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員又下跪了，之前跪交警、跪商戶，這次跪保安。

人們怪騎手舍棄尊嚴，怪保安權力之惡，怪平臺轉嫁矛盾。

是，說的都沒錯，但這是昨天才有的嗎？

在中國社會，外賣騎手之所以被視為底層勞動者，本質上并不是因為他們風吹日曬、工作辛苦，而是由于缺乏最最最基本的社會保障與法律保護。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他們從入行開始就已經被剝奪了尊嚴與體面，所以才會被平臺瘋狂壓榨，被客戶惡意投訴、被保安百般刁難、被商戶肆意辱罵。

那位下跪的外賣騎手，但凡有周旋的余地，都可以選擇報警，但凡有法律的保護，都可以事后維權。

但他什么都沒有，唯有下跪，他承受不起違反平臺規則所帶來的嚴重后果。

保安又能怎么樣，放他進去？業主們答應嗎？出了事誰負責？放他走？誰來賠償損失？

他的扣車行為是違法了，但不扣車，跑了怎么辦？如果因為不遵守物業規定而丟了工作，誰來替他兜底？

你看，這就是底層勞動者的現狀，他們的互害不一定是因為壞，而是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只能過分的小心翼翼。

至于美團，他們違規了嗎？沒有吧。畢竟勞務外包是不需要購買五險一金的，小區物業也不歸他們管。

我知道有人肯定要罵這家企業沒良心，但罵資本家沒良心其實是訴諸道德的本末倒置，難道指望一個資本企業去給「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員工爭取權益？別開玩笑了，他們巴不得這種模式再持續一萬年。

動輒就要求把資本家掛路燈是一種對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缺乏最基本常識的表現，資本逐利是顛簸不破的真理，全世界都一樣。

比如在紐約，當提高外賣員最低時薪的立法通過之后，Uber Eats、DoorDash 以及 Just Eat等幾家公司也通過暗自調整算法、限制送餐人數與小費收入等措施想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說白了，員工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博弈。在西方，代表勞動者與資本博弈的是議員，是為勞動者撐腰的行業工會，是提供保障的勞動法。

但在中國，這些全都沒有，外賣騎手在巨頭企業的壓榨面前得不到任何幫助，只能任人宰割，他們不得不在一套極其冷酷的算法與懲罰機制中自尋出路，而下跪只是方法之一。

當然，咱們自然是不屑于學西方那套假民主的，但至少在司法層面得跟上吧。

中國的外賣行業從2012年便開始快速發展，距今整整12年，算法都迭代無數次了，可法律卻還在討論如何界定外賣騎手的勞動關系。

如果是行業初創，正處在野蠻生長期，法律滯后還情有可原，但現在中國外賣員數量都達到1300萬，占人口總數的1%了，卻外賣騎手的基本保障都沒有，相關企業的基本規范也未完善，實在匪夷所思。

國內經常會有媒體拿中國的外賣市場與美國比較，嘲笑別人落后、規模小，但要知道，衡量一個行業的發展水平不只是看企業與市場規模，還關乎到員工與消費群體，只有平衡好三方利益才能稱之為健康的發展模式，而這又離不開系統完善的法律法規。

這也恰好說明了為什么很多人總抱著「資本剝削人、資本家都該死」的觀念了，因為國內的勞務關系確實還停留在《資本論》中所反映的19世紀的水平。

換句話說，資本剝削人的本質是不受約束的資本剝削不受保護的人。

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就不言自明了。

2020年，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中》的文章第一次讓社會認識到了這個群體所遭受的困境。

2024年，一位外賣員的下跪再一次引發了人們對這個群體的關注。

四年時間，困境之后還是困境，困境從來沒離開過他們；四年時間，憤怒之后再次憤怒，憤怒永遠伴隨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