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康熙年間出現九子奪嫡以后，可謂是有些“矯枉過正”，殺出重圍登基為帝的雍正帝，在繼位以后吸取九子奪嫡的教訓，一方面不同于父親康熙帝是上陣父子兵，以皇子作為維護皇權的一部分，雍正帝認為皇子是威脅皇權的一部分，因此開始限制皇子權力，使得皇子參政的空間大幅度減少，不再像康熙年間那般權重。等到乾隆帝登基以后，皇子更是被進一步限制，一般也就是負責一些不重要的派遣性事務。

一方面雍正帝在源頭上解決問題，九子奪嫡有個重要原因在于八旗中的下五旗認為皇太子胤礽只能代表上三旗利益，代表不了他們的利益，因此皇子被封入他們所在旗之后，下五旗開始支持所封旗之皇子。對此雍正帝開始大力打壓八旗，并且建立秘密立儲制，是儲君由皇帝一人密定，不至于再出現皇太子胤礽被眾位皇子圍攻的情況，眾皇子有心儲位者，也是盡力表現自己好的一面，使得九子奪嫡的情況再沒有重演過。

雍正帝之后的乾隆帝、嘉慶帝、道光帝三代皇帝，在皇子時期，不能說沒有對手，但是并沒有強勁對手，可以說贏的很輕松。到了道光帝晚年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卻出現自九子奪嫡以后的又一個奪嫡小高潮，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是一度不相上下，使得道光帝很是糾結。皇四子奕詝的優勢在于雖然才氣略顯不足，但身為當時道光帝在世皇子中最年長者，也就是實際上的皇長子，這可是一大優勢，雖然清朝在康熙帝時代使用嫡長子繼承制度失敗，但嫡長子繼承制度對于清朝皇帝影響頗深，像乾隆帝就曾想立發妻孝賢皇后所生的嫡子為皇位繼承人，奈何兩位嫡子先后早夭，只能是不了了之。而且奕詝年長不說，還素有賢名，是老成持重之人。皇六子奕訢則是能文能武，是天資穎異之人，很受道光帝喜愛，但并不是那么成熟穩重，使得道光帝并不是太放心他。

守舊的道光帝最終選擇了皇四子奕詝，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道光帝認為皇四子奕詝與他是同一類人，會恪守祖宗成法，會使清朝沿著祖宗定下的既定道路行駛下去，那樣清朝便可以傳承萬世。至于皇六子奕訢，雖然聰明不凡，但不是太穩重，他如果登上皇位，可能會將國家治理的更好，也可能將國家治理的更差，所以守舊的道光帝出于穩妥想法，自然是選擇了皇四子奕詝繼承皇位，不過這個選擇對于道光帝是痛苦的，因此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病逝之前，道光帝公布傳位密旨時，密旨上不只是寫道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還史無前例的寫道立皇六子奕訢為恭親王，這是皇位之外，他能給予這位寵愛兒子最高的待遇。

道光帝的這一選擇，也被很多人視為一大錯誤，因為咸豐帝本人同樣守舊，而恭親王則是晚清有明的開明派，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倡導的洋務運動，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使得腐朽落后的清朝開始學習西方科技，輸入了一波新鮮血液，因此國力有所增強，開始進入所謂的同光中興，雖然這場中興并非真正的中興，雖然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意味著洋務運動失敗，但恭親王在那個時代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是睜眼看世界，最大程度上融入世界潮流，奈何并非真正的掌權者，并且連遭慈禧太后的打壓，無法真正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讓人遺憾如果他繼承皇位的話，或許沒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或許沒有甲午戰爭的失敗。

其實認真來說，咸豐帝不一定比恭親王差，開明的心態并非與生俱來，主要是受環境影響，同理守舊的心態也是如此，也是受環境影響而來，這兩兄弟不論誰坐在皇帝位置上，表現的估計都是半斤八兩，即使恭親王比咸豐帝強一些，也強不了太多。

首先我們來說說，為什么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朝是一敗涂地呢，有個重要原因在于道光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后，雖然遭受割地賠款的打擊，但并沒有痛定思痛，反而沒有當一回事，依舊是原地踏步，因此清朝錯失了十幾年的發展時間，雖然十幾年的時間，不一定會使得清朝迅速強大起來，但可以使得清朝與世界接軌，可以了解國際慣例，可以知道公使駐京和面見皇帝親遞國書是正常情況，可以知道交戰雙方簽約達成一致以后，便會按照約定撤兵，不至于被沙俄連哄帶騙的以從中調停的名義，恐嚇清廷英法聯軍不會撤兵或者還會卷土重來，逼迫其簽訂諸多不平等條約，使得清朝在外東北一共被割讓出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更要命的是，道光帝帶來的惡果只是最直接的損失，只是一部分原因，傳統的慣性才是更可怕的原因。中國古代的邏輯是皇帝為天下之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于周邊蠻荒之地，好一些的是藩屬國，壞一些的是化外各邦，就沒有與皇帝平起平坐的存在，也沒有與天朝上國對等的國家。像北宋時期的澶淵之盟，雖然使得宋、遼之間從此保持了長期和平，并且是宋真宗為兄，遼圣宗為弟，但宋朝君臣并不高興，反而以此為恥。認為遼國身為“夷”，對于大宋只能俯首稱臣，沒資格平起平坐，結果卻與大宋皇帝稱兄道弟，如此這般使得大宋皇帝天下共主的身份也是名不副實，就是這一思想的具體表現之一。

而在這個思想的影響之下，尤其是清朝還閉關鎖國，自詡為天朝上國，對于外來事物是極度排斥，也是不屑于見外國使者，像乾隆帝時期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清廷認為對方是“海夷”使者，因此要求英國使臣按照各國貢使覲見皇帝的一貫禮儀，行三跪九叩之禮，英使認為這是一種屈辱而堅決拒絕，雙方因為此事鬧得很不愉快，因此咸豐帝對于不平等條約中侵犯中國利益的款項并不怎么在意，反而對外國公使駐京和面見皇帝親遞國書是極其排斥，是堅決不能接受，因此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愈演愈烈，最終英法聯軍攻進北京，使得咸豐帝只能倉皇逃竄到熱河的避暑山莊。

在這種封閉環境之下，可以說誰當上皇帝，面對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也都是兩眼一抹黑，只會用傳統的方式也就是如同咸豐帝那般解決問題，即使是恭親王也不例外，即使他會比咸豐帝表現好一些，但也逃離不了傳統框架的范圍。

恭親王之所以開明，關鍵原因在于他可以說是完完整整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尤其是四哥咸豐帝倉皇逃離北京以后，派他留在北京收拾爛攤子，他在北京全權善后，見識到英法聯軍的強大，與英法使者全程打交道，是深刻受到影響，所以他之后大力發展洋務運動。

當然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將清朝這個腐朽國度的帝都都是攻破，皇帝出逃以后，更是憂懼之下病死，對于世人的打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抱有恭親王那般開明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因此洋務運動才可以轟轟烈烈的開展，不然的話，光憑恭親王一己之力，是支撐不起洋務運動，當然恭親王之所以開明，也是二次鴉片戰爭以后的時代造就，是時勢造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不是他造就那樣的時代，因此不可能只有他一人開明。同理，如果咸豐帝之后沒有病死在避暑山莊，那么遭受如此大的打擊，他身為務實主義者，肯定會支持洋務運動，不會再頑固保守。

咸豐帝雖然是四無皇帝，無膽識、無遠見、無才能、無作為，但他并非一事無成，他和祖父嘉慶帝一般倒霉，嘉慶帝是乾隆帝禪位當年爆發白蓮教起義，這場起義實際就是乾隆帝一手釀成，結果相當于嘉慶帝背鍋，因為這是他在位時期爆發，并且最后由他平定。咸豐帝則是繼位當年爆發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其實是之前歷代弊端的積累爆發，是全面的政治黑暗，使得吏治嚴重腐敗，官逼民反成為常態，老百姓沒有活路以后，因此洪秀全等人有著巨大的市場，可以越戰越勇，最終是占據東南半壁江山，這時期咸豐帝面對的難題和當年的崇禎帝一般，不過兩個人的處理方式截然不同。

戰爭就是打錢，如果沒有錢，長期拖欠軍餉，軍隊又怎么可能有戰斗力，說白了這時期考驗的就是皇帝的搞錢能力。

崇禎帝的搞錢能力就是將萬歷年間加征的遼餉，再度加大征收額度。并且在遼餉之外，崇禎一朝還自開剿餉和練餉，這便是臭名昭著的明末三餉，將百姓剝削的苦不堪言，最后沒有活路的百姓，自然是紛紛揭竿而起，使得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起義有著源源不斷的兵源補充，是春風吹又生，野火燒不盡。

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進軍北京之際，崇禎帝為籌備軍餉，號召百官捐款，結果錢財眾多的百官根本不想與他共存亡，而是等著李自成進京來當新朝的從龍功臣，自然不會盡心捐款。像根據《國榷》記載，崇禎帝的哥哥天啟帝的皇后張氏父親張國紀捐銀二萬兩便是為最多者，結果捐的錢是杯水車薪，根本不夠軍餉，因此李自成是更加順利的進入北京。當然百官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入主北京以后，并沒有善待前明官紳，而是采取“追贓助餉”的方式，對官員采取抄家的方式，也不知百官有沒有后悔當初沒有幫助崇禎帝，不過這種苦日子也沒有維持太久，不久李自成山海關大敗因此退出北京，清朝入關以后，為了穩固自身統治，是大力維護前明官紳利益，使得前明官紳們又開始新一波的政治投機，是先投李自成再降清朝。

咸豐帝搞錢方法則是五花八門，諸如鄉試名額是固定的，是按一定比例錄取，但當時向朝廷捐款的話，可以增加錄取名額，地方上有錢的官紳，為了地方可以出更多大員，可以在一直在“朝廷有人”，自然是心甘情愿的捐款。咸豐帝還大開捐例，賣官鬻爵，是降價大甩賣，到了最后，為了彌補國庫空虛，更是發展為所謂“勸捐”實則是逼捐士紳乃至曾經出過大官是家底豐厚的大家族。像曾國藩發展湘軍時，為了籌備軍餉，曾逼捐前兩江總督陶澍的家族，使得陶澍的親家左宗棠大為光火，成為日后二人不和的原因之一。

雖然咸豐朝大肆發行官票和錢票，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是變相將百姓手中的錢財奪取，但相對來說，要比明末三餉好多了。

咸豐帝也不像崇禎帝那般事事親為，是不想分絲毫權柄，卻什么也干不好那般。像他雖然對曾國藩又防又用，但起碼是沒有將這個能臣打壓致死，即使曾國藩出現違旨情況，咸豐帝也沒有砍了他，最后清廷也是靠著曾國藩平定了太平天國。不像崇禎帝時期的孫傳庭和袁崇煥那般，一個是戰死卻被崇禎帝懷疑詐死潛逃，竟然不予封贈，連面子功夫都不做，讓其他將士又會怎么看呢。還有曾經抵御住努爾哈赤的袁崇煥，因為皇太極繞道入關，袁崇煥率軍在北京城下護衛，結果因為拙劣的反間計，便被生性多疑的崇禎帝殺死。

對于咸豐帝來說，只要能解決問題，那么解決方法的副作用，也都不是問題，即使放權于地方也是可以接受，因此他在逃離北京，太平天國在南方又開始勢大之時，干脆全面放權曾國藩。對于軍餉問題，咸豐帝實在沒辦法之下，讓地方自己想辦法，結果地方竟然摸索出厘金制度（商業稅），為清朝開辟新的稅收體系，使得財政得到穩定收入，為之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奠定扎實基礎，雖然這只是地方摸索出來，與咸豐帝關系不大，但有時候放手不管并非昏招，反而比什么都要管，反而都管不好要強太多。

咸豐帝用人也有一定水平，從對曾國藩來說，可以看出他還是有一定容人的雅量。他重用的文慶和肅順也是能臣干吏，身為滿大臣，是認為重用漢人才能挽救危難的時局，因此大力支持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漢臣。肅順還曾協助咸豐帝整頓吏治，在處理“戊午科場案”時，力勸咸豐帝重典治國，最終是將一品大員柏葰處斬，使得清朝自乾隆末年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官場貪腐之風得到很大改善。

認真來說，咸豐帝是一位倒霉皇帝，他雖然并非守成令主，但也勉強算合格的皇帝，只不過可惜的是，他在位時期清朝內憂外患全面爆發，內有太平天國運動，外有西方列強咄咄逼人，他使用傳統的處理方法，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沒有使清朝滅亡，最大程度上延續清朝國祚，也算有著兩把刷子。

從以上來看，咸豐帝其實并不比六弟恭親王差多少，兩人都是封建框架之內成長起來的，都沒能突破封建框架的束縛，恭親王之所以成為開明派，并且發起洋務運動，是因為他經歷的足夠多，首先他雖然貴為親王，但本身接觸新生事物的限制并不大，不像咸豐帝身為皇帝，身為天下之主，一開始便限制了可以接觸的事物。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時，兩者差距更是拉大，咸豐帝身為皇帝，不敢御駕親征，自然只能逃跑，恭親王則是被留守京城，接觸事物大增，自然想法大為改變，如果兄弟二人對換一番位置，那么也是大差不差，所以道光帝選擇咸豐帝，而沒有選擇恭親王，看似是一種歷史遺憾，但就實際來說，恭親王不一定會比咸豐帝強太多，即使作為更好，但做不到真正的顛覆體制進行改變，那么依舊在封建框架之內。

只能說恭親王比咸豐帝多了三十一命祚，如果他繼位，前期應該與咸豐帝在位時期相差不多，值得期待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的作為，如果是他當家做主，而不是慈禧太后這個守舊派，那么清朝會有另一種發展軌跡，肯定會更好，但不確定是好的有限，還是好的足以應對之后的各方挑戰。

應該大概率是好的有限，或者說好的效果雖然明顯，但實際成果并不大，因為恭親王雖然頗有才能，是晚清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權謀之術不一定可以完全控制已經腐朽的體制，不一定可以壓得住頑固的守舊派。

像他與嫂子慈禧太后的斗爭是灰頭土臉，并沒有占據到上風，甚至毫無還手之力。一方面固然是清朝皇權高度集中，慈禧太后竊取皇權，自然可以壓制恭親王。但另一方面，平定太平天國以后，地方督撫日益權重，漢人勢力全面崛起，清朝的皇權已經開始明顯衰弱，更何況慈禧太后在前期還有慈安太后牽制，如果精于權謀之術，對于慈禧太后也可以有著一定反制能力，甚至旗鼓相當，但恭親王的水平并沒有達到這一點。

所以他成為皇帝，不一定可以真正的進行革新運動，除非像慈禧太后那般，是先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利益，再在一定范圍之內進行改變，換句話說是先“同流合污”，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代言人，才能最大程度上獲得對政權的掌控，但那樣的話，同樣受制于人，要顧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不會進行真正的變革，成就注定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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