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郁風

在深圳被刺的日本10歲男童，已于今日凌晨不治身亡。這是一個悲傷的消息，是繼今年6月蘇州校車事件后，針對日本小學生的第二起惡性襲擊。

上一次，蘇州女士胡友平的挺身而出，挽救了日本母子乃至整輛校車學生的生命，代價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當時有評論說，胡友平的舍身取義“挽救了蘇州的臉面”，“挽救了中國的臉面”，就連日本駐華使館也表示“相信她的勇氣和善良也代表了廣大中國民眾”。

然而，發生在深圳的這起案件，沒有胡友平，沒有見義勇為者，一個10歲的日本小學生，在母親面前，眼睜睜的被捅數刀身亡。

胡友平離世的時候，我寫了篇《胡友平已逝，喊打日本人學校依舊》。盡管官方把蘇州事件定性為“偶發個案”，但社交輿論場的仇日情緒仍舊高漲，尤其是針對在華日本人學校的敵意仍舊濃烈，提到日本人學校的自媒體內容、評論，大都將之視為“恥辱”和日本人的“陰謀”。

如果這種畸形狂熱的輿論氛圍不改善，那針對日本人學校的下一次惡性事件可能還會發生。這次發生在了深圳。

兇手什么樣的背景，出于什么樣的動機殺人尚不得而知，也可能始終不得而知。蘇州殺人的兇手，至今沒有公布相關信息。但兇手顯然是一個暴徒和懦夫，如果他真的仇視日本軍國主義，那目標也是日本極右翼分子，而不是對手無寸鐵的10歲小學生揮下屠刀。

小學時學過篇課文，講的是抗日戰爭時，聶榮臻在戰場上救下了兩個日本小女孩，表示她們雖然是敵人的后代，但孩子是無辜的，她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聶帥不僅好生照顧兩個日本孤女，還派人把她們送回日軍指揮部，并附信表示：“中國人民決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為仇敵……侵略中國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過為日閥脅從耳”。日本小女孩長大后回中國探望聶榮臻，成為為中日兩國一段佳話。

作為日軍侵略者帶來的孩子，當時的聶將軍猶能明辨是非，寬宏以對。今日來華于日本人學校就讀之孩童，父母大都為來華投資、工作、教研者。他們是為深圳、為蘇州，乃至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貢獻的。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中國抱有好感和信任，才選擇把年幼的孩子帶來中國就讀。

然而對這樣的“日本友人”后代，暴徒仍然痛下殺手。這和我們憎惡的日軍屠殺行徑又有何異？

那篇小學課文不知道現在課本還在不在，但至少在過去，教育和輿論是引導我們不要仇視日本人民尤其是孩子的。可短視頻平臺興起后，越偏激、越狂熱的言論越受歡迎，越能攫取平臺流量，輿論氛圍也變得越來越偏離理性。

不由想到魯迅的話：“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并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歷史不該被遺忘，憤怒也很難被放下。但應該要思考的是，憤怒的對象到底是誰，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還是普通日本人？是當年的戰爭發動者還是普通人后代？

我們從歷史教訓中吸取的，是揮刀向日本婦孺？還是以史為鑒，學習現代制度文明以自強？

如果任由仇恨的種子不加控制的生長，到頭來只會開出惡之花反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