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駑

1938年3月27日晚上，香港淺水灣飯店10號房間的陽臺上，坐著5個男人。他們的名字依次是“太郎”、“次郎”、“三郎”、“四郎”和“五郎”。他們并不是兄弟，排序也不是按年齡大小，甚至不全是日本人。

5個男人中，有3個日本人。他們分別是：“太郎”西義顯，時任南滿鐵路局（簡稱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三郎”伊藤芳男，滿鐵辦事員；“五郎”松本重治，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局長。另外兩個人是中國外交官。“次郎”叫董道寧，是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另一位即是“四郎”——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

五個人壓抑著激動的心情，低聲討論著一件驚天大事。他們自己也沒想到，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即將撬動多少大人物的命運！

汪精衛與日本人交談中

一、董道寧去日本

五個人談論的焦點，是“次郎”董道寧口袋里的一封信。這封信是由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所寫，收信人是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行政院副院長張群。

為何一個日本軍官會給激烈交戰中的中國軍政要員寫信？這要從董道寧2月份秘密去日本說起。董道寧出生寧波，在日本長大和求學，說得一口標準的日語，大家稱他為“日華人”。1938年年初的一天，他在上海與西義顯相遇。別看西義顯職位不高，他深得滿鐵副總裁松岡洋佑信任，而松岡洋佑與首相近衛文麿關系密切，后來還出任過近衛內閣的外交部長。

——這根線，開始串起來了。

西義顯慫恿董道寧：“你作為交戰國的外交官，既然秘密到上海會見了敵國的大使，就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赴東京，直接說服敵國政府。”董道寧本有與日本聯絡之意，兩人一拍即合，決定冒險去日本。之所以說是冒險，是因為他作為在職外交官，此行沒有得到上級授權和批準。

當時日軍正在中國大地上，對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進行瘋狂進攻和屠殺，為何會接待一個來自中國的外交官呢？

在日本內部，對于侵略的方向和節奏上，存在不同派別。當時大多數日本人強硬主張對中國“膺懲”（他們很喜歡使用這個帶侮辱性的字眼），也有少數人認為不應該擴大。其中參謀本部的參謀次長（掌握實權）多田駿、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等，就是“不擴大派”的主要成員。

（九一八事件策劃者石原莞爾）

日本缺乏戰略家，而石原莞爾是日本罕有的戰略家，他是“不擴大派”的理論家和主心骨。但不要以為他是愛好和平。事實上，石原正是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的策劃人和發動者。他反對七七事變后擴大對中國的戰爭，是覺得日本的戰略目標應該是北面的蘇聯。

后來石原被排擠出日本軍部核心位子，他一手提拔的影佐禎昭成為“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

董道寧的到來，無疑使“不擴大派”很興奮。影佐回憶：“我對于單槍匹馬來到敵國日本的董（道寧）氏的熱情和勇氣很是感動。”影佐對董道寧說：“今日（再）追究中日事變的責任，等于算著死去的兒子年齡。”

經過幾輪交談，他們認為實現中日和平有希望。為了表達日本方面的誠意，影佐決定給中國方面寫一封信。但他作為一名佐級軍官，直接寫給蔣介石顯得突兀，于是收信人定為影佐的士官學校同學——何應欽和張群。

影佐來信大意為：董道寧先生來日，傳達中國和平誠意。只要雙方能捐棄過去的一切，誠心誠意相對，中日可望言歸于好。希望兩國派人繼續交流。

信末，影佐鄭重簽署上自己的軍銜——“影佐大佐”——表明這不是他的個人行為。

1940年汪偽政府成立時合影：前排左為今井武夫、中為汪精衛、右為

二、“次郎”的信

在東京訪問十來天后，董道寧啟程歸國。陪伴他的，除了西義顯，還有滿鐵一個辦事員伊藤芳男。伊藤是一個日本浪人式的人物，職位不高，能量不小，很會辦事，西義顯拉他進來，在辦理出入境手續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日本開往大連的“烏蘇里江號”輪船上，三人約定，以參加“和平工作”的先后次序結為兄弟，西義顯為太郎，董道寧為次郎，伊藤為三郎。

董道寧和伊藤回到上海，見到高宗武和松本重治。伊藤提議：“我和西義顯、董道寧三人結為盟友了，還可以用在密碼電報中。”松本重治對高宗武道：“你如果不反對，你做四郎，我做五郎怎么樣？”高宗武與松本關系一向很好，這時笑著答應：“四郎也行，假如你是五郎的話。”松本進一步說：“把影佐當作六郎吧，我就缺席指定（他）了。”

月底，五人來到香港，出現了文章開頭淺水灣五人相會的場景。

幾人溝通了一番中日形勢，認為：雖然1937年底德國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近衛內閣發布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聲明，但兩國內部，都存在一股和平的力量，日本方面是參謀本部，中國方面是“低調俱樂部”。

當下的任務，是將影佐的信帶去戰時首都武漢。董道寧性格單刀直入，說他回去親手交給何應欽和張群。高宗武反對，說先交給周佛海看，商量后再定。董、高二人意見出現對立。從職務上看，高宗武是上級，從年齡上看，高宗武要小十歲，董更資深。最后松本調解說：“我認為利用影佐的信件直接說服蔣介石為上策，還是和周佛海商量一下，因為他可以直接和蔣介石等首腦進言。”

會后，董道寧和高宗武飛回漢口。松本因通訊社工作繁忙，后來把犬養健介紹給高宗武，參加進了“和平運動”。這個犬養健不是一般人，他是日本國會議員，他的父親犬養毅，曾是日本首相。

時任日軍參謀本部新成立的第八課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

三、蔣介石的條件

“太郎”西義顯徘徊在香港，焦急地等待著高宗武和董道寧的回音。還好，沒讓他久等。半個多月后，4月16日，董道寧出現在西義顯的房間里。他們正舉杯相慶時，高宗武接踵而至。

三個人很高興。董道寧私自出訪敵國，沒有被追責，反而得到肯定。為了活動方便，董道寧的外交部科長職務、高宗武的亞洲司長的職務，都免去了，可以在香港以“日本問題研究所”的名義，自由與日本聯絡。

三人再次舉杯慶賀時，高宗武突然說：“我有特別重要的話告訴西義顯先生，董道寧你回避一下。”董道寧聞言，尷尬地放下酒杯，悻悻退出。

高宗武此舉，除了故意為難董道寧外，他說的每一句話，確實都是機密中的機密。

高宗武鄭重其事地對西義顯說：以下內容，是蔣介石親口告訴我的，沒有文字記錄，請你原原本本向日本當局轉達。

高宗武的話，概括大意如下：蔣介石看了影佐的信，非常感動。影佐此舉，無疑將武士的生命交予敵手，說明影佐對中日和平具有足夠的誠意和勇氣。現在中日之間的問題，一是東北四省，二是內蒙，三是河北、察哈爾。一和二，可以留待他日協商，三則須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的主權和行政完整，日本必須尊重。如果日本同意上述意見，可先行停戰，然后進行詳細談判。

西義顯帶著蔣介石的條件，興沖沖地回到日本。沒想到，迎接他的，是當頭一瓢冷水。當時的形勢，日軍正南北對進，企圖打通徐州，以報臺兒莊一箭之仇。強硬派氣焰高漲，哪里會同意停戰、“和平”？

就連影佐也不敢表態支持和談。西義顯回憶：在參謀次長室舉行的會議上，“我拼盡全力地熱情講演，但是，本應為‘事變不擴大派’總帥的多田中將，還有以軍閥內部的自由主義者而聞名的本間雅晴少將，都像大佛一樣沉默，均緘其口不發一言。”

蔣介石的底線：日軍撤出長城以南

四、“高宗武路線”出爐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徐州會戰之后。日軍并沒有達到合圍李宗仁第五戰區主力的目標，近衛內閣乘機排除了強硬派杉山陸相和梅津次長，“不擴大派”又有了發言權。

重新活躍的西義顯和伊藤再次來到香港，會見了高宗武。西義顯勸說高宗武：“你到東京去，與影佐直接聯系，可以使影佐一派在軍閥內部獲得優勢。我們這次來香港，就是為了歡迎你到日本的。”伊藤在一旁添油加醋：“和平重于一切！”

高宗武匆匆返回武漢，跟周佛海商量。據后來汪偽集團骨干、當時任軍委會秘書處長的羅君強回憶：“陳布雷命我前往機場妥慎迎接……我接到高宗武，親自為他提行篋，以免特務檢查。”

掌握財政的孔祥熙

羅君強還因高宗武一事遭受無妄之災。羅君強一直為高宗武代領代匯活動經費每月6000元（當時約合2000美元），有一天孔祥熙在中央銀行（孔兼總裁）看到給高宗武的匯款單，大為生氣，當面向蔣介石質問：“你給高宗武發經費，為什么不讓我這個行政院長知道？”蔣介石拿出一貫手法，矢口否認。一轉身向羅君強發怒：“這樣的小事，為何弄得中央銀行個個都知道？”羅君強委屈地回憶：“我哪里會曉得孔祥熙既是堂堂行政院長，又是蔣介石連襟之親，蔣怎么會向他隱瞞呢？”

高宗武回到武漢，糾結去日本一事，非常重大，不敢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這時對于高宗武要不要再去香港主持“日本研究所”，心存顧慮。既不表示讓他再去，也不說不必再去。高宗武被“閑置”在漢口德明飯店，每日如坐針氈。

周佛海極力支持高宗武去日本。他對高宗武說：“蔣（介石）方面由我負責，你應該斷然到東京去！”“你只有快走。這件事外面知道得多了，你要負責。好事成功，大家高興，萬一不順手，老頭子（蔣介石）會為你負責嗎？”

周佛海后來是汪偽政權的骨干人物

幾天后，高宗武再次飛香港。周佛海在1938年6月5日日記中記載：“晚，武兄（高宗武）來，云奉命明日飛港。談半小時，握手而別，將來再會何處，實難預測。”看來周佛海的預感很靈。高宗武此去，走上了一條與虎謀皮的不歸路，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祖國內地。

周佛海日記中的“奉命”，是奉誰之命呢？既不是蔣，也不是汪，而是陳布雷背著蔣介石作的決定。陳布雷本是“低調俱樂部”一員，又與周佛海要好，這時伸手推了高宗武一把。羅君強回憶：“周佛海和陶希圣慫恿汪精衛密商之于陳布雷，通知高宗武再往香港待命。陳布雷想，活動經費既未停發，說明高的任務尚未完結，叫他再去也不算錯，就讓他再飛香港。”

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

這里有一個重要問題：董道寧、高宗武、周佛海的活動，都錨定蔣介石，為何后來成了汪精衛逃離重慶，走上叛國投敵之路呢？

據“五郎”松本重治回憶，高宗武到達香港后，二人進行了多次談話。松本問高宗武：“你夾在蔣先生和汪先生之間，很為難吧？”高宗武回答：“正是那樣。兩位前輩（蔣、汪）的意見分歧似乎越來越大，所以我的痛苦也將越來越多。在中日和平的大義上，從我的信念出發，我只能站在汪先生一邊。”松本說：“和平運動的關鍵是日本方面撤兵。如果蔣先生下野是日本撤兵的唯一條件，蔣先生不予考慮嗎？”高宗武說：“如果蔣先生下野的話，沒人能收拾局面，因為汪先生收拾不了。”松本道：“這就難了。如果蔣先生不能下野，和平運動就無法成功，就沒有辦法停止戰爭。”

高宗武經過深思后回答：“如果日本聲明撤兵，汪先生自己下野，各地雜牌軍響應，這樣蔣就不能長期抗戰了。到那時候，蔣先生不得不引咎下野。這時汪先生和蔣先生再心照不宣地復出，收拾局面。”松本問：“你說的雜牌軍指的什么地方？”高宗武回答：“從云南的龍云起，四川、廣東的將領們，再加上山西的閻錫山。”

這又是一段內容極為豐富的對話！

高宗武與西義顯、松本重治等，明確了思路：拉攏地方實力派，擁立汪精衛在西南、兩廣成立政府，逼蔣介石下野，謀求中日和談，日本撤兵。

他們稱之為“高宗武路線”。

龍云最怕蔣介石吞并他的地盤

五、東京之行

他們之所以想出“以汪代蔣”這條路子，是日蔣汪三方因素促成。

一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發表的《第一次近衛聲明》。當時日本軍事優勢巨大，以為征服中國近在眼前，于是狂妄地聲稱以后“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這個聲明被少數清醒的日本人罵為愚蠢，近衛自己也頗為懊悔。這也是后來近衛內閣排擠強硬派杉山和梅津的誘因。

二是蔣介石一直保持著清醒和強硬。他在演講中說：“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閥的兇悍，日閥的狂妄，日閥的自欺欺人，和日閥的愚昧無知，而最急要的是要大家認識日本目前有整個吞噬中國的決心。”蔣介石的底線，是要日軍撤出長城以南。而這是日本不可能答應的條件。

三是汪精衛被失敗主義情緒所籠罩，認為“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他是“低調俱樂部”的實際領袖。作為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高宗武親汪，主要是政治理念相近，再加上汪精衛對他刻意拉攏。

汪、蔣向來貌合神離

“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評價說。他第一次見到汪精衛，是在1932年春天。“我對他的魅力和美貌、活潑的臉部表情、沉靜的儀態以及從而顯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動感人的語氣，為之印象深刻。”汪精衛光榮的革命志士的歷史，對高宗武的刻意關懷，使高宗武為之傾倒。

——來一段插曲：著名記者徐鑄成，也是年輕得志。有一次他到廣州，去汪精衛東山3號寓所采訪。“我和汪談了逾半小時。辭出時，汪不僅送出客廳，并送至大門口，親為開汽車門。對一年輕記者，如此客氣，無乃太過而近于虛偽乎？”徐鑄成、高宗武對汪精衛的觀感，對照一下，也許可以進一步認識高宗武的性格和為人吧。

日軍進攻上海

高宗武曾感動地回憶：“我記得1937年我們從南京撤退時，汪（精衛）很擔心我弄不到江輪房艙，那時所有電話線都不通了。汪親自去負責撤退的張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艙讓給我。事后他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我是聽別人說的。”

汪精衛還是高宗武與沈惟愉婚事的證婚人。高宗武不滿三十歲，就當上了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王克敏（后來華北漢奸政府的首腦）曾想把他“最珍愛、最美麗的女兒”嫁給高宗武為妻。

高宗武還回憶起一件趣事。有一次他與日本人會談結束時，“（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說：‘（日本駐華）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他一面說，一面從皮包里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我，接著說：‘這是位北平名門小姐，非常美麗，她已故父親曾經在北平當過內政部長。她目前在日本學習音樂，成績很好。大使和我很關心你至今還未結婚，我們愿意替你和這位小姐做媒。’須磨的態度一本正經。我不想失禮，收下照片并謝謝他。但是我早就下定決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照片里的姑娘的確很美，如果她不是經由日本大使的介紹，我可能慎重考慮娶她。后來須磨又來，把照片要了回去。”

后來高宗武娶了沈惟瑜，二人琴瑟和諧，對汪精衛心存感激。高宗武的妻子在后面還有重要戲份，到時再講。

現在，高宗武決心私自去日本。他也不是全無猶豫。他從香港出發，7月2日途經上海時，再次去見了“五郎”松本重治。

松本回憶，當天晚上他正在上海的寓所里等高宗武到來。約十點鐘，有人按門鈴，高宗武戴著墨鏡閃身進屋。高宗武說：“阿重，我還是不想去日本。”松本勸他：“你到日本去，決不是背叛蔣先生，是為了中國永久和平與幸福。”高宗武仿佛自言自語地說：“我可不想當漢奸啊！你既然這樣說，我再考慮考慮。”松本催促道：“離開船時間只剩一小時了，你還有什么可擔心的？”高宗武膽怯地說：“要乘船必須經過外白渡橋，那里有日本海軍陸戰隊把守，我擔心被盤問。”松本拍胸脯說：“這個簡單，一會我們坐同盟社的汽車，你戴上我的帽子，佩戴上從軍記者的證章。”

（日本同盟社報道）

子夜時分，兩名男子跨進了掛著日本同盟通訊社旗幟的轎車。車到外白渡橋頭，故意降低車速。松本大聲對哨兵喊道：“同盟通訊！”哨兵回答：“可以。”汽車加速開往碼頭。松本得意地說：“宗武，怎么樣？”高宗武笑道：“你叫聲太大，倒嚇了我一跳。”

“三郎”伊藤正在碼頭上焦急等待，看見高宗武到來，一把握住他的手說：“來得太遲了，我擔心得很。”

伊藤這么著急，是因為日本軍部已經將高宗武聯絡“和平”的行動，命名為“渡邊工作”。現在，“四郎”——“渡邊工作”的核心人物——高宗武，在“三郎”伊藤陪同下，登上了“日本皇后號”輪船，向漆黑的大海駛去……

高宗武、沈惟愉夫婦

（未完待續，精彩隨后呈現！）

（本文作者：馬駑，“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