡頭前，展現安撫中國百姓，秋毫無犯的景象，甚至還給饑荒逃難的難民給予人道主義援助。在攻陷威海衛后，又把外媒請來，拍攝為受傷的清軍提供醫療服務，以及把自殺身亡的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的靈柩以禮送回的場面。英國著名國際法學家、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T. E. Holland,1835—1926)得知后，高度贊揚 “這是日本作為成熟的文明國家的標志性事件”。

（日軍“善待”中國俘虜，并且提供醫治服務的宣傳照）

當然也有些西方記者，并不滿足于日本的這些刻意安排，還是更加全面客觀報道了這場戰事，如紐約《世界報》的克里爾曼（James Creelman），他為此受到了日本媒體大肆口誅筆伐，被扣上“與野蠻共情”的帽子，并且于1895年1月9日被驅逐出境。

此外，日本大量發動通曉英語的外交官和留學生在英美報刊發文，解釋戰爭的動機，宣傳日本對華之戰是懲罰野蠻，推廣文明的戰爭。日本駐美國公使栗野慎一郎先后于1894年11月、1895年5月在《北美評論》發文，指出日本是愛好和平國家，發動戰爭是被逼無奈；日清戰爭是“現代文明勢力與世界上最強大和最頑固的保守主義惰性力（vis inertia）之間的斗爭”。

哈佛大學留學生比佐道太郎于1894年10月在美國《論壇》雜志發表《日中戰爭的意義》一文，聲言日清戰爭是為了保護朝鮮獨立，并且日本的勝利意味著現代文明將擴大到朝鮮。紐約大學的大石熊吉于1894年11月在美國《競技場》雜志發表《導致東方戰爭的原因》一文，將日本的侵略美化為為了文明事業的自我獻身，說“她正在為這個自由、文明和人道的事業犧牲數百萬的財富和最優秀勇敢年輕人的生命”。

不得不說日本人由于因為更熟悉“文明的規則”，對戰爭的這種包裝術，成功打動了西方。以彼時美國主流媒體為例，不約把這場戰爭視為價值觀戰爭，紛紛站在作為“文明”的日本的一邊，而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屠殺平民行為完全視而不見，甚至竭盡其能為其辯解。

1894年10月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文明反對野蠻》的報道，聲稱“中日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是野蠻與文明之間、古老的保守和現代的進步之間、異教和基督教之間的戰爭。”日本在鴨綠江口和平壤取得的勝利是“文明”、“進步”的勝利。

《紐約時報》的社論更將其上升到為正義和進步而戰的高度，聲稱：“日本人對中國的懲罰，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擴張，而是在給人類帶來巨大利益和促進文明的事業。”

基于這種判斷，美國媒體一再發出對日本勝利的祝愿，以及號召美國上下支持日本。如1894年7月25日《華盛頓郵報》的社論中說：“由于明顯的和天然的原因，美國人民同情日本。我們的衷心祝愿可能對日本在與天朝的戰爭中沒有多大用處，但它當然可以得到我們的祝愿”。

（西媒對甲午戰爭的報道插圖，形象上即把中國刻畫為丑陋的野蠻人）

日本在戰爭中屢次大開殺戒，尤其以旅順屠城為最，縱兵奸淫燒殺4日，兩萬多人罹難，僅有36人幸存。對于這種毫無人性的暴行，福澤諭吉厚顏無恥地辯解：“（中國士兵和平民）被盡數殺光是有些可憐，但要排除阻擾世界文明進步的妨害物，一些殺戮自是難免，他們不幸生在清國那樣的腐敗政府之下，對其悲慘命運也應該有所覺悟。”

美國媒體也是亦步亦趨，普遍認為是這是野蠻的中國人應該所受的懲罰，日本采取暴力實在是被逼無奈，并且日本軍隊在報復中相當克制。1894年12月20日的巴特勒《市民報》說，日軍是一支文明軍隊，旅順大屠殺只不過是：“在發現他們被俘的同胞受到虐待后被激怒而進行了屠殺和報復”。

1895年1月14日舊金山《晨報》還毫不隱晦地贊美日軍，該報這樣解釋旅順大屠殺：“出現暴行的地方一定會發生同樣的報復。戰場上的日軍在旅順事件之前就已經手下留情，這完全說明他們受到了很強的約束。……在從事戰爭方面，沒有一個民族能有比日本人更好的記錄”。

對于戰后日本的割地賠款索取行為，美國上下仍舊用“文明”即正義的邏輯，為其粉飾合理性。美國國務卿葛禮山（Gresham）在評論《馬關條約》時說道：“我認為，日本占領中國領土實際上是暫時……（日本）而且作為文明的捍衛者，利用個人的勝利為所有國家的貿易謀取利益，對日本來說，這是一次輝煌的行動。”

《紐約先驅報》在評論《馬關條約》不僅絲毫不批評日本的索取中國大量土地和銀兩的窮兇極惡，反而大肆贊揚日本的慷慨大度，社論說“日本以和平條約結束了一場勝利的戰爭”，“強加于中國的條款出于仁慈而作了修改。可以看到，賠款的數量只是人們料想中國會被要求賠償的四分之一”。

《紐約時報》對日本的戰爭行為和《馬關條約》也是高度贊賞，認為：“日本人在形勢的推動下成為中國人的老師，成為向他們傳播文明的真正的傳教士。迄今為止，日本人的工作做得特別好”，中國作為野蠻國家，只有受到懲罰才有可能獲得重生（regeneration）。（1895年4月9日）

（三）所以說，“文明”與“野蠻”二分法，以及塑造“文明”對“野蠻”一切所作所為合理性，是貪婪的侵略者最擅長，又屢試不爽的工具。而這種概念包裝會蒙蔽很多善良的人，我們不能說當時的《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華盛頓郵報》是反動右翼媒體，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都是竭力推動進步主義運動的“良心媒體”，在揭露美國制度黑暗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新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這些善良的記者、編輯、知識分子，過于為標榜的價值觀標簽所迷惑，陷入為了價值而價值的反動，堅定地“站在文明一邊”最終成了站在侵略的一邊，這不能不說是人性的悲哀。

而當年甲午戰爭中出現的“文明”與“野蠻”的包裝，以及“站在文明一邊”的外部支持者們的話語，如今幾乎又原版重現在今天的巴以沖突中，只不過是把“日本”變成“以色列”，把“大清國”變為“巴勒斯坦”罷了。

以色列右翼一貫地說：“我們對巴勒斯坦人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我們以色人是在中東以伊斯蘭世界傳播文明的橋頭堡”；“巴勒斯坦人的如今處境，是它抗拒文明應得的懲罰”。

熟悉國際規則和精通外語的以色列右翼，比當年日本人更善于利用西方世界的“文明規則”去操縱輿論。而那些如實報道的媒體或記者，會被以色列以及他們的支持者扣上“反猶”、同情恐怖主義的帽子，列為不受歡迎者，如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通訊部將《紐約時報》、CNN、路透社、美聯社等四家媒體部分記者列入不受歡迎名單，11月13日以色列內閣批準有關部門可以關停對“以色列國家安全”有威脅的外媒。

而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善良人們，對以色列持續了幾十年的暴行會這樣說：“以色列人的暴力行為是被逼無奈，他們夠克制夠文明了”；“以色列屠殺一些平民是難免的，戰爭總是不免傷及無辜嘛”；“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是好事，有利于巴勒斯坦的現代化”；“巴勒斯坦人是野蠻人，他們沒有能力管理好國家，最好還是把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交給文明人管理為好”。

這些言論的出發點和邏輯，與當年美國那些關心的人類命運人士，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評價竟然如此相似。 他們在“文明”與“野蠻”外部表征下，忽略了更重要的東西：真相、是非曲直和正義。

他們忽略了巴以沖突的真正起因，以色列占領了聯合國所規定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且現在是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行兇，這算是什么自衛呢？

他們忽略了以色列傷及的無辜太多了，2008年至今，巴以沖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人超過41000，而以色列人死亡不足2100，這明顯不是難難免的誤傷，而是蓄意的殺害或制造恐怖。

他們根本不知道以色列雖然是個文明國家，但是“文明”只是針對猶太公民而言，阿拉伯公民和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受到的是另一種區別待遇。

他們忽略了巴勒斯坦人的貧困，并不全因他們沒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土地，他們最優質的土地、水源被強占，與生俱來的自由受到種種限制——找工作需要辦理就業證，買拖拉機都得需要農機許可證，巴勒斯坦人的一生猶如“Via Dolorosa”(多勒羅薩苦難通道)。因此我們有什么資格說他們需要文明的以色列人的統治，才能過上好生活呢？

最后我們不得不說，“站在文明一邊”未必是站在公平爭議的一邊， 將“站在文明一邊”濫用，其本質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承認強大即合理，如果任由這種思想發揮，其盡頭是法西斯主義，正如希特勒、戈培爾所宣揚的劣等野蠻民族必須為文明的民族騰出生存空間。所以，我們談論國際問題還是盡量就事論事，從實際中評判善惡曲直，而不要空談什么“文明”、“野蠻”。

參考資料：

甲午戰爭期間的日媒和美媒報道主要引自鐘淑惠《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15年5月號；劉文明《“文明”話語與甲午戰爭》，《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

葉舒憲：《文明/野蠻——人類學關鍵詞與現代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