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絮語

金新

　 有人說，1985年1月21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九次會議作出決議，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我國的教師節，于是老師便有了自己的節日。

其實，早在1932年，民國政府就規定6月6日為教師節（后又將教師節改為8月27日的孔子生日）。

其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教師節，無論發達與否，無論民主法制與否。

美國——每年9月28日定為教師節，這是中美建交前的1971年由美國兩院法定通過的；朝鮮——為紀念金日成主席1977年9月5日發表《社會主義教育提綱》，將這天定為教師節。

這說明尊師業已超越國界、超越意識形態，成為一種共識，換言之——常識，換言之——并非“專利”。

當然，其區別還是十分明顯的：或出于規則之內，或出于規則之外。

有人說教師節是個群英會萃的日子。可惜的是群英們“當仁不讓”之余沒有捫心而問，怎樣的人才能心安理得地過教師節，獲得“蕓蕓眾生”的尊敬或曰愛戴？

當你成為教育出中考與高考的高分狀元的名教師，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名聲是否是建立在學生追逐分數的痛苦之上，是以犧牲學生的廣泛興趣與科學發展為代價？

當你成為領導重點中學突飛猛進的名校長，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名聲是否是建立在教師身心疲憊的亞健康之上，是以學生分數評價學校工作和教師水平的懶惰、貪婪的教育管理者？

《楚天都市報》曾有消息：“湖北省襄樊一中和三中的20多名老師，在數百名初中畢業生面前大打出手。目睹此景，學生目瞪口呆，家長搖頭不止。知情老師介紹雙方打架的原因是：這幾天，襄樊一中、三中均在三十七中設有招生宣傳點，雙方在宣傳各自學校時，有“損害”對方學校的言語。為此，雙方有教師言語不和，最后動起手來。”

這些教師中可能不乏“新長征突擊手”“巾幗英雄”“春蠶”“紅燭”之屬獎及其“特級教師”榮譽稱號獲得者，而據筆者40余年教學“閱歷”判斷，在涉及學校“生死”之招生中肯定還有校級領導。

這樣的教師，有資格過教師節嗎？

教師節意在尊師，但尊師未必要有教師節。

有一個“程門立雪”的故事，每逢教師節都令我感懷涕零。

《宋史·楊時傳》有語：“至是，楊時見程頤于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進士出身的楊時并不是時下教育產業化背景下獲得的學位，應該是有真才實學的。可他為了豐富自己的學問，毅然放棄了高官厚祿和朋友游酢一塊兒到程家去拜見程頤，適逢程老先生閉目養神，兩人恭恭敬敬侍立一旁，直至門外的雪積一尺多了程頤才慢慢睜開眼睛。這種尊師絕非作秀，那時亦無教師節之說，前提是，程頤是個大師。尊師當是一種高山仰止。

教師節作為一個行業性節日，是制度的產物。制度是一種抽象、一種原則，是現象的高度概括，或曰結晶。倘若現象不足以成為本質的“近親”——抽象或原則賴以“生存”的基礎，制度的產物極有可能成為一種本質的“異化”。

“日本京都大學研究人員在最近一項涉及數字的記憶測試中，將黑猩猩分成三組，與大學生比賽記憶力。研究結果顯示，黑猩猩的記憶力比大學生優勝。”《當代生物學》雜志記下了這有益于中國教育，尤其是中國基礎教育反思的研究成果。

突然想起了溫儒敏先生。“第三屆全國中小學生創新作文大賽‘思源杯’全國總決賽在中山大學開鑼，彼時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新課改專家組召集人溫儒敏就彼時熱點的問題激情演講。他說，本著減負理念進行的課改，推進非常困難，比改革前還糟糕，加劇了競爭和學生的負擔。”

從1985年9月10日到2024年9月10日，世界教育史多了39個年頭，中國教育史多了40個教師節。

一個有良知的教師，在第40個教師節來臨之際，很想說的是令鶯歌燕舞于教育者尷尬的大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