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想管爸爸叫爸爸的政治性難題

作者/慧超

（一）

眾所周知，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個爸爸。

從生物學角度，每個人有且只有一個爸爸，但在現實世界，有些人的爸爸不止一個。

造成“爸爸的多重宇宙”的原因多種多樣，比如婚姻變遷，坎坷身世、利益權謀等……當然，進入21世紀，還有些年輕人因為獨特的癖好，喜歡在性奮之余臨時再多認一個5分鐘爸爸。

無論你擁有幾個好爸爸，即便是作為普通人，大多數人也是擁有“叫爸爸”的自由的，絕不會因為你想叫爸爸，招致舉國上下的非議和質疑，甚至一群政府高官不惜丟掉官位和身家性命，也要反對你叫爸爸。

可這樣的非議和反對，就出現在宋英宗趙曙身上，深深地困擾了這位皇帝許多年。

翻看宋史，宋英宗是一位存在感極低的皇帝，他在位僅三年零九個月，這么短的執政時間，縱然雄才大略，政績上也很難有所建樹。

事實也是如此。宋英宗坐在龍椅上的這三年多時間，這位皇帝念茲在茲，占用其心力最多，也是令文武百官和黎民百姓印象最深的一件大事，是下面這個問題：

我，趙曙，大宋的第五位皇帝，能不能管自己的爸爸叫一聲爸爸？

因為這件事，英宗一朝數個高官被貶，朝堂之上暴風驟雨，高官重臣之間彈劾、攻訐、誣陷、詆毀不絕于耳。

也因為這件事，開啟了有宋一代“相權低落，君權提升”，皇權與相權逐漸失衡，乃至諫官、御史對權力的監督糾錯機制，滑向崩潰失效的危機源頭。

（二）

身為皇帝，卻不能隨心所欲地叫一聲爸爸，這個看似荒誕的問題背后，是宋英宗的特殊身世。

這個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宋英宗不止有一位“好爸爸”。

宋英宗的上一位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宋仁宗，這位在民間頗負盛名的好皇帝，其個人卻至死都被一個異常悲涼的事實所困擾：

仁宗沒有親生兒子可以繼承他的皇位。

其實這是困擾中國古代帝王的老問題，中國歷史上因為沒有子嗣而導致皇位傳承出現困境的皇帝，前前后后加起來得有幾十位。

其實生兒子這件事，宋仁宗不是沒有努力過。事實上他相當努力，甚至努力到有點嚇人的程度了，以至于宰相都上書勸誡：

“陛下啊，您得節制一下性生活了”。

做臣子的，當然不可能清楚皇帝的私生活細節。宰相是如何得知仁宗皇帝性生活過于頻繁了呢？

答案寫在后宮賓妃們的肚子上。

從公元1059年到1061年，短短三年的時間，仁宗的賓妃們就誕育了5個孩子，可惜這5個孩子都是公主。

根據史書記載，這個階段的宋仁宗已經中風了，而2年后（1063年）宋仁宗就崩逝了。不難推測，這個時期仁宗皇帝的精子質量大概率是很低的。

也就說，仁宗皇帝在自己的生命末期，以抱病之軀，3年內讓5位妃子懷了孕，考慮到仁宗當時的年齡、身體狀況和政事繁忙程度，這位皇帝為了生兒子，絕對可以說是殫精竭慮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仁宗皇帝至死也沒能生下可以傳承皇位的兒子。

寫到這里，作為普通人真的要感謝現代醫學的進步，雖然在權勢和財富這兩個維度，沒有人可以和古代帝王相提并論。但即便是今天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比古代君王享受了更高質量的醫療保障。

譬如作為皇帝的宋仁宗，一共生過16個孩子，其中3個兒子全部早亡，13個女兒則夭折了9位——這還是擁有全國最好的醫療保障資源的帝王之家。

總而言之，宋英宗趙曙（這個名字也是后賜的）并不是仁宗皇帝的親生兒子，他是被過繼給仁宗做兒子的。英宗之父濮王，和宋仁宗是堂兄弟的關系。

濮王很有意思，他屬于另一個極端。濮王的兒子們如果全部上場踢足球，得分成兩隊，就這，還得有6個兒子坐在場邊當替補。

沒錯，特別能生的濮王，光兒子就生了28個。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英宗才得以入宮。他本來是因“招弟”的作用被召進宮里的，就是說因為皇帝無子，所以選一個皇室血脈的男孩養在宮里，可以“招弟”。

英宗4歲就被送進宮里，和仁宗皇帝最為熟悉，因為這樣的背景，他無疑是最佳的繼子人選。

由于宋仁宗始終生不出自己的兒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萬般無奈之下，終于下詔宣布認下英宗這個兒子，給予其皇子的正式名分。

待到仁宗皇帝突然駕崩，英宗這個繼子便成了唯一的皇位繼承人。

（三）

英宗皇帝龍椅坐穩，實權握緊，腰板挺直之后，向朝堂之上拋了一個問題：

“朕該如何稱呼自己的爸爸呢？”

結合英宗皇帝繼子的身份背景，這個問題就引申出英宗朝的一道“送命題”：

陛下所說的爸爸到底是哪個爸爸？

當然，這是明知故問。就像英宗皇帝拋出的這個問題一樣，它原本不應該是一個問題，但如今被新皇帝刻意拋出，顯然是想將這不是問題的問題，硬生生變成一個問題。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在儒法國家里，名分二字，茲事體大。

正所謂“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分之于傳統中國，可謂道德和秩序的基石。

尤其在宋朝這樣一個思想文化上主張“克己復禮”的朝代，文人士大夫本就對名義秩序道德特別看重，特別敏感，格外重視正名合禮。

大宋以孝治天下，而無論是翻閱經典還是遵循禮法，一個人都不可能同時叫兩個人為爸爸。

名義上，英宗當然是仁宗皇帝的兒子，所以仁宗才會將皇位傳給他，可以說這是英宗皇權合法性的唯一保障。

但英宗皇帝的親生父親畢竟是濮王，作為兒子，新皇帝顯然在內心中更親近和尊敬自己的親生父親濮王，這是人之常情。

但儒法國家，皇帝是一國之表率，在大公大義面前，傳統思想道德要求皇帝必須克制自己的私人感情和喜怒哀樂，克己復禮為仁。

大宋的文人士大夫是有風骨的。英宗皇帝的問題拋出后，朝堂上很快就給出了答案，公元1065年4月9日，北宋一眾官員在太常禮院對該問題達成了一致。

司馬光將眾人的結論寫成了一篇奏議，上呈皇帝。奏議的核心內容，就是堅決維護“仁宗爸爸”的正統地位，反對過度對“濮王爸爸”的尊崇。

英宗皇帝閱后很生氣，都是有親生爸爸的人，你們這幫做臣子的怎么就不能體諒朕的孝心呢？于是，又問了一個問題：

朕以后在任何場合文件里提到生父濮王，該用什么稱呼？總不能叫“內個誰”吧？

司馬光們對這個問題，很快又給出了答案：

陛下，您是仁宗皇帝的兒子，濮王是仁宗皇帝的兄長，所以您以后對濮王“合稱皇伯而不名”。

意思是以后您應該叫自己生父為伯伯，當然為了表示特殊尊重，就不用直呼其名了。陛下，您看我們懂事兒不，這個答案滿意不？

英宗對著奏折罵了句史書沒記載的臟話，想著自己已然做了皇帝，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決心要搏一搏。

正所謂“搏一搏，伯伯變爸爸”嘛！

英宗皇帝就去找歐陽修撒嬌，說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管爸爸叫伯伯，我就要管爸爸叫爸爸！

歐陽修能怎么辦？當然是寵著他了。

于是一代文宗歐陽修不得不親自執筆，寫了篇引經據典的文章，核心內容就是英宗皇帝應該稱濮王為父，并要求召開中央官員擴大會議，對這個問題進行重新討論和表決。

每一位官員心里都清楚，歐陽修此篇文章表達的是皇帝心跡。事已至此，稍有政治頭腦的官員應該明白，關于濮王的稱謂問題，已經無關乎禮法，甚至無關乎對錯，它涉及的實質上是個“站隊”問題。

這個問題在英宗朝堂之上，已悄然變成了一場政治斗爭。

（四）

濮王的尊崇稱謂問題，史稱“濮議”。

英宗皇帝的決心眾目昭彰，如今繼子當了皇帝，我的爸爸，我要自己來定義！誰贊成，誰反對？

濮王稱謂問題的政治風波背后，是權力與禮法規制之間的較量。

權力的特點是貪婪。濮議的本質，是皇權試圖以個人意志超越既有的規則、體制、禮法。

這一點，皇帝和一眾大小官員心知肚明。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是有風骨的。也因此，英宗這個皇帝做得挺鬧心的，因為他面對的，是一群心有大義，不鳴不平的錚錚言官。

其中的代表刺頭就是司馬光。眾所周知，司馬光從小就擅長搬起石頭砸缸，長大了之后石頭玩得是愈發順手，沒事就搬起一塊石頭砸向皇帝的腳。

司馬光所依憑的“石頭”，就是祖宗家法、儒家禮法和朝廷規制。

面對英宗皇帝的昭然之心，司馬光寫了一篇奏折，再次堅決公開反對英宗尊濮王為父這件事。

要說司馬哥哥不愧是砸缸高手，這篇奏折直擊要害，其核心闡述，是一個任誰也無從辯駁的事實：

如果仁宗皇帝仍然在世治理天下，而濮王也尚未仙逝，這時如果仁宗皇帝下詔賜陛下為皇子，那么請問，您該如何稱呼濮王呢？

被無子的仁宗皇帝賜名皇子，這意味著仁宗將皇位拱手相讓。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潑天富貴，英宗全家老少感恩戴德還來不及，更別提抗旨不遵了。

如果現在仁宗皇帝還活著，皇位還未傳給英宗，別說讓英宗叫濮王為伯伯，就是讓濮王倒過來叫英宗伯伯，這爺倆也得樂得屁顛屁顛的，欣然接受。

而那些如今站在英宗皇帝一邊，鼓噪著皇帝應該稱濮王為父的，那時肯定屁都不會放一個。

如今英宗掌權之后，卻希望重新定義自己的爸爸，這種做法，于陛下自己，是反復無常的小人之舉，于仁宗皇帝，陛下現在的做法，是為大不孝。

說到底，那些如今站在陛下一邊的眾多高官，他們不是站陛下，也不是站大義禮法，他們只是精明地站在了權力的一邊。

（五）

面對舉起石頭的司馬哥哥，皇帝和宰相們不得不避其鋒芒。對于掌權者而言，面對這樣的刺頭，無非兩種辦法：

或誘之以利，或脅之以威。

英宗皇帝最終選擇以高官厚祿籠絡司馬光，雖然你反對我管爸爸叫爸爸，但我不生氣，還升你的官。皇帝降旨，升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

皇帝的心思，司馬光明白，先后寫了三道奏折拒絕接受。最終博弈的結果是，皇帝親自降旨，“任命不許辭免。”

但升官的同時，司馬光也被調離了諫官的崗位。成為濮議之爭中，第一個被皇帝巧妙祛除掉的言官。

聲名最盛的司馬光被迫“閉嘴”，但還是那句話，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有風骨的，御史諫官們的抗議并未因此消失。

1065年，英宗親自提拔了一名“親信”進入諫院，意思再明顯不過，皇帝提拔你，你得向著我說話才行。

被提拔的人名叫蔡抗，哥們人如其名，上任后各種抗議，可惜抗的都是皇帝，有一種“嘿嘿，陛下您看錯人了”的幽默感。

當年8月，開封水災，蔡抗一篇奏折，對著英宗皇帝貼臉開大，大罵說：就是因為過度尊崇濮王，才導致開封遭遇天譴。

皇帝都被罵懵了，一怒之下，罷免了蔡抗的官職。

蔡抗被免之后，呂誨接棒，這大哥更狠，簡直是一個無情的“抗議奏折寫作機”，他連上7篇奏折，反對英宗管濮王叫爸爸。

英宗皇帝腦瓜子嗡嗡的，決定不理會這種瘋子，7篇奏折上去，英宗一個字沒回。

呂誨一看，好好好，玩冷暴力是吧？這活兒是一天也干不下去了，然后他的辭職信一寫就是4封，可是同樣泥牛入海，毫無回應。

皇帝不理，呂誨就另辟蹊徑，你宰相韓琦不是支持皇帝嘛，我要彈劾你。是你把皇帝引上了“非要叫伯伯為爸爸”的邪路，你小子結黨營私，專權不忠。

不僅如此，呂誨還聯合所有在京臺諫官員，聯名上書，彈劾中書全體宰相和副宰相，罵他們“首開邪議”，“陷陛下于過舉之譏。”

一句話，呂誨大哥殺瘋了。

事情鬧得越來越大，宰相韓琦也寫了辭職信要罷相離京，歐陽修也擺出強硬姿態，說我們中樞大臣與臺諫官勢如水火，無法同朝共事，陛下您要認為我們對，就開了他們，您要認為諫官們對，就炒了我們。

濮議之爭，也因此成為歐陽修政治生涯中頗受非議的一件事。

結果不難想象，尊濮王為父本就是皇帝的意思，最終，所有和呂誨一起聯名上書的臺諫官員，全部被降職，調離東京。

英宗皇帝最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由宰相們設計，使皇太后出面，下旨說，以后英宗皇帝可以向生父濮王稱“親”。根據古義，“親”意指父母。

從此，英宗皇帝終于可以向生父濮王毫無顧忌地喊一聲：

親！

（六）

其實這事還有個后續，就是在濮議塵埃落定之后，還有3位臺諫官員因公出差剛剛回到東京。他們得知此事后，堅定地站在了司馬光和呂誨的立場，以罷工的態度表達抗議。

結果沒什么意外，這三位臺諫官員，同樣遭遇了貶職離京的待遇。

對于大宋王朝，濮議最終的結果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悲劇。在宋朝政治體制中，臺諫本是一度與皇權和相權鼎足而立的“第三方輿論監督機構”，

而這場辯論，讓臺諫制度完全淪為了一個毫無力量和牙齒的空架子。

言路的暢通代表的是公正客觀的批評機制能夠順利運轉，一旦喪失了這種自下而上的輿論監督和批評糾錯機制，社會矛盾、民間疾苦、貪官污吏和結黨營私，也就一并消失了。

這種“消失”對于一個帝國而言，往往意味著最沉重的災難——從這一點上來講，英宗皇帝的一意孤行，其最大的輸家，是大宋皇室。

縱觀歷史，王權專制下，政府之所以能平順運轉，社會之所以能安定繁榮，所仰仗和依憑的，是“明君”和“忠臣”的良好互動，以及皇權和文官集團的相互轄制、平衡。

一旦這種機制走向失衡，往往帶來人治時代的政治危機，順帶將整個王朝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一個國家，一屆政府，法治、規則、制度為何重要？

因為這些能夠控制權力的膨脹，可以將權力關在籠子里。

可權力的特點就是貪婪，它永遠不知饜足。

這一次情有可原，下一次事出有因，再下一次可能就變成了“膽敢再有非議者，當行誅責。”

當然我們知道，自宋以后，皇權愈發膨脹，至清達到頂峰，面對皇權的意志，諫官們的空間愈發狹小逼仄，最終確實走向了“膽敢再有非議者，當行誅責”的現實。

于是，我們經常看到，現實里民間世界的怒火和戾氣已呈滔天之勢，可奏折上的世界仍是皇帝英明神武，仁德寬厚，萬民稱頌。

翻閱歷史，你會發現，很多大權在握的帝王，最終都掉進了“權力的洞穴”中，身邊圍繞的都是一些讒佞之臣，每天聽到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光鮮的，萬民稱頌的，負面信息、尖銳批評和沸騰民怨，一早就被清理掉了。

其實，這間只聞贊美稱頌，不見百姓哀嚎的“洞穴”，何嘗不是做皇帝的，用御史諫官們的骨頭，一點點挖出來的呢？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