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千里

賴通波

▲洛陽隋唐大運河博物館

圖源：圖蟲創意

晚唐時期某年的一天，詩人皮日休駐足汴河邊，觀兩岸楊柳依依，水中碧波蕩漾，遙想當年隋煬帝楊廣三下江南之盛景，客死他鄉之凄涼，興亡之感油然而生，落筆寫下兩首《汴河懷古》。其一為：“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余里地無山。”其二是：“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隋唐大運河公園 圖源：視覺中國

這兩首詩是典型的翻案詩。汴河即隋唐大運河中連接黃河與淮河的通濟渠，因主干道與古汴水重合，故稱汴河。詩中，皮日休一改唐人對隋煬帝開運河勞民傷財導致身死國滅的主流評價，認為大運河是利在千秋之事，“至今千里賴通波”，大唐近三百年之榮耀亦托福于大運河轉運漕糧、溝通南北之利；如果沒有水殿龍舟奢靡之事，開運河的楊廣足可與治水的大禹比肩功業，“共禹論功不較多”。

那么問題來了，大運河到底是不是楊廣為巡游江南而開鑿，“種柳開河為勝游”？楊廣沿著運河“萬舸東南行，錦帆下揚州”，僅僅是為了看江南花花世界嗎？隋朝短命而亡的歷史原因，可以歸結為開鑿福澤千年的大運河嗎？

▲揚州大運河日落 圖源：視覺中國

楊廣要搞大工程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七月二十一，楊廣經過一系列斗爭，戰勝大哥廢太子楊勇、五弟漢王楊諒等對手，終于龍飛九五，繼位登基，成為大隋王朝第二代皇帝，是為隋煬帝。

第二年，即公元605年正月初一，楊廣大赦天下，改年號“大業”，是為大業元年。大業年間創大業，千秋功過任人說。氣度恢弘、志向遠大的楊廣，終于將絕對皇權握在手中，可以放手干一番大事業，遂召集群臣，攤開地圖，在隋朝的東南劃了一條長長的曲線：就是這，朕要上這個大工程。

群臣定睛一看，只見皇上劃下的這條線，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分別向東北和東南成扇形延展開去，一條水龍在地圖上蜿蜒起伏。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一帶），中經江都（今江蘇揚州一帶），北達涿郡（今北京市一帶），自南向北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貫穿今天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河北、天津、北京八省市，全長2000公里！

這就是楊廣要搞的大工程：開鑿大運河，連通南北水系。

▲河南洛陽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

圖源：視覺中國

運河，即為了方便運輸而人工開鑿的河流，或者是疏浚原有的自然河道，使其達到大規模通航的要求。我華夏先民早在東周就開始挖掘運河，以利水運。春秋時期吳王夫差修建連接長江淮河的“中瀆水”，戰國時代魏惠王開鑿溝通淮河黃河的“鴻溝”；后又有漢武帝接通蘇州和嘉興的航運水道，三國曹操鑿通引漳水入白溝的“利漕渠”等等。

但在隋朝之前，歷朝歷代修運河，都是一小段一小段地修，最多連接兩條河流。到了楊廣這兒，為何非要大興勞役、不遺余力開鑿溝通五大水系的南北大運河？

▲淮北隋唐運河古鎮 圖源：圖蟲創意

唐代有種“陰謀論”認為，睢陽（今河南商丘市一帶）有“王氣”，妨礙大隋江山的長治久安。隋煬帝開鑿穿睢陽境內而過的大運河，“一則路達廣陵（今江蘇揚州一帶），二則鑿穿王氣”，可以一舉兩得：既鑿穿睢陽的“王氣”，又方便煙花三月下揚州。

其實，歷史并非如此荒誕不經。南北大運河的開鑿，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

秦漢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黃河流域。西晉八王之亂自廢武功，導致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從北方滾滾而來的世家大族和流民百姓，對南方長江流域進行了大規模的深度開發。到隋唐時期，南方已經成為經濟發達區域，是朝廷錢糧賦稅的重要來源。在經濟重心逐漸南移之后，全國政治中心卻因為抵擋北方草原民族入侵等各種原因，一直沒有隨之南移。

▲大運河蘇州段風光 圖源：視覺中國

把北方黃河流域和南方長江流域這兩個分離兩百多年的經濟區域連接起來，用南方的經濟支撐北方的政治，用南方的錢糧賦稅支持北方的對敵斗爭，是剛剛統一的隋朝和后來繼之而起的唐朝面臨的新的歷史任務。隋唐必須把南方的經濟文化中心與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聯系起來，使南北成為統一的整體，方能重建盛世。尤其迫在眉睫的是，隋唐京師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人多地少，糧食匱乏，以至每到青黃不接和災荒之年，皇帝都要率領百官、帶領百姓到東都洛陽找糧，成為“逐糧天子”。如何把江南的錢糧快速高效地轉運到北方，是隋朝中央朝廷必須解決的問題。

古代運輸，無外乎水陸兩路。陸地運輸全靠人拉馬馱，運量小，耗費大，尤其是長途運輸，千里迢迢運去的那點東西，還沒有腳夫和馬牛在路上吃喝消耗的多。水路就成為古代最便捷最經濟的運輸。而我國地形呈西高東低之勢，主要河流都是“大河向東流”，沒有一條貫穿整個南北的大河。若想通過水運將南北連成一體，只有人工開鑿貫通南北的大運河。

楊廣的設計規劃

楊廣開運河是有規劃的。大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分為南北兩個系統，用6年時間分階段開挖。南運河是洛陽東南方向的通濟渠、邗溝、江南運河，北運河為永濟渠。

大運河設計的總方案是以黃河為基干，向東南、東北作扇形展開，充分利用黃河南北水流的自然地形趨勢，使運河順應地勢由高向低緩緩流去，溝通五大水系之間的水陸交通。

▲隋唐大運河 制圖 / Roxie

通濟渠又名御河，全長650多公里，是連接黃河和淮河的運河，最先開鑿。大業元年（605）三月二十一，楊廣發布詔書，“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后百余萬，開通濟渠”。同年八月十五，僅僅用了171天，不到半年時間就全線完工通行。通濟渠兩岸景觀如畫，“河畔筑御道，樹以柳”。白居易有《隋堤柳》詩云“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至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里”。

邗溝是大運河的第二段，溝通長江和淮河，航程較短，僅有150公里。大約與通濟渠同時開鑿、同時完工，“發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

永濟渠是大運河的第三段，也是最長的一段，往東北走向，溝通黃河、海河兩大水系，主要是為征討高句麗運兵運糧所用，同時加強對東北的軍事控制。大業四年（608）正月初一，楊廣下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眾，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即從今天河南武陟縣西北的沁水北岸開渠入衛水，然后北上，利用原有河道接永定河到達涿郡，全長1000公里，大約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竣工。

江南運河是大運河的第四段，也是最南的一段，溝通長江與錢塘江水系。大業六年（610）冬十二月，楊廣“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江南運河長400公里，北起京口（今江蘇鎮江一帶），東南經丹陽、常州、蘇州、吳江、嘉興等江南富庶之地，東繞太湖折向西南，經桐鄉、杭州入于錢塘江。江南運河工程量不大，只是對六朝以來江南所修運河加以開闊、疏浚，很快就完工。

▲大運河宿遷段風光 圖源：視覺中國

從大業元年到六年，在楊廣的指揮布置下，隋朝用了短短6年時間，就開鑿一條貫通南北五大水系、長達2000多公里的大運河，充分證明了隋朝國力的強盛和高效的動員能力。這么長一條運河開通后，楊廣都拿來做什么了呢？僅僅是巡游江南，只為流連之樂嗎？

三下江南是盤大棋

早在大業元年（605）八月十五，通濟渠和邗溝剛剛修成，楊廣就乘坐龍舟，帶領皇后妃主、百官大臣、僧尼道士和御林軍，順著運河揚帆起航到江都巡游。后來又于大業六年（610）三月、大業十二年（616）七月兩次下江南游玩，走的也是運河航道。

隋煬帝下江南游玩的船隊的確奢侈至極。楊廣本人乘坐的龍舟，規制巨大，“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船隊規模方面，“舳艫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根據相關史料統計，龍舟船隊有五千多艘，加上其他船只，大致有上萬艘。運河千舸競發，兩岸旌旗招展，如一股洪流滾滾而來，沿新修的運河徐徐向東南而行。規模龐大的船隊，盛大奢華的儀仗，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后。表面游山玩水浮華放浪鋪張排場的背后，實際上有著更重要的現實目的。

▲淮北隋唐大運河古鎮 圖源：視覺中國

開鑿大運河是為了將南方經濟中心與北方政治中心緊密聯系在一起，打造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而沿著運河巡游江南，亦有著安撫江南，加強對江南的控制，維護國家大一統局面的積極意義。這與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東巡山東、南祭禹陵的政治意圖，在深層次上是一致的。

自從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南方成為中華文明的火種所在，向來以神州正朔自居，看不起北方被胡化浸染的野蠻文化。楊廣下江南時帶了大批北方的飽學之士，與江南士人在學術詩詞上一較高下；還帶北方僧尼道士到江南道場講經弘法，拉攏江南天臺僧團等宗教勢力；又將收藏在北方的名畫書法在江都展示，盛陳文物。這就使得楊廣下江南之旅，具有大型官方文化巡禮的性質，加強了南北文化的彼此認同和深層融合。

隋煬帝巡游江南，是在下一盤大棋。巡游是表，另有其里，那就是在政治上撫慰南方士人，以文化聯絡來鞏固政治統一。用驕奢荒淫去籠罩楊廣巡游江南背后的政治文化意義，顯然失之淺薄。既然隋煬帝在運河上的“水殿龍舟事”并非簡單的享樂奢靡，那隋朝滅亡和運河開鑿究竟有無關系呢？“盡道隋亡為此河”的論斷是否能立住腳呢？

隋人栽樹，后人乘涼

大運河鑿通后，成為南北交通大動脈。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加上隋文帝時開挖的西起長安、東達黃河的廣通渠，形成溝通全國的水上交通完整體系，“商旅往來，船乘不絕”，可以說是“利在千秋”。

繼隋而起的唐朝之興盛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運河之利。唐朝和隋朝一樣，崛起于關隴，以長安為帝都，以洛陽為神都，經濟重心在江南，政治中心在關中，需要經常從江南調錢調糧，“常轉漕東南之粟”。為把江淮財賦輸送到北方，必須利用運河。正是靠著隋朝的大運河，唐朝才能“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所以皮日休亦有言“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

北宋時，運河作用更大。北宋帝都東京開封，因為緊挨通濟渠，大大縮短了運河航程，“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元明清時期的京杭大運河，截彎取直，不再繞道洛陽開封，而是從杭州直通北京，其主體部分仍然是以隋朝大運河為航道。

但是，“利在千秋”的南北大運河，對隋朝百姓而言，卻是不折不扣的“弊在當代”，所以皮日休還有言“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

▲隋唐大運河博物館展覽 圖源：圖蟲創意

楊廣即位時，隋朝已經立國25年，天下一統也有將近20年，國庫積累了天量的財富，“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這就為楊廣修長城、開馳道、營建東都洛陽，鑿通南北運河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條件。

但物力豐富、財力充足、國力強盛，民力就能承受得起嗎？

隋朝全盛時，全國人口大概在4600萬人左右，在中古時期，人力資源也算豐富，但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四段運河，耗費人力總共300多萬。“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運河所經之地幾乎是男女老少齊上陣，日夜趕工忙不休。

根據歷史學家統計，從仁壽四年（604）楊廣即位，到大業八年（612）民變大規模爆發，隋煬帝在八年時間內共上馬了22項大工程，使用人力約3012萬人。這還不包括沒有明確記載而無法計算人力的項目以及地方郡縣正常的勞役、兵役、力役。如此大規模的使用人力，等于是全民就役，時稱“天下死于役”。

誠然，開鑿大運河是順應了歷史潮流，但不能不顧當時民眾的承受能力。由此看來，皮日休只將隋煬帝在大運河問題上的失誤歸結為“水殿龍舟事”，顯然失之片面。隋煬帝在開鑿大運河時不顧民眾承受能力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已經埋下了隋朝大業沙崩、二世而亡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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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河流地理與水文化

責編：田宗偉 王旭輝

美編：周伊萌

校對：段海英

審核：任 紅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0年第4期 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