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郁風

貞觀公號被封了，作為一個有豐富相關經驗的人，這樣的結果是預料之中。封號原因顯然是那篇《一個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當中存在虛構、夸大情節，在邏輯上也站不住腳。

但同樣是真實性存疑的作品，《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卻安然無恙，作者依舊是B站大V。大概一個是療愈精神內耗，一個是加大精神內耗，一個正能量，一個負能量，結果便不同。

但遺憾的是，“寧夏出租屋女孩之死”從部分細節被“證偽”至今，沒有一篇關于這個女孩的深度報道，她的死因到底為何，生前究竟有著怎樣的生活軌跡，和家里關系究竟如何，這些仍然不得而知。

我們只知道，“211大學”是不準的，女孩是專升本上的北方工業大學會計專業，但北方工業大學也算不錯的一本，會計專業也是熱門專業，不至于找不到工作。

“女孩多次筆試第一但面試被刷”被“證偽”在寧夏三次考公未進筆試，但考公并不是只能在寧夏一個地方考，女孩是否參加過其他考試，成績如何，這些仍然是空白信息。

當然，我覺得那篇文章最大的事實邏輯漏洞是，明明房子在咸陽，卻說是西安。咸陽和西安并沒有合并，把事件地點寫錯，是新聞或非虛構寫作上的大忌。

更讓人費解的是女孩明明家境貧寒，沒有工作，基本的溫飽尚成問題，卻要在咸陽這種三線城市租2000多一月的大公寓，還是在地段好的鬧市區。作者還特意提到，大部分人都是問價后覺得太貴。可見這絕不是一個正常的選擇。

在三線城市，一千多已經能租到一個“體面“的房子，并不是說沒錢就得住城中村的老破小。女孩可能想有一個好一點的居住條件，但這個房租顯然是接近“奢侈”了。我在成都地鐵口邊租的公寓，也才一千多。

這里并非是質疑女孩的選擇，而是指出該文邏輯上的沖突，但至今仍然沒人能解答這種疑問。

因此有前輩批評這些參與“證偽”的媒體記者，指責他們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單純的“去偽”。雖然報道呈現確實如此，但這種批評矛頭單純指向記者有點苛刻。

相關深度報道的缺失，并不一定是記者不想做，或者專業能力不夠，而是囿于其他不可抗力。

另一種論調認為，貞觀作為自媒體，沒有事實核查的能力和義務。此言差矣，之前韓寒、李海鵬做非虛構，每篇都有專門的事實核查員，來確認信息的真實性。這對一個非虛構機構來說，是必要的人力和流程。

更何況貞觀在隨后的聲明中，又一口咬定“經確認信息屬實”，無異于二次撒謊。如果貞觀在這篇文章末尾加上句“本文內容存在虛構成分”，那完全是一篇成功的、感人的，同時也能引人思考的小說。但貞觀非要強調“經過事實性審核”，那它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或專業上的失誤負責。

還有論調認為，“不管事情是真是假，但它背后所揭示的問題是真的，如考公狂熱、就業難、年輕人生存壓力大等”。

借社會現象討論背后的社會問題，是我們寫作者的共有操作，但公共討論的基礎應該建立在事實之上。難道沒有這個“出租屋女孩之死”，我們就不能討論考公熱、就業難、年輕人困境這些問題嗎？

猶記得剛踏足新聞領域時，我曾問前網易新聞總編，也是孫志剛案報道的調查記者陳峰：“我想從事新聞寫作，是想借新聞揭露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

陳峰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初衷很好，但一定要注意新聞的真實性，而非為了“揭示問題”就忽視事實，不實的手段結不出正義的果實。

此言我之后一直謹記在心，即便這個規模不大的公號寫作，也要反復推敲信息的真實性。

過去為揭露地主如何壓迫農民，農民生活如何悲慘，會編造、夸大一些故事，但后來發現有些故事并不能經得起事實性檢驗。

今日之批評者，或有借出租屋女孩之悲，澆胸中之塊壘之意。但探求出租屋女孩之死的真實性，并不是為了得出“個人原因不能歸咎為社會”的結論，而是更真實的去面對社會問題。

而今蝸居在出租屋中，艱難求職謀生的年輕人，不只是個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