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元年三月遼沈失陷，經略袁應泰等一眾文武官員與十幾萬大軍盡喪。面對慘敗朝堂袞袞諸君認為，收拾殘局只能靠被斗爭下崗的前經略熊廷弼了，理由是“守遼一年，奴酋未得大志”。

其后就是眾所周知的歷史，由于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之間嚴重的分歧和矛盾，不僅遼東之地未能收復，還導致廣寧潰敗且兩人坐死罪。那么導致“經撫不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細究起來，這個“坑”是大明和努爾哈赤一起挖出來的。

努爾哈赤起兵叛亂后，明廷針對遼東和關外的軍務設置有三個職務，薊遼總督、遼東經略和遼東巡撫。總督負責沿長城（山海關至居庸關）防御并拱衛京畿；經略以遼陽、沈陽（河東）為基地剿平女真；巡撫駐防廣寧“專制蒙古、鎮守河西”并協助經略平叛。

這三個職務互相之間有重疊，但又沒有明確的上下級或統屬關系（各自節制自己轄區的駐軍）。

努爾哈赤侵吞河東后，不僅經略殉國、廣寧成為一線，“遼東經略”也失去了其主轄區。因此在熊廷弼重新出任經略的這三個月空窗期，經略一職就暫由遼東巡撫薛國用署理。恰巧薛國用又重病難以履職，其職責實際是由廣寧右參議王化貞在履行。

丟失河東后，朝野內外普遍認為遼東將一潰千里，河西也不可守。在人心浮動之際，王化貞積極聚集潰兵、收容逃民并構筑新的防線，在他的一番努力下河西局勢和人心日趨穩定。因此薛國用病退后，因功接任巡撫一職的王化貞不僅成為明廷在遼東的實際話事人，朝廷發往關外的援軍、軍事資源也都匯集于巡撫帳下，所以王化貞也多少覺得后面上任的經略有“摘桃子”的嫌疑。

“遼東經略”已失去轄區淪為光桿司令，經略又不能直接指揮巡撫和總督，那么還設置經略干什么，新的經略又如何履職？所以五月熊廷弼到達京師時，朝廷已經有一種新的聲音。如吏科給事中薛鳳翔提出，強化和擴大巡撫職權，不再設置經略一職。

熊廷弼本人也以會影響遼東巡撫“便宜行事”之權、壞收復遼東大計為由，奏請朝廷依從薛鳳翔的提議，不要再另設遼東經略一職。

注：熊廷弼出山晚的主因是他本人多次拒絕了朝廷的征召，天啟親發敕諭肯定其在遼功績、檢討自己過錯并直言會處理當初發起彈劾的官員后，熊才赴京覲見。

“便宜行事”是指在事先許可的范圍內可不請示朝廷、皇帝直接裁決（朝廷保留事后議功議罪的權力），這是明朝巡撫、總督的核心權力。

那么朝廷能根據實際形勢，變更、重新規劃遼東地區的官署設置以及針對女真的軍事指揮權限么？

首先，明廷對各地封疆大吏的態度簡單說就是，“分而化之、互相掣肘”。朝廷和皇帝不愿意地方擁有太大的權力。相對于讓封疆大吏號令一方，皇帝更愿意官員們互相掣肘，保皇權安全爾。所以讓經略直接節制巡撫，對于朝廷來說是個很難做出的決定。

例如崇禎初年設置了最大的地方官職“薊遼督師”，但袁崇煥能直接號令的部隊主要還是關寧軍。他沒法越過薊遼總督劉策、薊州巡撫王元雅，甚至是薊鎮總兵朱國彥，去直接指揮歸屬薊鎮的明軍。

其次，各地封疆的級別、轄區、權限，基本都是依據朝廷戰略方針、派系權力分配等而定，也不是誰一兩句話就可以推倒重來的。

所以根據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疏》，天啟在六月初六正式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并下旨“山海設經略重臣，節制三路（廣寧、天津、登萊）水路官兵”。

注：熊廷弼也不能直接指揮山海關駐軍，他的本部兵馬只有離京時天啟劃撥的5000京營士兵。

不讓熊廷弼直接坐鎮一線并掌控聚集在廣寧地區的軍事資源，只在名義上將遼東巡撫麾下兵馬劃撥給經略指揮，實際上卻是讓經略和巡撫通過“友好協商”這種非統屬的“柔性配合”來實現協調、合作。

因為朝廷并未剝奪或者限制王化貞的“便宜行事”之權，在未獲王化貞許可的情況下，熊廷弼根本就調遣不了王麾下的兵馬（需要行文兵部由朝廷下令），更別說依據自己的規劃來進行戰略部署了。

熊廷弼上任之初在找朝廷討要糧餉、援兵上還能和王化貞協商、配合，但二人很快就在戰略和職權上產生了裂痕。

七月十一日，王化貞單方面向朝廷奏報了軍事計劃。先沿三岔河構筑防線并作為前進基地，待援兵匯齊后大軍出擊一舉蕩平女真。在闡明軍事部署之外，王化貞又在附于奏疏的密奏揭帖里提出了職權責任問題。

王化貞指出由于之前經略缺位，自己的很多布置都是在代經略行事（意指自己之前承擔了不該負的責任）。如今熊廷弼上任，為配合經略完成復遼大計，自己可以繼續代其部署（關外兵馬都在自己麾下，熊是光桿）并向其匯報，但是號令應該算作經略發出。

什么意思呢？王化貞不愿意放棄他的“便宜行事”之權，希望“光桿”熊廷弼站一邊安靜看戲，由自己來主導遼東軍務。事后算功勞時可以讓熊廷弼“分桃子”，但熊廷弼也必須承擔相關部署、行動的領導責任。

閣臣們的票擬意見很微妙，沒有評論王化貞方案的優劣，而是打起了太極“各有職掌，事任難分 … 未競事宜，參酌布置”。暗示王化貞，他的要求朝廷沒法直接答復，先找熊廷弼商量好后再上報。

熊廷弼既不同意王化貞的軍事主張，也接受不了王化貞的越權。他先是從軍事角度尖銳批評了王化貞的方案，其后直接闡明了他眼中的職權劃分。巡撫負責軍馬錢糧和臨戰指揮，他這個經略則負責戰略謀劃和部署。

朝廷基本同意了熊廷弼的職權主張，“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軍事部署上也傾向于熊廷弼的先收縮固守廣寧。但一個突發事件，讓熊、王二人的天平傾向出現了逆轉。七月十九日，王化貞任命的游擊將軍毛文龍率百余名下屬獲取了“鎮江大捷”。

毛文龍的勝利，既讓王化貞對自己平遼信心更足，也讓他在朝堂獲取了更多聲望和支持，進而更有心與熊廷弼爭奪在遼事上的話語權。

在這種背景下，熊廷弼給王化貞的一封書信進一步惡化了兩人的關系。

在信中熊廷弼先提兩人之間的舊情，指出當年二人在遼東共事一年多，推心置腹沒有矛盾。現在自己一被任命為經略，你怎么就不愿意接納自己意見了？不論熊廷弼是什么意思，王化貞大概率覺得熊廷弼在指責他“眼紅”。

接著熊廷弼開始歷數王化貞的失職，如沒有安排好后勤，導致前線官兵軍糧不濟而挨餓。戰馬選練不當，影響作戰。駐兵河（三岔河）上浪費兵力不說，到了冬天還要額外消耗人力、物力去鑿冰（防后金騎兵直接過河）……

最后，熊廷弼又重點指責毛文龍的行動破壞了他的謀劃（時機成熟后多路同時出擊），而且責難王化貞僅憑僥幸的小勝，就幻想一戰功成并光復全遼。

熊廷弼似乎也預想到王化貞看信之后的暴怒，在信尾專門說到自己知道王化貞看后必然又氣又恨，但希望王化貞能平復心情好好思量并體諒他的一番苦心。如熊廷弼所料，此信成為兩人矛盾激化、關系破裂的標志。

此后王化貞行事別說和熊廷弼商議，甚至都不愿意知會他；對于熊廷弼的各種提議別說接受，他還要逐項批駁和嘲諷。例如關內援軍的稱謂是“平遼”還是“援遼”，這種無關痛癢的事情，王化貞都能和熊廷弼爭論一個多月。

越來越嚴重的經撫不和，朝廷也不是看不見、意識不到其危害。但朝廷還是不愿意變更或者重新劃定經撫的設定，仍然希望通過某種非統屬的方法來讓熊、王二人擱置分歧、通力配合。

基于熊廷弼自己之前提出的同功罪，兵部尚書張鶴在十一月向天啟提出了遼東巡撫和經略“功則同功，敗則同罪”，希望用利害關系將二人捆綁在一起，迫使他們主動合作。天啟認同了此方案并向熊、王二人下發了明旨。

這個辦法確實有效果，只是不是朝廷想要的效果。

“同功同罪”后王化貞愈發不想搭理熊廷弼，覺得這個光桿司令應該認清形勢，跟著自己蹭功勞即可，別來礙自己事。而熊廷弼也沒有受到好影響，廣寧潰敗后熊廷弼之所以敢直接棄守關外，有王化貞一起背鍋，不能不說是他做決定的依仗之一。

除此之外，朝廷和皇帝放任王化貞折騰還有個原因，擺脫不了“省錢”的誘惑。

熊廷弼和王化貞二人在遼事上最大的區別是“熊主守、王主攻”。從薩爾滸開始朝廷在遼東一年要支付五百萬兩以上的軍費（高峰時七百萬兩），所以愈早結束征剿并遣散軍隊就越省錢。

因此從萬歷朝開始就被錢折騰得焦頭爛額朝廷和皇帝，看到王化貞的“以六萬一舉蕩平”時怎么可能不動心？天啟二年一月十二日，關于如何處理“經撫不和”的九卿科道廷議就真實反映了朝廷的傾向。

與會八十一名官員，明確支持王化貞的27人、不置可否（中立）的52人、支持熊廷弼的只有2人。不是覺得大明可平推女真，只是覺得萬一王化貞就成了呢 ……

這并不是無根據的猜測，薩爾滸時朝廷逼迫楊鎬冬季出兵、熊廷弼初任經略穩守河東卻被彈劾下課、袁崇煥能用五年平遼“俘獲”崇禎、崇禎強命洪承疇出兵 …… 面臨省錢誘惑時，明廷的選擇就沒有改變過。

編者注：

天啟二年一月廷議后兵部原本打算上奏天啟，賜王化貞尚方寶劍命其專管廣寧及遼東軍務，熊廷弼改用他任。但時間沒站在熊廷弼一邊，當月二十日努爾哈赤率大軍直奔廣寧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