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6歲失去左手后，她的人生道路上從來不缺壞消息：校園霸凌、中考落榜、高考失利、失戀、求職被拒……

她像一根折不彎的竹子，用一只手撐起了希望，在逼仄中爬出谷底。2024年畢業季，大學畢業的她拿到了大廠offer。她用行動印證了這句話——“被光照耀的人，也能成為光”。

揣著家人給的2500塊錢，21歲的梁添芳和閨蜜一起，坐上了從廣西去杭州的綠皮火車。車票206塊，要開25個小時。她是頭一次出這么遠的門。

她出生在廣西桂平的農村，6歲那年，她從火災死里逃生，代價是失去一只左手。那之后，她一度對世界失去信心，覺得“這輩子就這樣了”。但現在，火車要將她帶往一個未知的新世界。

那一天是2021年9月，她來到電商之都杭州。她說：“我想離家遠一點，證明我能自己養活自己。”

對她來說，這實屬不容易。單從照片上看，她是一個大眼睛、長發及腰的女生，與那些愛笑、熱愛生活的女生看起來沒什么不同。她喜歡看心理學的書，喜歡美食、跑步、大海。她完好的右手，常常出現在照片里。這只手皮膚潔白，手指細長，美甲閃閃發亮。

但梁添芳的左上臂是畸形的。六歲那年，在廣西桂平農村，屋子最里面的房間突然著火——她就在那個房間里。她是留守兒童，當時家里唯一的大人是嬸嬸。但嬸嬸坐在門口，誤以為哭聲是因為兄妹倆打架，便沒有理睬，耽誤了營救的時機。

火災發生后，她被送到了玉林的燒傷醫院，當時左手已經完全沒有了知覺。在母親楊亞玲的記憶里，植皮手術一共做了四次，跑了一年的醫院，醫療費花了二三十萬，但女兒還是永遠地失去了左手。

從那時起，梁添芳就一直用右手捍衛自己的生活。

梁添芳早起用一只手化妝

這十多年里，她曾用這只右手戰勝過許許多多的敵人。這些敵人，既包括自身的不便——小到扎頭發、穿衣服，大到用電腦、學騎車；也包括外來的惡意——比如嘲笑、偏見、謾罵，甚至戲弄與霸凌。

但當梁添芳來到杭州，真的進入社會和職場之后，那些過去戰勝“敵人們”的經驗，好像全部都通通失效了。為了省錢，她跟閨蜜擠在酒店的一間房里，但身上的錢還是在快速地減少。

就讀于廣西職業師范學院的她學的是電子商務專業，在杭州找工作的確有不少機會，加上她要求不高——“能養活自己就行”，所以通過初試對她來說不是問題。

但問題永遠出在面試上。“大都是因為我的手。”她說。

原本，梁添芳為這次改變命運的杭州之行準備了更充足的資金。國家給殘疾人發放的補助，她省吃儉用，一直都存著。臨近畢業，已經攢了有5000塊錢。就在動身去杭州的兩個月前，她網購了一條金項鏈，接著，一個詐騙電話打了過來。

“對方說工作人員失誤，給我錯開了一個鉑金會員，如果不取消，每年會在我的賬戶上扣錢。”她說。從來沒接到過類似電話的她，沒有懷疑，按照對方的步驟操作后，辛辛苦苦攢下來的5000塊錢就這樣全部都被騙走了。

她總說：“我不相信老天爺會一直這么不公平。”但她也的確想不明白，想打贏人生晉級賽怎么就這么難。她說自己曾經“死過三次”，第一次是喉嚨里面長了一個很大的像腫瘤一樣的東西，差點窒息，第二次是溺水，第三次就是發生火災。但很顯然，命運中的挫折，并未因為她長大成人就放過她。

在杭州，身上的2500塊錢徹底用完之前，她一共面試過近二十家公司。

最后，所有的面試她全都失敗了。

錢花光之后，梁添芳沒有辦法，做好了回家的打算。

但她很不愿意回家。“每一年，我只要放寒暑假，都要回家幫忙帶孩子。”她說，“我有一個四歲的弟弟，還有一個兩歲的侄子，我要在家拖地、掃地、洗衣服、洗碗、做飯……如果我有一天不做了，我媽媽就會說我懶。我明明只是一天沒做，然后就要被否定。”

姐姐梁添芬說，媽媽一直擔心妹妹長大后扛不住“社會的毒打”，有時對她會嚴格些，但因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表達感情，說話有時很重。”

而現在，在杭州找工作失敗，也意味著梁添芳要以一個失敗者的身份，重新回家帶孩子。那段時間，她常常自我懷疑，“我讀了十幾年書，就是為了給家里帶孩子嗎？”

幸好，當時她的大學有一批去杭州的學生團隊，跟第三方人力資源簽了合作，有便宜的宿舍。她投奔他們，交了100塊錢押金，能住上一個月。這樣一來，又給她自己爭取到了更多的時間。

她不想輕易認輸，接著繼續找工作。

這股韌勁，或許也與梁添芳中學時期的創傷經歷有關。初一時，她來到鎮上的一所中學念書，成了學校里的一個特殊存在，“那些人之前身邊沒有我這種殘疾人。”于是，因為這種不同和自卑，她成為了霸凌目標。

“他們嘲笑我，給我起最難聽的綽號，天天說那種不好聽的話，很下流的有，很下作的也有。”梁添芳說。不光是語言暴力，還有實際的肢體暴力。有的男生，會把泡泡糖粘在她的頭發上，她只能被迫把那一塊的頭發剪掉，但剪掉頭發之后，依然會被嘲笑。

上課的時候，有的人會拿打火機燒她的腳。到了夏天，有男生抓毛毛蟲放在她背后，她越是怕，對方就笑得越開心。

不光是男生，女生們也欺負她。她打水的時候，所用的水桶會被人踢翻；還會搶她的東西，如果不給，就會挨打。

為了在那個環境活下去，梁添芳選擇了反抗。

“長期被霸凌之后，他們打我，我就打回去。他們罵我，我就罵回去。后面我就跟那些很壞的孩子玩，就是所謂的大姐大，他們打架我就跟著去，然后他們打我也打，后面我也成為了那種人，他們就怕我，就沒有敢惹我。”她就這樣熬過了初中的幾年。

但她也說：“后來打架時，我更多的是在瞎起哄，我不殺人放火，也不偷東西，我是有底線的，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初中畢業后，我再也不想回到那種生活。”

2024年7月，梁添芳本科畢業

在杭州，梁添芳找工作的轉機出現在一次校企合作的招聘會上。

在招聘會現場應聘做客服的時候，對方并未發現她左手有問題，直接現場錄用了她。這個機會是如此珍貴，以至于她不敢在現場告訴對方自己手的情況。

直到去公司上了一天班之后，公司負責人才發現了她左手的問題。“在面試的時候，對方覺得我這個人，不管是從語言或者其他方面，都是比較突出的，所以他問我，他說，‘你覺得你能勝任這份工作嗎？’”

梁添芳回答說：“我可以勝任的，你可以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如果沒有達到公司的要求，你們可以開除我。”

她幾乎是心虛地答應下來。在線客服首先最需要的就是打字回信息，來杭州之前她沒怎么摸過電腦鍵盤，而且她只有五根手指。

有那么一段時間，她因為打字的事情而焦慮。“當時公司要求一個回復的時間是三分鐘之內，而且進線率很高，我們一個人守著十幾個店鋪，我確實害怕做不來，那樣我只能滾蛋了。”

在很短的時間里，她把26個字母在鍵盤上的位置背了下來，“我第一次發現我的速度還可以。”這給了她信心。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她可以不看鍵盤打字了，依靠單手，一分鐘能打四十多個字。

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對她來說意義重大。

因為早在高考前，她被學校的醫生專門列了一個表，列出了她以后無法從事的工作，其中就包括需要打字的工作。

她一度陷入了抑郁，甚至不敢去上課。

也是在那時，梁添芳遇到了“人生中最好的老師”——廖老師。廖老師是教其他年級的，本來跟她并沒有什么交集，“有一次晚自習，他把我留了下來。”

那次，師生兩人聊了兩三個小時，廖老師對她說的話，她至今都記得。廖老師告訴她：每一個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不一樣的缺陷，你這個情況是比別人嚴重一點，但是又有誰是完美的呢？為什么要用別人不好的話來定義自己？你不是為了別人而活的。

后來，廖老師的幫助也一直持續到高考后。“他很關心我高考志愿的填報，建議我學習電子商務。”

那一年高考，梁添芳未能如愿考入本科院校，但順利進入了電子商務專業。被錄取后，她渴望在未來的人生中打贏一場晉級賽。

在杭州，實習的工作梁添芳干了八個月。有了這份工作做鋪墊，她又做了三個月的主播。

接著，她成功專升本。如今的2024年，正是她的本科畢業季。

每一次嘗試新的工作內容，對她來說都是一次突破，也是在不斷證明，自己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如今可以一步一步實現。

這種感覺，特別像許多年前她第一次成功給自己綁好了頭發的那個決定性時刻。“我很早就會一只手洗衣服，但我一直不會綁頭發，當時那個圓形的發箍，正常需要兩只手操作，但初中時有一天，我發現我可以用我殘疾的這只手，輔助我綁頭發。”

“當時我可開心了，你知道嗎？我還特意打電話跟我姐說我能綁頭發了。”梁添芳說。后來，每次她發現自己又能做一件新的事，或者又有了一項新技能，就會特別開心。

“她真的很厲害，她只有一只手，能干別人干不了的事情。”梁添芬感嘆著妹妹的進步。

翻開日歷，梁添芳的成長時間線與我們國家不斷完善、發展的殘疾人事業是遙相呼應的。

2000年她出生時，《新世紀殘疾人權利北京宣言》發布。

2007年她最終失去左手時，中國簽署《殘疾人權利公約》，頒布《殘疾人就業條例》。

當她考上大學后，我國已形成以憲法為核心、以殘疾人保障法為主干、以《殘疾預防和殘疾人康復條例》《殘疾人教育條例》《殘疾人就業條例》《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等為重要支撐的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律法規體系。

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注重制定友好的招聘政策，為殘疾人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打造無障礙工作環境、包容的職場環境和多元的企業文化。

2024年的春天，臨近畢業，梁添芳選擇去廣州找工作，這一次她從容了不少，也做好了找不到工作的準備——如果找不到工作，她準備做一段時間的自媒體創業。

看到唯品會招聘信息后，她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面試。

面試的第一天，她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氛圍，“面試的HR，他真的很熱情、很溫柔。面試完了出門，門衛還祝我早日通過面試。”

后來，她真的通過了面試。

梁添芳畢業落腳在了廣州

她應聘的是客服工作，被分配到了熱線07組，“組里氛圍很好，我遇到不懂的，他們都會為我解答，團隊里也會開開玩笑，幫大家緩解壓力。”而且，公司還有專門的愛心用餐區，會給她們提供方便。

梁添芳注意到，在公司客服園區里，還有許多不同遭遇的殘疾同事。她與他們一起參加了公司組織的《殘障友好意識培訓》，“講座上說，‘不要因為殘疾而感到羞恥’，這句話我記到現在。我曾經走在路上都害怕別人的目光，生怕別人看到我的手是殘疾的。沒想到公司接納了這么多的殘疾員工。”

企業培訓，“不要因為殘疾而感到羞恥”

最深的傷害，常常隱藏在親友圈里。

在老家，梁添芳的一位親戚經常問她一些冒犯的問題：“人家難道不嫌棄你嗎？人家看見你的疤害怕嗎？你交男朋友了嗎？你不擔心嫁不出去嗎？如果有人要你的話，彩禮都不用給……”

她每次都忍了下來，因為事實才是最有力的反擊。2024年，她不僅找到了體面的工作，也找到了能尊重她的戀人。

那一天還是冬天，春天即將到來。她和對方第一次相約在廣州南站見面。她穿著一身黑色的衛衣，男方則穿著她送給他的杏色毛衣。她害怕對方看到自己的手，又希望對方看到自己的手。她想，如果對方但凡有一點反感，這段感情也只能放棄。

在風中，她緊張地拉開了自己的袖子，露出了消失的左手。對方擁抱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