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沖突呈升級之勢。

黎以邊境沖突：

自今年5月以來，為了牽制以色列對加沙的進攻，黎巴嫩真主黨向以色列境內發射上千枚火箭彈，導致以色列北部幾十萬人口被疏散。以色列在結束加沙戰事后，調轉槍口，對黎巴嫩南部發動猛烈空襲，并通過遠程引爆傳呼機的方式炸傷了上千名真主黨成員。

我在半年前的文章提到過：“伊朗為了延緩以色列對加沙的攻勢，可能會扶持黎巴嫩真主黨跟以色列打代理人戰爭。”如今來看，黎以戰爭有失控的風險，這對美國大選乃至我國宏觀政策取舍會產生間接影響。

事實上，以色列在完全占領加沙后，其軍事目的已基本實現。與哈馬斯不同，真主黨受到伊朗重點扶持，擁有30萬枚火箭彈。如果以色列一意孤行與真主黨開戰，后者完全有能力讓以色列北部大城市陷入火海。畢竟以色列的“鐵穹”防空系統攔截上限為600枚火箭彈/天，如果真主黨利用火箭彈對以色列發動飽和式打擊，以色列可能會出現5位數的傷亡。從軍事角度，以色列沒必要與真主黨硬碰硬，否則魚死網破的話，黎巴嫩南部固然會淪為廢墟，但以色列北部也會被炸成地獄。

另一方面，漫長的戰爭導致外資大量撤離以色列，作為全球科研外包中心，以色列經濟陷入負增長，很多工程項目因為招不到足夠的工人被迫停工。從經濟角度來看，繼續拖延戰爭只會讓以色列經濟雪上加霜，進而威脅到其發達國家的地位。

從軍事和經濟角度出發，以色列應該迅速停止戰爭，致力于恢復國內經濟。然而內塔尼亞胡政府卻變本加厲，接連挑起跟伊朗和真主黨的沖突，其背后主要是政治的原因。當前的以色列，猶如1948年的國民黨，在戰略上陷入劣勢，只能期待美國大選帶來的轉機。

解放戰爭形勢圖：

1948年9月，三大戰役正式打響，中國迎來了命運的分水嶺。其中最重要的一場戰役，當屬遼沈戰役。對延安來說，這場戰役如果打贏，基本上就鎖定了解放戰爭的勝局。

遼沈戰役兵力對比：

在當時的東北戰場，國軍被分割為三部分。長春有十萬守軍，但遭到四野圍困，可謂插翅難飛。遼西走廊（錦州）有15萬國軍，但很多都是雜牌軍，戰斗力一般。沈陽是國民黨在東北大本營，大約有30萬駐軍，其中就包括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二的新一軍和新六軍。對國民黨來說，由于兵力上占劣勢，此時的最優策略是放棄長春守軍，把沈陽的30萬軍隊撤至關內，利用山海關的地形優勢據險而守。

然而南京方面卻作出了看似荒誕的決策：全軍繼續待在東北，依靠昂貴的空投維持補給，與四野正面決戰。為什么國府選擇固守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1948年底美國將舉行新一輪選舉，當時的民調顯示，受高通脹帶來的影響，共和黨候選人杜威將以大比分優勢戰勝時任民主黨總統杜魯門，成功入主白宮。

國統區組織支持杜威的活動：

作為保守主義者，杜威主張對蘇聯采取強硬政策，在遠東扶持國民黨作為反蘇橋頭堡。然而當時國統區的經濟陷入崩潰，國府通過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來籌措戰爭經費。根據估算，美國至少需要向國民黨提供30億美元（折合今天3000億美元）才能挽救局勢，這相當于馬歇爾計劃的1/4。民主黨不愿出這筆錢，所以蔣介石只能找共和黨，希望能獲得援助。

為了獲得共和黨支持，國府向杜威秘密捐贈了200萬美元（相當于今天2億美元）作為競選資金，杜威承諾上臺后向國民黨提供豐厚的援助。在美國大選的問題上，蔣介石選擇押寶杜威。這也是為什么國府拒絕從東北撤軍的原因，一旦撤出沈陽的部隊，長春的10萬守軍士氣會迅速崩潰，長春將以不戰而降的方式被四野拿下。當時離美國大選只剩一個多月，丟掉東北會嚴重損害美國親蔣勢力（主要是共和黨）政治聲譽，甚至會拖累杜威選情。為了幫助杜威勝選，國民黨只能硬著頭皮在東北死扛，寄希望于美國大選和國際形勢變化。

然而1948年美國大選民調嚴重翻車，杜魯門爆冷贏得選舉。由于對蔣介石支持自己競爭對手強烈不滿，杜魯門政府大幅削減了對國民黨的援助，原本已經批準的4億美金援助只給了一半，并否決了國會提出的15億美元貸款的議案。由于缺乏黃金來穩定貨幣，金圓券走向崩潰，國統區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這加快了南京國民政府垮臺的速度。對杜魯門來說，蔣介石并不是聽話的代理人，如果不是因為后來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都未必愿意協防臺灣。

今天的以色列，猶如1948年的國民黨；今天的內塔尼亞胡，則如同當年的蔣介石。以色列之所以頂著聯合國停火決議的壓力（相當于五大國的最后通牒）也要拖延戰爭，根本原因是在賭共和黨上臺，能為自己爭取更好的談判籌碼。出于選舉的角度，民主黨并不希望巴以繼續打下去。為此拜登政府曾以停止供應彈藥為要挾，試圖迫使以色列停火。然而此舉激怒了美國親猶勢力，成為拜登被換掉的導火索。

以色列之所以在伊朗境內搞暗殺，并對黎巴嫩發動空襲，目的就是想挑起和伊斯蘭世界的沖突，以此打擊民主黨選情，幫助川普上臺。7月份的時候內塔尼亞胡訪美，并與川普達成協議，內容包括：

1、內塔尼亞胡可以保留總理職位，美方支持利庫德集團長期執政；

2、允許以色列在加沙長期駐軍，以“鎮壓”哈馬斯反抗勢力；

3、作為交換，以色列全力配合共和黨選舉。

事實上，盡管以色列占領了加沙，且擊潰了哈馬斯大部分武裝力量。但以色列只能從肉體上消滅哈馬斯，沒辦法從精神上抹去加沙的反抗意識。一旦以色列按照民主黨的要求從加沙撤軍，巴勒斯坦反抗勢力會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如同2021年的塔利班一樣，這場戰爭就白打了。另一方面，巴以沖突至今，哈馬斯憑借頑強抵抗得到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民認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合法性岌岌可危，隨時有被取代的風險。對以色列右翼來說，他們不僅要求在加沙長期駐軍，封鎖當地交通線；還打算蠶食約旦河西岸居民點，防止哈馬斯向當地滲透。

如果是川普上臺，以色列或許能繼續在加沙維持駐軍，通過物資管控削弱哈馬斯的力量。但如果是民主黨連任，出于對以色列極右翼的報復，哈里斯大概率會以切斷援助為要挾逼迫以色列撤軍，這意味著以色列可能會輸掉這場戰爭。不僅沒能徹底消滅哈馬斯，反而讓哈馬斯成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畢竟在此前的中東戰爭里，沒有哪個組織能抵抗以色列超過一年）。搞不好約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會被哈馬斯取代掉，屆時以色列將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僅如此，民主黨可能會默許以色列反對派扳倒利庫德集團，內塔尼亞胡勢必會遭到清算，牢獄之災估計是跑不掉的。

當前美國兩黨選情陷入焦灼：

另一方面，如果10月份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地面進攻，意味著黎以將走向全面戰爭，這對美國大選會產生較大影響。拜登上任以來，對美國本土汽車產業實施巨額補貼，在密歇根創造大量就業崗位，這使民主黨得到當地藍領工人支持。然而密歇根有二十多萬阿拉伯裔，巴以沖突爆發后，由于不滿白宮對以色列的偏袒，這些阿拉伯裔對拜登的支持率從60%下降至15%。哈里斯成為總統候選人后，在巴以問題上與拜登切割，試圖討好密歇根的阿拉伯裔，一度贏得一部分人支持。

但如果美國大選前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地面進攻，這意味著阿拉伯人的反以情緒將再度升溫，這對民主黨在密歇根乃至威斯康星的選情將造成嚴重打擊（威斯康星有3萬穆斯林）。由于哈里斯在非法移民問題上處理不當，川普在南部搖擺州占據優勢，哈里斯只有同時拿下鐵銹帶三州才能鎖定勝局。之前雙方爭奪的焦點是賓州，特別是賓州西部郊縣的幾萬張選票。

如果10月份中東爆發新一輪戰爭，民主黨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選情有崩盤的風險。假如丟掉這兩個州，哈里斯基本沒有勝算，就算奪得賓州也彌補不了這種損失。也就是說，中東局勢對美國大選有很強的邊際影響，以色列之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挑起與黎巴嫩的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為川普選舉助攻。

日本政客的經濟和外交路線：

今年不愧是史上最密集的選舉年，繼臺灣、俄羅斯、印度、歐盟、英國、法國之后，日本也迎來選舉。按照之前的趨勢，應該是小泉和石破茂進入第二輪PK。由于小泉缺乏資歷，更容易被操縱，不出意外的話小泉會被選為新任首相，成為各派閥的傀儡。

然而在日本大選前，深圳發生刺殺日本小孩的案件，這使日本反華情緒強烈升溫。極端反華的冷門候選人高市支持率暴漲，在第一輪選舉中，國會議員票和地方黨員票擁有同樣的權重，政治資源更雄厚的高市擠掉了小泉，與石破茂一并進入第二輪投票環節。

這使自民黨大佬陷入兩難，作為保守的國家，日本很難接受女性擔任首相。不僅如此，高市極端反華的立場可能會使中日面臨戰爭風險，假如之后是川普上臺，美國未必會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出于對高市外交政策的擔憂，自民黨高層只能硬著頭皮支持石破茂，雖然后者在黨內結怨甚多，但在外交上更加務實，更擅長應對川普上臺帶來的東亞局勢變動。

在所有候選人里面，高市是最反華的政客。她不僅揚言要參拜靖國神社，即便這會損害剛修復不久的日韓關系；她還主張收緊中國赴日留學和工作簽證。但在經濟上，高市以安倍繼承者自居，主張延續安倍經濟學，通過降息、寬財政、匯率低估等方式拉動經濟增長。

石破茂竄訪臺灣并會見賴清德：

在處理中日關系上，石破茂并不比高市更溫和，只不過他的手腕更加靈活。他一方面強調要淡化中日歷史仇恨，反對參拜靖國神社，另一方面卻主張修改日本憲法，把日本自衛隊改成國防軍；一方面否認中國威脅論，另一方面積極推動“亞太版北約”，并嘗試加入“五眼聯盟”；一方面不贊成在釣魚島與中國發生沖突，另一方面高調竄訪臺灣，并與賴清德見面。在某種程度上，石破茂是類似拜登那樣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國內很多媒體誤以為石破茂是親華派，這是被他看似友善的言論蒙蔽了。

在經濟上，石破茂對安倍經濟學持否定態度，主張大舉加息并實施財政緊縮。俄烏戰爭以來日本面臨輸入型通脹壓力，日本央行也逐步退出貨幣刺激計劃。石破茂上臺后，日元或有升值壓力，這對日元套利交易可能會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日本政壇派閥的問題很嚴重，政客也喜歡搞世襲制。之前自民黨有麻生派、安倍派、岸田派等勢力，對人事變動有很大影響。石破茂當選首相后，其施政依然會受背后派閥影響。在外交政策上，石破茂預計會延續岸田時期親美反中的路線，繼續收緊對華半導體封鎖，限制中國企業獲取上游設備。

如果說美國大選的預期影響了日本首相人選，那我國宏觀政策可能同樣會受這種預期的影響。如果說貨幣政策的約束項是匯率，在美聯儲降息之后我國貨幣寬松的空間得到釋放。財政政策的約束項之一可能是外部地緣風險，縱觀建國以來的歷史，新中國高度重視安全問題，當外部地緣形勢惡化時，傾向于保留一定財政空間，以應對潛在的外部風險。反之，當外部地緣形勢趨向于緩和時，我國有條件實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推動經濟增速提升。

好比“四萬億”刺激政策是2008年11月5日出臺，考慮到時差后，剛好選在美國大選公布結果后（美東時間11月4日），這么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當時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在對華政策上存在較大差異，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參加過越戰，對中國持強硬態度，主張聯合盟友遏制中國崛起。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偏向于鴿派，主張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上與中國協調，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奧巴馬上臺后，中國頒布“四萬億”刺激政策，美國則祭出QE1，美聯儲直接向市場購買長期國債和MBS。美國采購中國商品以拉動東南沿海就業，中國則購買美債以穩定美國金融市場，在中美共同努力下，全球金融危機得到緩解，中美也成為最早走出衰退的大型經濟體，并迎來了移動互聯網革命。

今年的情況跟2008年有類似之處，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勢頭，美聯儲開啟預防式降息，中國則面臨經濟穩增長的任務，雙方都有合作的動力。但相對而言，民主黨在經濟事務上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遠大于共和黨，未來我國宏觀政策可能會根據美國大選結果靈活調整。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說，在川普和哈里斯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美聯儲會在大選前實施預防式降息。這極大緩解了人民幣貶值壓力，為我國降準降息打開空間。但對我國來說，僅靠寬貨幣不足以拉動經濟回到潛在產出水平，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抵消居民和企業縮表壓力，打通經濟大循環。政治局會議提到：“要加大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這里值得探討的是三個問題：1、未來是否會增發國債？2、國債增發的時間點？3、國債增發的力度？

一種情況是在美國大選之前就增發國債。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是考慮到今年GDP設定了保5%的任務，在1—3季度數據不及預期的情況下，需要4季度發力。但我們也知道，兩會設定的GDP增速目標是5%左右，這意味著4.8%—5.2%的GDP增速都符合目標。而且今年政府債券發行節奏偏慢，一些地方更多是缺項目而不是缺資金。近期內增發國債并不是很迫切。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說，中國是高度重視安全的國家，決策邏輯偏向于穩健。在外部形勢尚未明朗前，傾向于保留后手準備。所以個人認為寬財政的力度可能會根據美國大選結果進行評估。理論上來說，增發國債需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下一次人大常委會可能會在10月底召開，但這并不會對寬財政構成時間約束，畢竟也有11月臨時開會的先例。除非穩增長的訴求特別迫切，否則在美國大選之后根據形勢靈活制定財政政策更符合慣例、也更加穩妥。

這里主要討論第二種情況，也就是在美國大選之后增發國債。參考央行的表述：“近期將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向金融市場提供長期流動性約1萬億元；在今年年內還將視市場流動性的狀況，可能擇機進一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0.5個百分點。”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短短幾句話，就釋放了多層含義。

首先用的詞是可能，也就是說第二波降準是不確定項。第二個關鍵詞是擇機，有沒有降準取決于時機是否成熟。第三個關鍵詞是0.25—0.5個百分點，設定了降準的幅度。根據研究，在第一波降準后，當前銀行間流動性較為充足，能夠滿足居民和企業融資的需求。那為何年內可能還會有第二波降準呢？應該是為財政發力做準備。

降準0.25—0.5個百分點，對應釋放流動性5000億—1萬億元，結合第一波降準的話，市場可以容納1-3萬億的特別國債增發空間。考慮到美國大選的情況，可以做三種場景分析：

場景一：哈里斯上臺，中美關系政冷經熱

相對川普來說，哈里斯傾向于與中國實施“有管理的競爭”，在地緣和科技上對中國進行遏制，但在經貿和氣候問題上保持合作。而且哈里斯上臺第一年內可能會優先解決俄烏和巴以問題，在東亞問題上暫時維持現狀。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可以實施較為積極的財政刺激政策，修復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

場景二：川普上臺，國會分裂，中美關系面臨挑戰

相比哈里斯，川普在對華政策上更強調對抗而非競爭。他傾向于聯俄抗中，并主張向中國加征60%的關稅。前者會導致我國地緣環境急劇惡化，后者則會對外貿造成嚴重打擊。但如果共和黨沒能拿下兩院，那川普的權力會受到限制，特別是財稅權和宣戰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財政刺激力度可能會相對克制，統籌發展和安全。

場景三：川普上臺，統一國會，世界大戰風險升溫

如今的川普和8年前截然不同，他對共和黨實現全面控盤。不僅如此，最高法院也是保守派當政，如果國會也被共和黨完全掌控，那川普將成為二戰后美國最有權力的總統，沒人能約束他的行為。川普在外交上具有很強的不可預測性，他既有可能為了賺錢而出賣臺灣，也有可能為了硬脫鉤直接跟中國開戰。考慮急劇上升的地緣風險，我國應保持戰略定力，預留財政空間。

也就是說，根據美國大選的結果，降準的區間在0—0.5%，增發特別國債的區間在0—3萬億元。對全球來說，這場選舉可以說是21世紀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地緣沖突、中歐關系、經濟形勢的演繹都跟其有關。

從投資的角度，如果哈里斯勝選，短期內中美關系的路徑更容易預測，這會為我國財政發力創造外部空間。這種情況下A股或有一定配置價值。耐人尋味的是，黎以戰爭會影響美國搖擺州選情，美國大選的結果則會影響我國宏觀政策方向乃至A股走勢。以色列扔向黎巴嫩的每一發炮彈，都會影響投資者賬戶的收益。

反之，如果是川普上臺，美國可能會重回孤立主義的路線，在除東亞以外的區域實施戰略收縮，拒絕向歐洲和中東承擔國際義務。這種情況下聯合國的協調機制將走向瓦解，冷戰后的國際秩序逐漸崩盤。出于避險情緒，金價可能會漲到3000美元以上，全球會進入上個世紀70年代那樣的混沌期。

事實上，我之所以從去年以來持續看好黃金，有三個邏輯：1、黃金可以抗通脹，在東西方脫鉤的背景下，海外通脹并沒那么容易消除。2、黃金可以避地緣的風險，在俄烏和中東戰爭升級的背景下，金價有很強的支撐。3、人類并沒有完全脫離金本位的約束，金價上漲的背后反映美元長期購買力的下降。美國試圖將中國踢出國際供應鏈，這是把雙刃劍，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尋求多元化外匯結算，帶來去美元化的效果。舉個例子，歐盟對俄羅斯實施嚴厲經濟制裁，導致歐元占全球支付比重從37%下降至22%，人民幣則從2%上升至5%。

總之，如果預期川普上臺更大，那可以多配置黃金；如果預期哈里斯上臺更大，那可以多配置A股。這和2020年有所不同，當時拜登交易和川普交易的分歧點主要是新舊能源，這次的分歧點主要是未來地緣形勢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