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明朝第一代權閹王振是怎么死的，想必很多人腦海里都會浮現出這樣的場景。面對無法挽回的潰敗，一個悲憤的將軍樊忠將王振踩于腳下，然后手舉大錘高呼“吾為天下誅此賊”……

不過檢索《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和《明史》后會發現一個問題，這兩部重要史籍中別說沒有樊忠錘殺王振的記錄，甚至連樊忠這個人都沒有，那么這是怎么一回事兒呢？

土木堡慘敗和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回京師之初，由于王振是英宗的貼身近侍，所以朝中大臣基本都認為王振也活著。要么是和英宗一起被俘，要么是趁亂在親信禁衛的保護下突出包圍。

因此既有御史彈劾王振投降了瓦剌，“今陷虜中，反為虜用”。也有大臣奏請朱祁鈺下令通緝王振別讓他潛逃茍命，“復恐此賊潛匿偷生，乞令諸司緝捕得獲，萬銼其尸以伸天下之憤，以釋神人之怒”。

但這類說法隨著明廷和瓦剌之間信息交互的通暢，很快就無人再提了。因為大量信息表明王振死在了土木堡的亂軍之中，其中最有力的證明來自于明英宗本人。

景泰元年，朝廷派遣禮部侍郎李實和大理寺少卿羅綺出使瓦剌。這次出使李實不僅覲見了“北狩”的太上皇，還當面將朱祁鎮數落了一番（李實如何借這個千古難得的機會訓斥太上皇，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北使錄》）。

朱祁鎮在為自己辯解時，主動提到了王振。先是說“不意被留在此，實因王振、陳友、馬清、馬云所陷”，即自己是被王振等閹宦給蒙蔽了，當然也可以看作他是為了維護那不多的顏面而甩鍋。

后說到朝廷已處決叛變的宦官喜寧時，朱祁鎮囑咐李實帶消息給朝廷“喜寧既凌遲了，陳友等不要饒他”。這里不提王振，原因就只有一個 -- 王振已死，而他能死的地方差不多也就只有土木堡了。

既然王振是死于土木堡，那他會不會真的是被樊忠之類的明軍將士出于義憤而殺呢？答案是，這種可能性近乎于零。

如果真的是明朝這邊的人主動殺了王振，不論是出于大義的為國除奸，還是因私怨而落井下石，明朝這邊不可能不記錄。

但是遍觀土木堡親歷者的回憶錄，如李賢的《天順日錄》、袁彬的《北征事跡》、哈銘的《正統臨戎錄》等等，都沒有相關說法。尤其是袁彬和哈銘二人，因職責所在（一個是錦衣校尉、一個是蒙語翻譯），基本不會遠離英宗和王振所在的中軍營帳。王振真要是被自己人所殺，他二人不太可能不知道。

注：哈銘本為蒙古人，因在英宗被俘期間服侍、護衛有功。英宗還朝后賜其“楊”姓，因此不少史料里也稱其為楊銘。

另外這個“故事”它也不完整。如果是明朝這邊人主動殺的王振，殺完之后應該向英宗請罪并求赦免，因為這種行為屬于蔑視、干犯皇權的“大不敬”。可以參見同期發生的左順門歐殺馬順案，以及唐朝讓楊氏兄妹殞命的“馬嵬驛之變”。

所以《明英宗睿皇帝實錄》對王振結局的記錄是可信的，王振是被瓦剌所殺。“虜見我陣動，四面沖突而來，我軍遂大潰。虜邀車駕北行。中官惟喜寧隨行，振等皆死”。

有人可能會說，說不定王振見勢不妙，拋下英宗自己開溜了，然后被某位明軍將士逮個正著 …… 但是以瓦剌軍在土木堡使用的戰術，王振即便是想溜也沒機會跑。

土木堡之戰時，雖然明軍已軍心浮動、不堪一戰，但龐大的數量讓瓦剌軍就沒想過要從整體上消滅明朝的這支遠征軍。瓦剌使用了古代最常見的戰術，集中精銳強突中軍大營，端掉指揮中樞從而讓明軍自亂、自潰。

虜騎蹂陣而入，奮長矛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虜叢入中軍，宦侍、虎貫矢被體如猬。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免者，蓬首赤身逾山谷，連日饑餓得達關。
《否泰錄》

最終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不僅明英宗無法突圍，而且離明英宗越近越不容易活命，“宦侍、虎貫矢被體如猬”。另外隨征的文武官員，陣亡的基本都是日常緊隨英宗的大臣，逃出生天的大多是平日難以接近皇帝的中下級別官員將領。潰散回到京師的軍士，也沒有日常護衛在皇帝身邊的錦衣衛和親衛。

王振雖然是個受了宮刑的宦官，但他沒練過《葵花寶典》，所以他憑啥殺出瓦剌的重圍？最后明英宗自己親自出面作證說，王振是被瓦剌軍所殺。

初有謂王振陷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誅，第宅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竄言者過實，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敕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
《殊域周咨錄》

前文提及過朝廷有官員在“土木之變”后彈劾王振投降了瓦剌，朝廷也未否認過此事。英宗復辟后對此非常震怒，不僅在朝會時親自為王振辯解，“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還下詔為王振建祠立碑，頌揚他的忠誠。

在碑文里英宗又改了說法，“將臣失律，并以陷沒，即引刀自刎”。稱其主動自刎的原因就一個，為昔日的寵侍貼金，塑造一個寧死不受辱的光鮮形象。只是英宗自己就是這種說法的破綻，他這個主子都沒死，貼身仆從憑啥放棄護侍之責并先行一步（參見崇禎自縊時的王承恩）？

雖然明英宗自己可以放下臉面為王振正名，但是明朝后人不能不為尊者諱。土木堡之敗的鍋不扣在王振頭上，難道讓英宗這個皇帝去背？所以王振就不能有“好”死法。

萬歷朝方志史學家何喬遠在他的《名山藏》首創鋤奸說，“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護駕突圍，復棰死虜百余人，死之”。為了突出樊忠的形象，何喬遠還把他包裝成可沖陣殺敵百余人的悍將。

《名山藏》一出，樊忠錘殺王振的故事就受到文人士子的熱捧。在他們的助推下，這個故事也得以在民間迅速傳播開來。

明滅清興后，亡國以及被異族征服的恥辱，讓明朝遺民更加熱衷于為大明“諱”。所以土木堡怎么能是明軍的失敗，怎么能是大明的失敗？必須是王振這個閹人的鍋。

所以明英宗主動的御駕親征變成了，“王振挾帝親征”。谷應泰編撰《明史紀事本末》時，也自然而然地給樊忠加了句響亮地口號“吾為天下誅此賊”。

八月，師潰于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

此后《元明事類鈔》等史籍也相繼采信了這種說法，并且很快也覆蓋了歷史小說領域，如《歷代興衰演義》和《林蘭香》等都演繹了相關故事。就這樣一個虛構的人，所做的虛構事，就慢慢被傳唱為“史實”。

類似的現象當下也存在，現今一些朋友因過于熱愛大明以及皇帝們而接受不了它們的缺點和不足。但是他們也明白將土木堡慘敗歸于王振一人有些難以說通，于是就搞出了一種全新的陰謀論 -- 文官集團為奪皇權而故意送英宗和遠征軍去死。

這種先扣帽子后論證的誅心搞法，筆者無意去辯駁，只是建議大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這種陰謀論。

土木堡之變中陣亡的文官有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右副都御史鄧棨、內閣大學士曹鼐和張益、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太常寺少卿黃養正等。這都是朝堂的大佬級人物呀，這文官集團搞陰謀這么舍得下本？這些大佬為了文官集團這個整體這么富有犧牲精神？

而且殞命于土木堡的幾十名文臣里還有十幾個御史和給事中，而明朝言官的一大特征就是精于拉幫結派和內斗。一次性損失這么慘重，他們居然沒有互相攻訐報復，什么時候這么團結了？

明朝的文官集團真有這個能耐，怎么會讓英宗這個“失敗者”復辟？又怎么會在大禮議中輸給一個未成年的光桿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