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2023年12月3日發表于作者微信公眾號，時隔大半年，可對當時預測與實際走向做個比對。）

以前，與金融圈的朋友交流，他們總也會說些專業術語。有些還是英文的，比如VP、LP是指某個職務、身份的人，P2P、PPP是指某種融資或者投資模式。我很愛開玩笑，對關系密切的朋友，遇到這種情況，總會裝作不解，并強行冠之以“假洋鬼子”的稱呼。

實際上，社會科學都是“人用”、“用人”的與人打交道的東西。不像自然科學那樣，不用“sin”、“cos”就無法列出數學公式。社會科學應該貼近生活，而貼近生活的首要前提是簡明扼要、清晰易懂。“是不是誰都能看得懂”該成為社會科學是真科學還是偽科學的第一檢驗標準。

中植系財富公司被刑事立案后，網上出現了一些文章，分析立案原因、立案目的及未來走向，對我都有很大的啟發。但總體看，有的文章寫的不夠細，沒有緊貼著復雜的訴訟程序行文；有的寫的不夠實，沒有考慮和挖掘到權力機關在立案上的難言之隱。更多的是寫的太專業，以致于讓人看完仍感覺一知半解。

鑒此，我想談幾點我對這個案子的看法，包括：（1）為什么會刑事立案？（2）立案的罪名將會是什么？（3）追贓挽損的范圍將有多大？（4）審判程序將如何設計？以及（5）哪些人會被判刑？

第一、為什么會刑事立案？

11月25日晚上，朝陽公安局發布情況通報。通報稱：“對中植系所屬財富公司涉嫌違法犯罪立案偵查，對解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公安機關在對經濟犯罪的立案上是極其慎重的。當犯罪涉及面廣、甚至涉及到社會穩定的時候，更是這樣。中植系爆雷、無法兌付，已經有不短的一段時間了。此前，雖然信訪、金融監管等部門介入，但公安上遲遲沒有動手。估計這么做，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是否涉嫌犯罪的初查尚未結束。

“初查”這個詞在刑事訴訟法中是沒有的。但在部門規章也就是《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用很大的篇幅規定了“初查”的程序、步驟和手段。有報案，就立即立案，確實也不夠慎重。在立案前，設置初查程序，先期收集些證據材料，看是否符合立案條件后，再作出決定，是必要的。同時也是立案慎重和穩妥的表現。

“家業越大，事兒越多。”中植系這么大的體量和家業，事兒肯定不少。但這些事兒當中，哪些是合法合規的？哪些是違法違規的？哪些是該行政處罰的？哪些應追究刑事責任？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得公安機關在初查中予以明確。

這么大的體量，這么多的事兒，初查過程肯定有個周期。

二是，是否能夠通過非刑事手段平息矛盾，沒有摸清楚。

誰都知道，刑事手段是最后手段，能用民事賠償、行政處罰解決的矛盾。用別的手段解決得了的，不必動用“傷筋動骨”的刑事手段。這也是專業術語中常講的“保證刑法的謙抑性”。

中植系的事兒，都在錢上。對這種事兒，該讓中植系自己先行解決。他如果能與投資者達成延期還款或者折價還款協議，事情也就了結。當然這個過程中，得有金融監管、信訪等部門的監督，否則難以保證協議的效力、自愿和履行的實際可能。在這個談判、和“監督談判”的過程中，民事和行政的手段，也就都用盡了。

如仍無法平息矛盾化解糾紛，那么就有上升為刑事手段的必要性了。

實踐中不少的情況是：有些涉案企業，明面上說賠償、搞談判；暗地里卻轉移財產、做空公司。如屬這種情形，換作誰，都會立即抓人并凍結財產。

中植系是否屬于上述情況，目前還不清楚。我個人認為，在中植系這么大的案件中，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小。畢竟，錢轉走了，財產轉移了，監管機構也得承擔責任。

從結局看，可以肯定的是，中植系沒有與多數投資者達成協議。實際上，達成協議也不大可能。

至此，通過較為緩和的手段，解決矛盾的方案，經過實踐檢驗，無法走通。

基于上述情況，對中植系予以刑事立案，既體現了慎重和穩妥，也考慮了平息矛盾的階梯化解決方案。我認為，是很妥當的。

第二、立案的罪名將會是什么？

我在前面說了：“家業越大，事兒越多。”同時，“事兒越多，涉及的罪名也能越多。”對于家大業大的企業涉刑案件，公安機關在選擇罪名上，出現了兩種模式：

一種是，多羅列些罪名。這種模式系為了防止出現某個罪名“做不實”，或者不是主要犯罪事實，而被人抓把柄的情況。去年年中，恒大在鄭州無法交樓時，鄭州警方就是用的這種模式。當時羅列的罪名包括“偽造印章、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等。

另一種是，不公布明確的罪名。目前，對恒大集團和中植系財富公司就是采取的這種模式。公安機關的通報中僅稱“涉嫌違法犯罪”，但具體是犯了什么罪，沒在通報中提到。

我認為，兩種模式相互比較，第二種更好。主要優勢有幾個方面：

一是，可以排除被害人的顧慮。

我常講：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和嫌疑人的思想都是特別復雜的。你作為一個局外人，很難設身處地、面面俱到的考慮到他的所有想法和擔憂。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我在與當事人溝通時，都會聽他們講，讓他們講透講清楚。我認為這是了解情況的必要選擇，也是連起手來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必經步驟。

被害人關心的就是錢。罪名羅列的太多，而又與發還被害人無關的話，他們產生這樣的擔心：辦案不是為了幫他們追錢，而是另有所圖。極端情況下，甚至會懷疑：錢會被罰沒上交國庫，公安機關在和他們搶錢。這樣，辦案不僅沒有平息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

通報中不明確罪名，同時又最大限度的讓被害人報案和登記。“網上報案、郵寄材料報案和現場報案”都可以。這樣做的意圖是清晰的：就是明確辦案目的，是為了幫被害人追錢。我認為這樣做是慎重、穩妥，也是很講藝術的。

二是，為辦案機關留下了充足的余地。

這么大的公司，這么多的事兒，誰能剛一立案，就全盤弄清涉及哪些罪名？隨著偵查的深入，發現新罪，或者更改罪名的可能性，都有，而且很大。

文書上罪名變更，基本上只有當事人知道，涉及面窄。但如果通報中罪名改來改去，就涉及到全社會。我們中國那么多人，那么多想法，還有不少的想法比較陰暗。對罪名變更難免說三道四，亂加評價，給辦案增加不必要的負擔。

不公布罪名，同時又通過實際工作積極追贓挽損。這實際是“只干不說”的“老黃牛”做法。我認為，也是穩妥和講藝術的。

不公布罪名，但不是沒有罪名。從通報中要求報案的范圍看，就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可能性更大。

因為，集資詐騙要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一開始就不想還你這個錢”，“一開始就是想騙你”。中植系案件中，應該不存在這個目的。而且從實踐中的情況看，即便存在也很難用客觀證據證明。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就完全不同。它不需要初始的“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不具有吸收資格而吸收了，只要證明這點就夠了。證明難度低，辦案障礙也會少很多。同時，又因為兩個罪名都會將贓款退給被害人，辦案的社會效果是一樣的。

鑒于上述情況，我認為，雖然可能還會有其他罪名和犯罪，但非吸將會是主罪。

第三、追贓挽損的范圍將有多大？

實踐中，權力機關辦理這些案件時，面臨幾個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被害人上訪告狀的壓力，不給錢或者不給足夠的錢，就告狀；另一方面是領導要求保證社會穩定的壓力。不少外國學者在著作中寫到“中國的社會秩序是很脆弱的”。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對的。謠傳碘鹽可以防止核輻射，就出現碘鹽搶購潮；謠傳黃桃罐頭能防新冠，又出現罐頭搶購風暴。這都是例子。一人上訪，全部上訪；一人鬧事，全體鬧事。這很可能會成為領導擔憂的穩定問題。

面對上述兩個方面的壓力，另一個方面的壓力，也就是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贓款范圍”予以追贓的壓力就會顯得無足輕重。

實際上，法律中對向誰追贓，什么是“贓”，都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常出現超范圍的情況。在個別案件中，甚至出現“不管贓不贓，多多益善”的情況。就是上述幾個壓力相互角力的結果。

我常說：“不要動不動就批評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你先想明白，把你換成他，你能不能擺脫他的壓力？能不能比他做的好？要是能，你可以批評。如果不能，甚至你做的會更差，你批評人家干！嘛！”我想，這是無奈的選擇。換作我，不會做的更好。也正是因為這樣，每當我代表嫌疑人去與辦案機關對接時，都會選擇“保人不保錢”。只要人沒事，錢大差不差就行。只防止一種情況：就是把別的嫌疑人的錢，硬安到我代的嫌疑人頭上。這么做的話，就失去了基本的公正。性質也就變了。

可以斷定：中植系這么大的融資規模，那么大的債務負擔，又有那么多的投資人卷入其中，追贓的范圍會很大。涉案的高管和員工不必多說，就是“多多益善”，不管你得了多少錢，讓你自己大口大口的往外吐。對不涉案的高管（不包括員工），也很可能會進行案外談判，“交錢了事”。

第四、審判程序將如何設計？

近年來發生了不少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的涉眾刑事案件。有些非常重大，涉案數額動輒數十億幾百億，涉案人員遍布全國各地。北京“E租寶”、南京“錢寶網”等等，都是這樣。

依照法律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出庭說明情況和參與庭審的權利。但這些案件，被害人實在太多，有的案件可能涉及幾萬幾十萬人。被害人的情況也確實太復雜：有的找不到了，有的出國了，還有的可能在監獄里；等等。全面保障他們出庭的權利，沒有那么大的法庭，根本做不到。鑒此，最高法院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仿照民事訴訟的訴訟代表人制度，超越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另設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訴訟代表人制度。

也就是，不必全都到法庭來，既容不下也沒必要，審理程序也不可能曠日持久到“讓每個人都吐盡苦”。先由被害人推選代表人，所有意見由代表人集中在法庭提出即可。

雖然司法解釋的這一創設，超越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也違反了刑事訴訟保障“親歷性”的學理要求，但考慮到特殊案件的特殊情況，各方面沒有再提出不同意見。實際是在制度和理論兩個層面，向實踐做了讓步。

訴訟代表人將會是中植系案件審理中的一個特殊程序。

第二個，也是更大的特殊程序，是人和物分開審理。

我常說：“萬事萬物都是相通的。”“臟人兒”和“贓物”實際也是相通的。被判有罪就是“臟人兒”了，被定性為“贓款贓物”也就是“贓物”了。刑事案件既審人也審物。對人要根據法律和證據，認定是否有罪，以及罪輕罪重。對物，要認定是否犯罪所得及其孳息，以及是否該發還被害人還是沒收并上繳國庫。

普通的刑事案件，人和物都是一并審一并判的。一張判決書出來，既解決了人的事，也解決物的事。比如：判處張三十年有期徒刑，對犯罪所得贓款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但中植系案件中，對物的審判會非常復雜。主要因為，明確發還范圍和比例非常復雜。

這些涉眾案件，有的被害人死了，而又找不到權利繼受人；有的被害人失蹤，找不到了；有的出國了；還有的可能在監獄里。找到全部被害人才能明確發還的確切比例和范圍。而“找到”“全部”實踐中很難做到。

辦案機關擔心的是：今天沒有出現的被害人，明天“王者歸來”，而錢又分完了，判決也執行完了。怎么辦？這種情況出現一個，就會很麻煩；如果出現多個，那就會引發群體性事件。

可能有觀點會提出：不是早就公告要求被害人登記了嗎？可現實的情況是：這個公告屬于工作提醒，沒有法律效力。誰也不能說“看不到公告，就證明你沒有被害人身份，還放棄了退賠權利吧？”

鑒于上述情況，審判程序會先審人，再審物，“人”“物”分離。對人的審判嚴格依照法律審限進行。對物的審判多放上一段時間，“讓子彈多飛一會兒”，盡量做到“一個都不能少”。

第五、哪些人會被判刑？

辦案講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法律效果好，就是公正和平衡，在不違反公正的前提下，越輕越好。社會效果好，就是大家都開心，誰都不再生事兒。經濟犯罪更應該是這樣。

中植系這樣的案子，又不是和誰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的嚴重暴力犯罪。錢追回來了，抓那么多人，判那么多人，沒有必要。

“但，如果不盡量把錢交回來，性質可就變了！”

我預測，對人的審判會有幾個特點：

一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大家都說：“中植系不掙窮人的錢，專割富人韭菜。”網傳，最少的投資人300萬，最多的50多個億。要嚴格依照刑法規定來，不用算總帳了，就以單個的那個50億給他判刑，就可以讓他們一輩子待在監獄里。

但如果積極籌款退贓退賠，取得投資人諒解，會考慮綜合運用刑法中的“自首”、刑事訴訟法中的“認罪認罰從寬”等情節，降檔處罰。

二是，盡量縮小判刑人員范圍。

刑事案件常出現的情況是：在公安偵查階段，作為嫌疑人被抓獲的范圍會很大。而到了法院審判階段，實際判刑的人會大幅減少。這是正常的。

從辦案程序上講，公安第一手介入時，看誰有嫌疑都可以抓起來。但隨著偵查的深入，有些在犯罪中作用不大的，可以放的也就放了。等到了法院審判的時候，案情基本全查清了，能放該放的都放掉，只留些不得不判的就可以了。

中植系的案子，也會走上這個模式。先期抓的人會很多，這一方面可以方便取證，以盡快查明案情，另一方面也可以多搞點“錢兒”，做好追贓挽損工作。

但到了法院審判階段，剩下的也就是刑法中規定的“直接負責人和單位主管人員”。就中植系目前情況看，剩下的是四大財富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業務分管負責人、以及非吸業務中起到實質作用的部門負責人和極個別的業務員。

當然，這都要以“積極退贓退賠”為前提。

否則，可能上綱上線，并進一步擴大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