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憶江南按語】看了杭州育才中學2024年龍年教師節“‘六不’承諾儀式”——不接受家長宴請、不接受家長饋贈、不委托家長辦事、不做有償家教、不帶手機進課堂、不體罰學生，有點“懷舊”起來，其實育才最需要的是這“六不”以外的另一“不”——“不補課”，尤其是赤日炎炎“好漢不賺六月錢”的暑假。《今天我們將如何“育才”》是老夫有感而寫于2013年7月31日 17時12分 的一篇即興隨筆，刊發在2013年8月20日的《雜文報》（《河北日報》主辦）上，也可算是一份杭州教育“檔案”！

今天我們將如何“育才”？
金新

杭州自稱“學在杭州”，口氣忒大了點，權且作為自信，似還說得過去。
曾對“學在杭州”這座頗為自戀的城市的校名甚感興趣，高中前三所只有“學軍”有點特色，可惜與“文革”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而初中就兩樣了，前茅的“育才”簡直讓人聞名仰止。“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那“育才”可是“樹人”的事業！
然而……
眼下正“赤日炎炎似火燒”，一日納涼飲茶，無意間聽某校教學處主任說今年“育才”招的初一新生7月已上了10天新課了，8月還要10天，授課時間居然占整個暑假一半有余。
這是否是同行相輕的惡意詆毀？
堂堂“育才”中學怎么可能違背教育規律到如斯下三濫的地步？
求證于其校老師，果然一天課都沒上！
明方孝孺《送李生序》有語：“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
有“道德”者肯定“純”，“純”者肯定視謊言為“大逆不道”。
其實，敢以“育才”自居的一定是教育家，一定具有作為一個教育家必須具備的有關學校之所以放寒暑假的通識——
現代學校教育制度是工業文明的產物，為避免扼殺學生的個性、制造出千人一面的標準化“成品”，創立現代學校教育制度的教育家們終于想出了“在兩個學期之間，根據氣候條件，安排一個較長的假期”這一人性化的“設計”。
思想文化界泰斗、曾先后兼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合大學教務長、社會系主任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館長諸職的潘光旦在《假期與知識生活的解放》中指出：學校過于重視教材是個大缺陷，“一種課本，少則讀半年，多則讀一年”，使學生“無一刻不在字里行間尋生活”，而假期系每一個學生“解除痛苦回復自由的上好機會”。他提出：要樹立“在假期里，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員的學生”的信念，要選擇一兩個比較高明的求知方法，去過一種獨立自主的學習生活。在自然知識方面，可以做一次有目的的遠足，從事地質的觀察和生物標本的采集；在社會知識方面，可以找一個小題目，利用圖書館的資料進行研究。據《胡適留學日記》記載，其到達美國后的第一個暑假是從1911年6月11日開始的，直到9月28日的日記內才有“今日為上課之第一日”的記錄。在這3個多月漫長的假期中，胡適的生活豐富多彩：旅游、開會、交友、閱讀、寫作、打球、玩牌、逛公園、學拉丁文、演講辯論、上暑期學校（包括學化學、演習題、做實驗）……與潘先生的設想竟然不謀而合。
教育是一個生命培育的復雜過程，大千世界唯獨農業與此相類：春天播種，夏天管理，秋天收獲，冬天準備；用古人的話講就是“春夏耕耘，秋冬收藏”。
生命的生長和繁衍需要時間的間隔：“很多研究者發現在事件發生后立刻談論它或思考它會加強事件的記憶。記憶很像水泥，要有一段時間才能成為永久的形式。當它在等待變硬時，人的記憶可以繼續被修改，因為新登錄的訊息一直進來，重新塑造會修改已經存在的痕跡。當內容是以不停頓、不重復的方式灌輸給你時，困惑的機率會節節高升，實驗發現，以特定間隔重復呈現的訊息是將記憶固定在大腦中最有力或曰有效的方式。”
即便“育才”的教育家“大意失荊州”于寒暑假，也不至于不知道另一個有關教材的通識——
不同年級的教材是針對不同年齡者的生理特征與心理特征的科學設計；就初中3年的6冊數學教材的難易度而言，高中階段僅需三個月。教育施動者在教育受動者與教材相應之際，任何超前與滯后使用教材的教學行為均是對教材科學性的愚昧反叛。
克林頓任美國總統時，戈爾當過副總統，后來戈爾候選哈佛大學校長，最終落選。哈佛學術委員會主席盧卡斯·斯通早已公開有言：“我們會把他列入候選人名單，我們也會認真考慮是否任命他為校長。但是我十分懷疑他能否得到這項任命，他在學術界和知識界毫無影響力。”
呵呵，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政客戈爾愛教育，就像“老鼠”有“愛大米”的絕對自由！
匆匆于2013年7月31日 17時1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