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侵占東北，史稱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

而就在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虎視眈眈，意圖發起九一八事變前，同一年的中國還經歷了另一場災難——1931年江淮大水，又稱1931年中國水災、1931年長江水災、1931年江淮水災。

這次水災被廣泛認為是有記錄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且肯定是20世紀導致最多人死亡的自然災害。

長江流域平均的逐月總降水量（a，單位：毫米/月）和降水日數（b，單位：天）

其中藍色和淺綠色分別表示1931年和1971–2000年平均的結果

1931年江淮大水災害中，中國的幾條主要河流如長江、珠江、黃河、淮河等都發生特大洪水，受災范圍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長城關外，東起江蘇北部，西至四川盆地。災區涉及湖北、安徽等8個省區，全國共15萬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災民5311－6000萬人不等，受災農田近1.5億畝。

最嚴重是8月26日凌晨5時許江蘇高郵湖決堤。對這次災害，時人有記載稱：

洪水橫流，彌溢平原，化為巨浸，死亡流離之慘觸目驚心。

1931年水漫江蘇高郵城

而農田澇災至1932年春退水，造成饑荒、蝗災、霍亂：

水中尸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高郵、邵伯、泰縣、東臺、泰興等處，霍亂流行

武漢三鎮沒于水中達一個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處是一片片的瓦礫場。電線中斷，店廠歇業，百物騰貴。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區游弋。大部分難民露宿在高地和鐵路兩旁，或困居在高樓屋頂。白天像火爐似的悶熱，積水里漂浮的人畜尸體、污穢垃圾發出陣陣惡臭。
《中國近代十大災荒》關于1931年武漢三鎮的描述

1931年江淮水災后漢口市政府門前

在1931年冬天“農民均棲息于水中”，“秋收絕望，來年也無力耕種”。165萬人逃荒。饑荒以安徽北部最嚴重。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其中以安徽省、河南省死人最多。

賑災實際由上海租界青幫大亨杜月笙在背后向上海工商界打關系、募款、并在上海發起戲曲義演、賽馬募捐，其募款和個人捐款累計53萬元，占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所募的20.3%，“為水災做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

水災的經過

早期的大雨

華中地區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從春季開始就下大雨，降雨量在7、8月達到高峰。華中7月就發生了7次臺風（一年平均兩次），長江沿岸4個氣象站7月的降雨量為60c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長江水量更大。

武漢洪水泛濫的街道上的小船

1931年8月：洪水

8月6日重慶錄得洪水，8月19日漢口錄得高水位警戒線，水位超過標準53英尺，比漢口江灘高平均5.6英尺。長江水災延伸到下游，9月16日洪峰抵南京。長江以北的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導致京杭大運河在高郵湖附近的堤防崩潰，其中一個估計指8月26日凌晨有20萬人在睡夢中淹死。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報》報道：

5月至8月（注：至8月9日），蘇皖魯豫諸省發生特大洪災，江蘇16縣受災面積17,424平方公里，受災戶數410750戶，受災人口1,035,551人，遷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財產損失24,871,118元。

受1931年洪水影響的地區

1932年：澇災、饑荒

江蘇泰州城淹水4米，城里半年才退盡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蘇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盡了洪水。

德國拍的水災難民

1932年4月23日《申報》載：

江淮云漢諸區，經洪水浩劫后，孑遺之民，無以為生，入春以來，又遭久旱，蔓青不發，即高阜之地，潦退較早，種麥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獲；種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數月間饑饉殆不可免。安徽、江蘇、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氣既傷，人民生機幾絕，邇值春荒，于是餓殍遍野。因去歲禾谷被水漂沒，無粟可食，乃剝取樹皮，磨成粗粉，摻以水藻、草根、樹葉等物，蒸而食之，雖難下咽，聊勝枵腹。各河溪沼，凡生產水藻之處，均有主管者晝夜看守，不許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時，以樹皮、水藻采食殆盡，災民乃聯群結隊，紛往田間，剝取大麥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養性，食后面皮無不浮腫。尸骸遍野，無人掩埋，加以天氣亢旱不雨，以至時疫流行。窮鄉僻壤之所，衛生毫不設備，一旦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傳染一家，死者無棺盛殮，往往棄尸田野，種種慘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

1932年5月：霍亂

1932年5月爆發霍亂。

1932年6月2日《大公報》報道：

蝗患，則更形劇烈。至霍亂癥傳播更廣，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關報道，受疫者多達30余市縣，占全國各省疫區之首者計：上海、南京……泰縣、東臺、淮陰、淮安、阜寧、鹽城、南通、高郵、宿遷、銅山、沭陽等。上年水災最重之高郵、邵伯兩縣，受疫亦最慘烈。江蘇水災以江北為最慘，延至次年（注：1932年）春間，水猶未退，農民均棲息于水中，寒暑侵凌，濕氣內蘊，加以水中尸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疫癘隨之發生。高郵、邵伯、泰縣、東臺、泰興等處，霍亂流行，傳染甚速，尤以高郵、邵伯為最慘，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斃命。南京下關、徐州（銅山）亦發生虎疫，患之者數小時即行斃命。他如無錫，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死者約六七百人。

1932年10月20日《申報》報道：

由于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餓殍盈途，引起了一場全國性的以霍亂癥為主的大瘟疫，這是本年災情的重要特點。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隴海線沿路俱有疫，潼關最重，蔓延東西，西安一帶同受傳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擾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綏路之包頭、綏遠，皆成疫區焉。然此僅著名都會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內地城鄉，雖有疫亦不聞于全國。即概累計算，今夏全國死于虎疫之人民，已將以數十萬計。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布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亂疫區達25縣；據該省當局統計，最嚴重者有16縣，僅次于江蘇，占全國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陰、淮安一帶，忽發現一類害蟲，長約一英寸，體軟，有腹足多對，色分青褐，晝伏土中，夜出嚙食秋禾及麥葉麥穗，農田秋禾及二麥遭蟲傷害者，日益擴大，江蘇繼上年大水之后，本年轉為亢旱，徐海10余縣及蘇南無錫、常州一帶，數月不雨，農田干裂，禾苗枯萎；蘇北害蟲叢生；霍亂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縣鎮居全國首位，災民多達210余萬人。江蘇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間，蘇北大批災民仍露宿山崗，無家可歸。迨水退之后，又復亢旱不雨，災禍連結。山東南部江蘇北部8月間發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樹苗均為食盡，農產物已無收望。津浦列車行經蘇魯，竟為蝗飛滿所阻，其災情之兇猛就可想見了，死者達千人。徐海十二縣，亢旱成災，豆類枯萎，江北不雨，已屆三月，刻下江北淮陰、淮安、漣水、泗陽、沐陽、宿遷各縣，天晴亢旱，晚麥仍未播種，鄉農極盼霓。江北運河逐漸干涸，水運益形不便，而火警頻傳，日必數起。江南一帶，如無錫亦兩月不雨，天時亢旱，農田龜裂，常州、南通等屬同被干旱。因水旱相繼，天時不正，致使蟲害叢生。

賑災實際由上海租界青幫大亨杜月笙在背后向上海工商界打關系、募款、并在上海發起戲曲義演、賽馬募捐，其募款和個人捐款累計53萬元，占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所募的20.3%，“為水災做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

1931年洪水期間武漢的街頭，市民們站在水里做生意

編輯|臥闌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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