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戰團（葛優 飾）站在落了薄雪的屋頂。

兩臂平展，嘴里嚷著“讓我飛一個”，小跑至屋檐邊緣，拔根躍起，猛力撲扇著蔥翅，兩眼放光。

周正（王俊凱 飾）仰頭，張大了嘴。

舌頭上扎著數根銀針，眼睛一眨、一抬，透著幾分無奈與難堪。

這樣的葛優和王俊凱，第一次見，有意思。

一部《刺猬》看下來，有意思，更有東西。

故事通俗易懂，總結起來就八個字：家長里短、治“病”問“藥”。但我的心卻經歷了被刺痛、被安撫，又在回想中五味雜陳的過程。

要怎么形容呢，它像極了一出荒誕而浪漫的狂想曲，不經意間某個音符敲響，然后整個旋律就在你的腦海里盤旋……

是華語電影驚喜之作，也是我心中毋庸置疑的年度十佳之一。

好懂 & 好看

“倒數第二次見到王戰團，他正在指揮一只刺猬過馬路……王戰團居高臨下立在它面前，不踢也不趕，只用兩腿封堵住柏油路段，右臂揮舞起協勤的小黃旗，左臂在半空中打出前進手勢，口銜一枚鋼哨，朝反方向拼命地吹。”

電影《刺猬》中王戰團指揮刺猬過馬路的開場，還原了我對鄭執短篇小說《仙癥》中經典一幕的想象——

日常里的荒誕，俗世中的浪漫。

瞬間將人吸入那個獨特的世界。

這些年來“東北文藝復興”，大小熒幕也出了不少佳作。

在我看來，《刺猬》可躋身其中拔尖的那一梯隊。

它兼顧文學性和通俗性，尊重原著，又用影像魅力和大量細節擴充和豐富了原著。

光是極其獨特的兩個人物——王戰團和周正，便可以打破文藝片晦澀難懂的刻板印象。

王戰團那次起飛，源于一個動人的故事，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

他給家人們繪聲繪色地形容小說里一種神奇的魚——飛魚：它們能展開翅膀，像一道道銀色的流星。

沒人把他的話當回事兒，除了侄子周正。

小周正板著小臉較勁兒：魚不會飛。

王戰團反駁：人都有會飛的。

小周正不知道怎么反駁，隨口吐出三個字：你有病。

就像封口咒，此話一出，本來鬧哄哄的屋里突然落針可聞。

大人們彼此交換眼色，天真的孩子揭穿了偽裝的“正常”——在一眾親朋好友、街坊鄰里們看來，王戰團可不就是“有病”嗎？

他的“病”源于大海，或者說，對大海莫名而執拗的向往。

年輕時，王戰團心心念念著要看太平洋，為此拒絕了“鐵飯碗”，跑去碼頭工作，終于蹭上前往遠洋的貨輪。

但海員夢戛然而止的速度，超越了他的想象。

大海浩瀚無邊，而王戰團擁有的只是儲物倉高懸的小小天窗。

月光灑下，在他身上交織出一個囚籠，他似乎聽見了太平洋的海浪，卻沒能看上一眼。

當貨輪返回始發港，王戰團走出“禁閉室”，已經“魔怔”了。

或者說，“病”了。

王戰團“病”后的精神狀態，很美麗。

邊看《資治通鑒》邊指導侄子下棋；廣場上蹦跶著，大唱一曲《愛江山更愛美人》；自己不帶煙，湊上前猛吸陌生人的煙氣“借個味”……

乍一看，妥妥拿捏住了“松人”狀態，高度自洽，純粹又率真。

再一看，他身上落滿了窸窸窣窣的“箭”，都是閑言碎語和異樣眼光。

唯一能和王戰團產生精神共鳴的，是“小孩哥”周正。

兒時的周正學著大人們說王戰團“有病”，但實際上，只有他能看見王戰團的飛翔。

原因很簡單，他們同為正常人眼中的“異類”。

周正有口吃的毛病，平時沉默寡言。

“幽默”起來，一字一頓地自我介紹是“初五學生”。

同學奚落他，往他飯盒里扔粉筆。

父親嫌他留級丟人，一句“廢物”比打罵還疼。

母親給他喝中藥，帶他去看心理科醫生，擔心他也“王戰團化”了，給他請同款“看事大仙”來看……

一切無人能懂，也無人能訴。

唯有王戰團，輕輕地一句“你，沒病”，盤活了一顆年輕敏感的心。

兩個在生活中被邊緣化的人，互為知音，也互為鏡像。

《刺猬》說的就是這對奇妙的忘年之交彼此靠近，又彼此支撐著往前走的故事，你看，沒什么難懂的。

我尤其喜歡電影中姑侄倆相處的情節，都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雞毛蒜皮。

兒時大姑父請吃雞架；長大后兩人喝汽水碰杯；一局象棋從周正的童年下到王戰團的暮年，王戰團還不忘把送給周正的紅色哨子要回去……

而回過頭細品，正是這些通俗易懂的情節、細節，交織出兩人在生活沼澤里踉蹌前行的腳步。

電影中一個原創片段，勾得我心顫。

王戰團的女兒王海鷗結婚，他覺得自己腿瘸會給女兒丟人，放棄了去婚禮。只叫上被關在家里的周正，爬上煙囪。

兩個被“丟下的人”，看著下方的婚車隊伍，高喊出祝福。

王戰團好久沒抽煙了，這次，他拿出“特批”的喜煙，憋著勁兒，猛吸了一口。

婚車前頭的大紅花紅得奪目，王戰團用力吸氣，沒憋住，眼淚還是掉了下來。

淚里，有對女兒的惦念，有多年來的磋磨與孤獨，也有隱隱約約的期盼與渴望。

那一刻，一個超脫世俗的“怪人”，一個不被理解的個體，落了地。

他不僅活在大海的波濤里，也活在你我的內心深處。

感受到，顧長衛導演非常克制，但他精準地借用了許多意象完成自己的表達。

煙、紙船、紅色哨子、還有那只王戰團指揮的刺猬……

看的時候就有沖擊力，咀嚼起來更覺余味復雜。

這種表面的通俗與內核的深邃也讓《刺猬》極具反差感，后勁兒十足。

上影節我第一次看完電影的時候，曾寫下，“那哨聲一直在響”。

昨天北京首映二刷完成，又有了新的感悟，沉默的吶喊同樣震耳欲聾。

被卡住的人 VS 沖破的靈魂

王戰團和周正都被當成“病人”。

甚至，身邊人需要通過治好他們的“病”，來證明自己的“正常”。

但看完電影，你會明白，他們對自己的總結最為精準——兩個被卡住的人。

什么是“卡住”？

王戰團卡在了那片外人看不見的太平洋。

印著浪花圖案的搪瓷杯、順著積水飄遠的紙船、插上吸管偽裝成潛水艇的雞架、背得爛熟的《海底兩萬里》……都是那璀璨卻沒能觸碰到的藍色夢想，日日扎根在他心底。

王戰團寫過一首詩：

“我從荒野來，要到大海去，遠方的汽笛已經響起，生活卻攔住了我的去路。”

生活攔住了王戰團的去路，一攔就是許多年。

年輕時家人還經得起他“折騰”，隨著年歲漸長，被搗碎的安眠藥成了讓他不跑、“不搗亂”的利器。

直至頭發花白的王戰團自己決絕地走入精神病院，與許多人事物和他自己的過去，做了痛快的切割。

周正表面看來，卡在了口吃上。

因為說話不利索，他在同學面前沒尊嚴，被孤立，在老師面前也不討喜。

最讓他難過的，還有來自于父母的愛與罰。

口吃只是外顯，卡住周正的，是青春期被貶低、缺乏認同的“停滯”，是原生家庭的生長痛，是難以傾訴所以干脆放棄開口的失語。

他渴望逃離，卻一時無力。

就像王戰團掛在嘴邊的那句“應該嗎？不應該！”從來沒有人在聽。

姑侄兩輩人，就這樣跨越時空完成了痛感共振，而他們的痛，也穿越銀幕刺痛了我。

回味起來，比起“瘋子”“神金”等時髦標簽，我覺得王戰團更接近于顧長衛“時代三部曲”里的主角：與俗世格格不入的理想主義者。

是《孔雀》里懷揣飛翔夢的高衛紅，是《立春》里想在巴黎歌劇院高歌的王彩玲，也是《最愛》里一遍遍念著結婚證的商琴琴。

導演顧長衛向來擅長塑造大時代下小人物在夾縫中的掙扎，這與原著作者、編劇鄭執提供的文本基因不謀而合。

于是，“卡住”可以再往里撕一層——

失業，下崗，沒落的東北“老大哥”。

王戰團與周正背后，站立著失落的老一輩與渴望出逃的年輕人，是個人在時代浪潮下被沖刷得搖搖欲墜的模樣。

當我們看到這兩個人在掙扎，其實，那一類人甚至一代人也在與時代慘烈沖撞。

被卡住的不只他們倆。

在急速變化的時代浪潮中，周家的每個人都迷失了，都被卡在了僵化的世界和認知體系里。

他們對王戰團和周正的規訓，更像是想通過維系舊的價值秩序，從不確定的時代中獲得一絲確定與安全感。

追求“正常”的他們，同樣是大時代里無所適從的可憐人。

周正被逼認錯這場重頭戲，就將眾人的處境和應對體現得淋漓盡致。

作為“五大仙門”之一的“白家”代表，趙老師象征著對王戰團和周正最高的規訓。

她眼戴墨鏡，手拿法器，能與“看不見的東西”對話，神秘又有震懾力。

一家人經過第一次“祛病”的“震撼教育”，已經對她誠惶誠恐，希望借由她讓姑侄回歸“正常”世界。

旁觀者戰戰兢兢，當事人舉重若輕。

王戰團繼“你左眼比右眼大”的破功之后，又發出靈魂質問：“應該跪嗎？”隨后他被家人驅趕進屋子里。

這里，電影有兩點改編與原著不同，是我認為的點睛之筆。

一是以喜襯悲。

被關在屋里的王戰團，通過吹口哨，隔屋鼓勵“戰友”周正。

就像兩人之前換中藥喝一樣——因為不信藥效，所以我們換著喝；不僅換著喝，我們還要干杯。

在“破壞”式的狂歡體驗中，用戲謔和嘲笑打破規訓。

二是為周正賦予了更具強度的反抗精神，電影也因此呈現了更猛烈的姿態。

當周正被強制按在案臺前，面對父親的威嚇、母親的眼淚，他堅持不低頭。

孝道綁架不了他，“仙家”嚇唬不了他，規訓更束縛不了他。

即便被打到口齒冒血，他仍挺起脖子，盯著趙老師，決絕地一字一句：“你家白三爺，救不了我。”

少年人的抵抗是血色的，是抓一把石子往嘴里含練繞口令，是離開了之后就不回頭。

稚嫩，天真，卻力量無窮。

曾經，周正是少年版的王戰團。

作為講述者，他回望王戰團的過去，參與他的現在。

從這一刻開始，他帶著對理想主義的追問與探尋，完成了自我的成長和對王戰團精神的繼承。

終于，他們都沒有“卡在節骨眼兒”，而是一起游向更廣闊的天地。

用鄭執的話說，兩人“最終攜手走出被卡的人生”。

我很喜歡《刺猬》的結局。

“從此我再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這句話，被詩意而溫暖地獻給所有“被卡住”的人。

也很欣喜當下還有這樣的電影。

在生活的切口里，談論理想、自我和自由。

我們每個人或許在這世界都會有被卡住的時刻：夢想遙不可及，工作不順利，小小的堅持被人當笑話……

大多數人也許會選擇像周家人一樣，圓滑地融入這個世界。但一定也有許多個王戰團和周正，堅持所見、所行、所想。

他們保衛著平凡世界里的英雄夢想，用“不應該”對抗“應該”，用“不正常”對抗“正常”。

有一句臺詞越琢磨越戳心：死子勿急吃。

王戰團對周正說“你沒病”，周正對王戰團說你也不是“死子”。

沒有誰是“死子”，沒有人應該被順從地“吃”掉。

和別人不一樣就是“病”嗎？在日新月異的世界里，誰又有資格定義別人是否“正常”？

這是《刺猬》拋給觀眾的問題，也是電影的珍貴之處。

加繆說過：“人生處在荒誕、荒謬之中，但人生值得一過。不管這個世界多么荒誕離奇，你都要選擇活下去，但絕不茍活，而是活過荒誕。”

活過荒誕，就是《刺猬》給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