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農(nóng)歷七月十八日，61歲的嘉慶皇帝出發(fā)前往熱河避暑山莊，準備進行一年一度的秋季圍獵。

立秋已有近二十天，但天氣依然悶熱難當，加上嘉慶本來就胖，七月二十四日到避暑山莊的時候，嘉慶出現(xiàn)了嚴重的中暑癥狀，第二天病情急劇惡化。

嘉慶倍感自己要不行了，讓軍機大臣打開裝有秘密立儲詔書的“金匱”，明確了由皇二子綿寧繼承皇位。

戌時（晚上7-9時），嘉慶就咽下最后一口氣。

五天后，綿寧成為了大清新一任皇帝，為讓天下人“避諱”方便，他把名字改為了“旻寧”。

旻寧深知嘉慶在位二十多年，大清國勢一天不如一天，官場“因循怠玩”的風氣有增無減，貪官污吏遍地皆是，民間因此冤案累累、變亂迭起。

因而登基之初就決心整肅官場風氣、重振國勢，每天忙到深夜。

但剛登基不到一個月，發(fā)生了一件轟動京城的案子，突破了他對大清官場的認知……

02

九月廿四日的黎明時分，和往常一樣，是京城各部衙門開門的時間。

當天安門前千步廊（位置即今天安門廣場）西側的刑部衙門的大門也被緩緩打開之時，竟有一具男尸躺在血泊中！

大約四五十歲，右手持刀，刀上有血跡，脖子上有一傷口，血液就是從這個傷口噴涌而出。

左手還握著一封狀子。

經(jīng)勘查，刑部官員認定此人系來京進行“京控”的人員。

什么叫“京控”？

按大清司法體系，刑事案件一般由縣一級初審，府一級二審，按察使衙門三審，最后巡撫（不設巡撫的省則由總督）終審。

終審后，如果當事人對判決結果不服，可以進京申訴。

這就叫“京控”，算是大清留給民間最后一個尋求司法公正的機會。

之前二百年間，上京“京控”的人并不罕見，但沒有過特別極端的案例。

現(xiàn)在居然用自殺這種方式，而且還是在刑部衙門大門口，這就非常轟動了。

很快傳遍京城，成為街頭巷尾的熱議話題。

新皇登基三把火，兩天后，刑部就將初步調查結果送到了。

原來這起自殺事件，源自四年半前的一件命案......

03

那是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的三月初一，安徽省寧國府（今安徽宣城）涇縣的知縣清寧接到報案，報案人稱他的父親徐飛隴，被人發(fā)現(xiàn)死在了涇縣鄉(xiāng)下一個叫八門口的地方。

他懷疑父親是被人打死。

清寧馬上前往現(xiàn)場勘查，仵作洪椿發(fā)現(xiàn)死者的傷勢都在腿部和腳部，致命傷在腰部，于是做出“死者系從田埂上摔下，腰部磕到石頭，造成命門筋脈斷裂而死”的結論。

隨后，清寧又審訊了發(fā)現(xiàn)尸體的證人李象。

李象說，他昨夜在家里聽到屋外有打斗的聲音，沒敢出門。

早上出門，才發(fā)現(xiàn)死者。

清寧是旗人出身，文化水平一般，更缺乏刑偵斷案的經(jīng)驗和知識，聽李象這么一說，和洪椿做出的尸檢結果比較吻合，于是就認定此案是徐飛隴當晚和人發(fā)生打斗，追趕對方或者逃跑時不慎從田埂摔下，導致意外死亡。

可聞訊趕來的徐家人堅決不認同“意外死亡”的結論，認為老徐是被仇家打死的。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和徐家一直有仇的章家人！

徐家和章家的恩怨，早在乾隆十年（1745年）就結下了。

當時兩個家族為了爭奪一片山場的所有權，官司打了好幾年。

最后官府把山場判給了章家，徐家人從來就不服。

兩年前，因為遭遇災荒，徐家人到那片山場上挖野菜、采蘑菇，遭到章家人阻止，結果爆發(fā)了兩個家族的大規(guī)模群毆。

徐飛隴暴亡，徐家人就認為是章家人使得壞。

偏偏這時，證人李象突然又改了口，說當晚曾看到章家人圍毆徐飛隴。

這下徐家人更是義憤填膺，要求清寧審問章家人。

清寧水平一般，但腦子還不算糊涂。

李象前后口供不一致，章家人又堅決不認，他也不敢妄下結論。

思慮再三，只好做出了“或系他處斗毆致死，被移尸該處，詳請另緝正兇”的含糊不清的結案意見，上報到了寧國府。

寧國府再上報......最終在證據(jù)不夠充分的情況下，安徽巡撫衙門支持了涇縣衙門的結案定論。

徐家人不服，于是想到了最后的辦法——京控！

04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十月，徐飛隴的長子徐榮生千里跋涉到了京城，向都察院遞上了狀子，要求復查父親遇害一案。

都察院受理了他的狀子，并且按照慣例，又將此案發(fā)還給了安徽省，要求安徽省復查。

安徽巡撫康紹鏞頭就大了。

為什么呢？

因為當時嘉慶皇帝還在位，他特別強調對“京控”的案子要重視，要通過“京控”，最大限度發(fā)現(xiàn)和處理下面的冤案。

因此嘉慶朝的“京控”案件特別多，搞得各級官府工作量倍增，大家都怨聲載道。

帶著這種情緒，康紹鏞在重審還沒開始就對徐家人產(chǎn)生了負面的印象。

就在重審的過程中，康紹鏞又得知了一個事實——

為了讓證人李象證明確實是章家人圍毆了徐飛隴，徐家人給李象出了盤纏，讓他來省城作證。

這樣一來，老康就更加對徐家人印象不佳，認為這是徐家人在收買證人，企圖誣陷章家人。

不但沒有支持徐家人的控訴要求，反而要追查徐家人的“誣陷”之罪。

徐榮生被一頓大刑伺候，實在吃不住，只好認罪畫押。

這一下，可就徹底激怒了徐家人，他們決定第二次“京控”！

05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徐榮生的弟弟徐芝生再次跑到北京，向刑部衙門告狀，要求復查此案。

刑部又將案子發(fā)回安徽省重審。

此時的安徽巡撫已經(jīng)是吳邦慶了。

老吳因為剛調到安徽，沒碰過這個案子，指令由安慶知府申瑤和鳳穎同知陳斌主持重審。

可是老申和老陳之前恰恰就是參與此案重審的官員，怎么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臉，推翻原判呢？

不但不推翻原判，對徐家人更是恨之入骨，大堂上各種酷刑伺候，折磨得徐芝生痛不欲生，也只好認罪畫押。

罪名更嚴重了，不但有“誣陷”之罪，而且連徐飛隴的死也被扣在了徐家人的頭上，說是徐家人自己打死了徐飛隴，來誣陷章家。

更兼幾次三番“京控”，視大清律法如玩物，罪上加罪！

徐家人聽到這個噩耗，深感即將大禍臨頭，再不拼死搏一把就只能坐以待斃了！

經(jīng)過商量，徐家族人決定，派族人徐玉麟前往京城刑部衙門進行第三次“京控”，同時徐家全體族人在村口壘起工事，準備好刀槍火銃，如果官府前來抓人，他們就要“暴力抗法”。

事情到這一步，徐玉麟深知，整個家族的命運都背負在了自己的肩上。

如果這次“京控”再被發(fā)回重審，如果官府前來拿人，徐家人反抗，那就是造反作亂，就是滅族的結局！

自己唯有把事情鬧到最大，才有可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從而為家族迎來一線轉機！

就這樣，徐玉麟最終選擇了在刑部衙門大門前自殺的極端方式，進行第三次“京控”！

06

幸運的是，徐玉麟的悲壯之舉終于獲得了預期的效果！

旻寧下旨，此案提級交由兩江總督孫玉庭進行復審（安徽省屬兩江總督轄區(qū)），所有安徽省的涉案官員不得參與復審工作。

孫玉庭是嘉慶時就倚重的能干之臣，馬上從江蘇省官員中選拔了一批能員干吏組成專案組。

老孫的思路很明確：要查清此案，首先要從徐飛隴的死因開始。

到?jīng)芸h之后，下令將徐飛隴的棺材起出，開棺驗尸。

雖然此時徐飛隴的尸體早已腐爛，但主持驗尸的寶山知縣周以勛刑偵經(jīng)驗十分豐富，還是從死者的骨頭上分析出了真正的死因——

死者脊椎骨上并無致命傷，只有被帶鐵齒的硬物擊打過的痕跡，而喉骨呈現(xiàn)出淡紅色，這符合窒息死亡的特點。

這證明，原先仵作作出的“從田埂上摔下，腰部磕到石頭造成命門筋脈斷裂而死”的結論完全錯誤！

再結合當時案發(fā)現(xiàn)場對死者體位的記載，周以勛判斷，死者應該是被人用硬物擊打，臉部朝下掉入了溝渠，又被人摁住身體，無法抬頭，最終窒息而死。

孫玉庭得到周以勛的驗尸結果后，立刻下令在案發(fā)地附近方圓三里之內(nèi)尋找符合兇器特征的器具。

找了一圈，最后發(fā)現(xiàn)離案發(fā)地最近的證人李象家就有一具帶有鐵齒的磨楪（即磨床）非常符合。

更關鍵的是，李象此時已經(jīng)拋下家業(yè)跑路了！

毫無疑問，李象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孫玉庭馬上發(fā)出通緝令，捉拿李象。

很快，浙江江山縣傳來消息，李象在江山縣落網(wǎng)。

在證據(jù)和各種刑具面前，李象再也不敢隱瞞真相，將整個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

07

時間回到嘉慶二十一年的二月卅日，那天晚上，李象正在家磨豆腐，突然聽到墻外有人走過，他湊過去一看，黑暗中只見此人行蹤鬼鬼祟祟，走起路來慌慌張張。

他聯(lián)想到最近村里有不少人家進了賊，于是順手抄起了身邊的磨楪，沖出家門，在那個“賊”的背后狠狠打了一下。

那個“賊”大叫一聲，一下?lián)涞乖谔锕∠隆?/p>

李象撲上去，一腳踩住“賊”的背，死死壓住他。

不一會，“賊”就停止了掙扎，李象把他翻過來，借月光一看，我草，這不是鄰村的徐飛隴么？

他可是個老實人，絕不可能是“賊”。

再一看，老徐鼻子嘴巴里全是淤泥，已窒息而亡。

按照大清律，誤傷人命是要絞立決的。

李象害怕了，跑回家中裝作什么事都沒有發(fā)生。

第二天早上又裝作“偶然發(fā)現(xiàn)尸體”，跑去報官.......

至于李象改口供，是因為衙役舒元看到徐家人懷疑章家人是兇手，于是私下找到章家人，讓他們出點兒銀子，自己保證幫他們“擺平”徐家人。

章家人認為身正不怕影子斜，不是我們干的，為什么要出這冤枉錢？

拒絕了舒元的敲詐。

于是舒元又私下找到報案人李象，讓他一口咬定當晚看到了章家人圍毆徐飛隴。

這幫衙役可都是壞透了的人渣，李象哪敢拒絕？就按要求改了口供。

08

真相終于大白了，可是如何量刑卻成了難題。

本來按律，李象誤傷人命，應處絞立決。

但此時已經(jīng)進入了“道光元年”的正月，新皇改元，大赦天下，除了謀反篡逆以及弒父弒母等重罪外，其余罪行都可以赦免或者減等處罰。

孫玉庭想來想去不敢自己做主，于是上了個折子，請求“圣裁”。

旻寧看了材料，對此案中各級官府的敷衍塞責、因循怠玩的風氣感到氣憤。

正月十六日，旻寧下達了對本案所有涉案人員的處理決定：

首犯李象，誤傷人命在前、作偽證擾亂司法在后，罪不容赦，絞立決；

安慶知府申瑤和鳳穎同知陳斌，革職，充軍伊犁；

仵作洪椿，充軍烏魯木齊；

涇縣知縣清寧，革職，充軍黑龍江；

安徽兩任巡撫康紹鏞和吳邦慶，交部嚴加議處……

旻寧用他認為的最大決心，要向天下人證明，他這個新皇帝一定將勵精圖治，重新將大清帶上強盛的軌道。

然而，現(xiàn)實很快就用一盆盆冷水把他的滿腔熱情澆成了透心涼……

參考文獻：《清實錄》、《大清律例校注》、《辦案要略》、《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涇縣志》（同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