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品牌雜志刊發的法治深度報道《一審獲刑4年仍取保 被指傷害股東利益》，其中涉及的關于強制措施適用的問題，引起了法律界的廣泛關注。
以下為新聞報道原文——

朋友四人共同經商，后委托其中一人實際經營管理，結果時間一長出現問題，實際控制人魏某被一審法院以職務侵占罪判刑4年，后二審法院以發現新證據為由將案件發回重審。

對此，報案股東的代理人認為，案發后魏某一直處于取保狀態，翻供的證人證言真實性存疑，并認為在公司類經濟犯罪中，實際控制人在一審判刑4年后仍未予逮捕，容易引發各種問題。

公司實際控制人 一審被判職務侵占

出于經營發展的考慮，烏拉特中旗嶸儲莫圪內選礦有限責任公司，常某、魏某、胡某、張某等股東同意將公司交由魏某經營管理，實際控制。

但此后，魏某與其他股東發生了分歧。常某等人稱魏某拒絕其他股東查看財務報表，并認為魏某擅自更換會計、出納，以偏離市場行情的價格私自對外簽署損害公司利益的合同。

隨后，常某向警方報案，稱魏某職務侵占。2022年5月19日，魏某被烏拉特中旗公安局刑事拘留。2023年9月7日，烏拉特中旗人民檢察院指控魏某犯職務侵占罪，向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中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烏拉特中旗法院一審查明，嶸儲公司企業登記股東為常某、胡某、張某、衛某（魏某侄女，實際持股人為魏某）。2019年11月至2021年7月，魏某利用職務便利，使用嶸儲公司錢款償還其個人借款492萬元。轉款途徑為嶸儲公司工商銀行對公賬戶接受客戶貨款后，轉入衛某等人建設銀行賬戶中，再轉給梁某等債權人。采用上述方式，魏某轉移款項多達十余筆。

但魏某認為，起訴書只指控其支出錢款，未查清錢款來源，其用股權及房產作質押為公司籌款，接管公司時向劉某、烏海市鼎昊公司融資1000萬元。公司運營中陸續融資1000萬元，融資款遠超指控的償還個人借款數額，因此未侵占公司財產。

審理后，烏拉特中旗法院認為，魏某利用職務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用于償還個人債務，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遂對魏某做出有期徒刑4年的一審判決。一審判決書顯示，2022年5月19日魏某被刑拘，次日被烏拉特中旗公安局取保候審。此后至今，魏某一直是取保候審狀態。

案件進入二審后，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二審期間發現新證據為由，將案件發回重審。

股東代理人：要求對被告人執行逮捕

常某的代理人認為，二審期間魏某提供的核心新證據，是部分證人推翻了一審時的證言內容，他認為這與魏某一直未被羈押有關。“其行為不能被有力控制，我們有理由懷疑魏某二審期間私下接觸了本案重要證人，讓其提供與此前相反的證言。”

“一審被判4年有期徒刑后，仍沒有改變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這在實踐當中是罕見的。”常某的代理人表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在取保候審期間，被告人不允許接觸證人，我們認為二審期間魏某提供的新證據存在疑點。

為此，常某代理人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督促辦案機關盡快對魏某執行逮捕。

匯業律師事務所律師趙鑫律師表示，像本案這種一審前取保，一審宣判為實刑，但仍舊沒收監的情況很少，很容易導致脫逃、串供、毀滅證據等行為出現。對公安機關作出的決定，如果被害人有意見，理論上可以向上級公安機關和同級檢察院舉報。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四類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其中包括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實行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但如何評估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有很大空間。這一點值得有關部門關注。”趙鑫表示。

記者注意到，此前，各部門期待通過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對“社會危險性”進行充分界定，希望明確“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標準。《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關于逮捕社會危險性條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等文件強調，應當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質、情節，認罪認罰等情況，作為是否可能發生社會危險性的考慮因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于2022年9月底發布的《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提出以社會危險性作為取保候審的評判標準。多份文件提及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屬于社會危險性情形。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史立梅也建議，應實行取保候審決定程序公開化、透明化，允許被告人參與到程序中來，針對是否應當適用取保候審、保證金的數額確定等問題充分發表意見。同時，還可以成立專門的審前服務機構，負責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進行調查和評估，向決定機關提供羈押或釋放建議，聯絡有關部門和社會機構對被取保候審人共同進行監管。

“嶸儲公司是烏拉特中旗龍頭企業，為烏中旗的繁榮發展作出貢獻，魏某的涉案行為給我們幾位股東、員工都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也給烏中旗的營商環境和經濟發展帶來了惡劣的影響。”常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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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新聞報道，核心的法律爭議點是：處于取保候審狀態的被告人，如果一審被判實刑，政法機關是否應改變強制措施為逮捕。

誠然，在這個爭議點上，沒有直接的法律規定。但在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中，是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規定，適用取保候審的法定條件之一，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一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公安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郭晶曾在《時代法學》發表論文《逮捕制度改革的兩條道路及其反思 ——以逮捕功能異化現象為立論基點》，其中有這位教授對強制措施的理解——

“為了保障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需要排除訴訟中可能遇到的障礙（如被追訴人逃脫或者毀滅證據）。為了排除訴訟障礙，國家因而需要在必要時對被追訴人采取限制人身、財產的強制措施。強制措施的直接目的是維護訴訟秩序，保障訴訟的和平性和安定性……逮捕適用的正當理由應為排除訴訟障礙的程序保障目的，具體來說即為避免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毀滅證據、干擾證人作證。”

在刑事訴訟領域，強制措施的適用問題一直是熱點研究話題。逮捕、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的適用，需要綜合考慮案件的性質、被告人的危險性、可能的刑罰以及訴訟的順利進行等因素。

中國品牌雜志披露的魏某職務侵占案，烏拉特中旗人民法院一審以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司法實踐中，處于取保候審狀態的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實刑的概率很低，不但判了實刑而且超過了“三年以下”，判到“三到七年”這個量刑款的，筆者從事了二十多年法律相關工作，這是看到的第一例。

如前文所述，根據刑事訴訟法在強制措施適用方面的規定，社會危害性是權衡的核心點之一。

一審判實刑，而且是有期徒刑4年，說明法院經過全面審查，已經初步認定被告人的罪行相對嚴重，社會危害性較強。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更改強制措施，仍然繼續取保候審，是否有損司法的威嚴，值得商榷。

同時，如前文所述，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一條明確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可能的，應當予以逮捕。

根據中國品牌雜志披露的案情，案件在二審階段被法院裁定發回重審，理由是發現了新證據，而所謂的核心新證據，是部分證人推翻了一審時的證言內容。針對這一點，企業股東懷疑與魏某身為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一直未被羈押，導致其行為不能被有力控制，有對企業以及企業人員施加影響力的便利性。如新聞中所稱，“有理由懷疑魏某二審期間私下接觸了本案重要證人，讓其提供與此前相反的證言。”

當前，隨著司法形勢的變化，理論界和實務界，很多人都把關注點放在“非羈押必要性審查”等方面，但哪些情形理應執行逮捕，也不容忽視、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