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時展教授和他的萬言書

作者：谷彥梅 董國強

原載：《書屋》（2010年12月號）

2017年12月29日楊時展先生銅像揭幕

1957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開門整風”號召,鼓勵黨外人上向黨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許多知識分子出于對國是的關心和對黨的信任，積極向黨進言獻策。時為中南財經學院教授的楊時展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員。同年5月，楊時展給毛澤東寫了份“萬言書”,就自己所見的建國以來黨的工作中的失誤偏差及社會上的不正常現象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五十多年后重讀這份“萬言書”,我們不難發現，盡管文中有情緒激動用詞偏激的地方，但其建議卻頗多真知灼見，反映了一位知識分子對國是問題的深遠見解,這些見解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由于歷史的隔膜，當下一般人或許對楊時展教授及其"萬言書"并不十分了解。本文擬對其人其文略作介紹，旨在展示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和歷史遭遇。

楊時展其人

楊時展(1913-1997)是我國著名的會計思想家、教育家，在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會計史、審計史等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堪稱我國會計學界的一代宗師。

1913年11月，楊時展出生于寧波一個舊軍人家庭，其父楊輔庭(又稱楊左江)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并曾在國民政府任職。楊輔庭樂善好施，思想開明，與許多進步人士來往密切。家庭環境的熏陶對楊時展思想的形成無疑有著重要的影響，他不僅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還能夠與時俱進，不斷追求進步。

1931年，楊時展從寧波浙江省第四中學高中文科班畢業后，回到家鄉新昌縣，在民眾教育館從事平民教育工作。1932年，他考人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財政系會計專業學習，畢業后留校任助教。1936年末，他參加國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分配至國民政府主計處會計局工作。1937年,調浙江省財政廳會計室,后曾任會計室主任。抗戰爆發后,楊時展隨機關轉移到浙東山區堅持工作。在浙江財政廳工作期間，他協助其弟--共產黨員陳山(原名楊時俊)-成功營救了多名被捕的共產黨員和新四軍干部。1940 年，楊時展出任國立英士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后，楊時展因認識到國民政府的腐敗，拒絕重新登記為國民黨員(楊時展 1932 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時曾隨班級集體加入國民黨)。1947年，楊時展參加了“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大游行，并以教授身份救助受迫害的進步學生，因此遭到國民政府的追查，被迫于1948 年秋避往桂林，在廣西大學任教。

新中國成立后，楊時展對新中國充滿了期待，積極投身到黨領導下的教育事業中。1953年院系調整期間,他被調到中南財經學院從事會計教學工作,曾擔任過教研室主任、工會主席及民革委員等職務。與當時人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楊時展廢寢忘食地工作,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但是,黨和政府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失誤,也使他深感憂,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所見所聞,也加深了他對這些失誤的認識。讓楊時展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個事是,他的鄰居家的一個女保姆為了把戶口從農村遷到武漢,不顧兒女們的反對,與農村丈大離了婚嫁給了一個武漢男人;為了遷一個戶口,竟然有人要蒙受妻離子散之苦，這使楊時展受到很大的刺激。另外，在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都是重點整肅的對象，這也讓楊時展很不理解。尤其是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楊時展親眼見過許多知識分子受到錯誤的批判，有時所用的手段還十分殘酷。對于這些不正常現象，生性耿直的楊時展無論如何都做不到視而不見。恰在此時，黨中央發出了“開門整風”的號召。出于單純的幫助黨整風的想法，懷著滿腔的激情，楊時展寫出他那著名的“萬言書”。

“萬言書”的主要內容

與當時盛行的“先肯定偉人成績、再提出些許不足”的一般“鳴放"套路不同，楊時的“萬言書“一開始就直抒胸臆，指出共產黨自奪取全國政權成了執政黨之后，變得越來越不“得人”了。他認為這一方面是由于黨在思想上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視爭取人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當了家”，在一些問題上就難免成為人們怨尤的對象。基于這個基本認識，楊時展結合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向黨提出了許老誠摯而中肯的意見和建議。

"萬言書”主要分三個部分，分別闡述了憲法所規定的人民的基本權利被侵犯問題，社會生活中個人利益被忽視問題，以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若干失誤及歷次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傷害等問題。

（一）關于憲法所規定的人民的基本權利被侵犯問題

楊時展指出，1954年頒布的共和國憲法規定人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可事實上，五萬萬住在鄉下的農民并沒有遷居城市的自由。憲法還規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在肅反運動中，許多人被自己的工作單位拘禁，甚至被批斗致死。報紙上也屢有關于公民人身自由被侵犯，被批、被斗乃至于殞命的報道，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黨雖然給了人民以人權，實際上卻并不尊重這些人權”。楊時展認為，不管出于何種考慮，上述這些違背憲法的做法都是十分錯誤的，不得人心的。然而更大的問題在于，長期以來黨卻對這種行為竟然“神色自若，漠然無動于衷”。這不能不讓人覺得，某些錯誤行為長期以來之所以不能制止，正是由于我們黨的支持。為此，楊時展在“萬言書”中忍不住大聲疾呼：“此之謂虐政！此之謂不仁!”

對于解放后進行的各種選舉，有人曾形象地比喻為"就像抬轎子，叫抬就抬，抬到就是”。然而楊時展則認為，我們還不如抬轎的，因為抬轎的至少還可以看到他所抬的人，我們的選舉卻是連自己所選的人是長短肥瘦都不知道，更別說他的品質能力了，“我們只是投票機”。為了捍衛憲法的尊嚴，切實保障人民的法定基本權利，楊時展在”萬言書”中提出三點建議：首先要在全國各級黨政干部中間展開一次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的教育活動，并把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在全國城鄉進行廣泛、深人的宣傳，以糾正過去那種“對國家有利的我們就注意，對人民有利的，則唯恐人民知道”的宣傳傾向。第二，各級檢察機關要特別注重人權保障問題，嚴格制止各級行政人員用任何借口來侵犯憲法所賦予的人權，嚴格制止隨便用行政法令來勾銷、限制憲法的規定。第三，各級人民代表對一切侵犯人權的行為不能充耳不聞，熟視無睹，而要敢于講話，真正發揮起人民代表的監督作用。今天看來，上述這些建議無疑都是正確的。

(二)關于社會生活中個人利益被忽視問題

楊時展指出，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強調“集體利益高于一切”，嚴重忽略了個人利益，并形成一種十分錯誤的認識——即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主要是因為領導人多看了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人民大眾則多看了個人利益、目前利益。在楊時展看來，所謂“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是憑空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個體利益”和“目前利益”基礎之上的。我們建國后一直采取農業支援工業的做法，對廣大農民的利益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統購統銷”政策實行后，有些地區甚至出現農民吃不飽飯的情況。另一方面，我國工業發展中的“高積累,低消費”模式，又使得城市工人群體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這難免讓工農大眾對黨和政府生出失望甚至不滿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黨不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存狀態，與人民離心離德，還談得上什么"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呢?

楊時展認為，古人說"王道不外乎人情”，就是說一切政策措施要順情合理，不能矯情奪理。說到底還是要實行“寬仁”的政策。據此,他在“萬言書”中提出，要慎重考慮國家積累與國民消費之間的比例問題，將積累的速度適當放慢，適當提高消費的份額。同時，在消費中要盡可能的限制國家機關的消費而增加人民大眾的消費。其具體做法包括：(1)進一步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和職工工資，改善人民大眾的物質和文化水平；(2)在農業社里，適當地放慢大型基本建設工作，使人民有充分時間從事眼前的增產工作和副業；(3)適當地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利潤，穩定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并保障消費品的質最；(4)嚴格計劃機關用房屋、車輛、布匹、紙張，徹底裁并機關，糾正年年緊縮、年年擴編的不合理現象；(5)重新考慮常備兵員問題，注意軍事和國防機關的進一步節約的問題；(6)在全國工廠、機關、學校內嚴格實施八小時工作制。

楊時展提出的這些措施，在我們今天解決“三農”問題及國家經濟方面的許多問題時仍有許多可取之處。

(三)關于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楊時展對當時黨的知識分于政策中的偏差及其不良后果無疑是感受最多和最深的。因此，他對這個問題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也是最多的。當時許多黨和政府官員在做工作總結時，常常習慣于采用“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八股范式。“萬言書”卻尖銳地指出，就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及其實際影響而言，無疑“缺點是主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在楊時展看來，黨提出的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口號，不但內容過于空洞，不夠具體，沒有抓住知識分子的特點，而且這種提法本身就存在問題，其隱含的一個看法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各方面的表現特別糟，因而特別需要加以“教育”和“改造”。

楊時展認為，黨在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出現問題，主要是由于黨對知識分子缺乏了解。實際上，建國知識分子群體已經有了迅速的轉變，他們不但具有廣泛的愛國主義情懷，而且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但是黨卻長期忽視知識分子的這一轉變，對知識分子一直不信任，認為知識分子雖然愛國，卻也留戀在舊社會的地位，向往資產階級民主。這種錯誤判斷導致黨對知識分子忽冷忽熱，而且冷的時候居多。大多數時候，黨覺得知識分子思想落后、歷史復雜、政治態度“不明朗”。于是一有機會，就"扎扎實實整他們一家伙”；有的時候，又覺得知識分子有知識、有技術、可以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作用，于是又對他們進行“統戰”。因而，建國七年來知識分子一直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唯恐出錯。回想起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了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推殘，楊時展在”萬言書"中忍不住怒斥"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資本家的我們俾然施之于知識分子”，還說許多知識分子因“不勝精神摧殘,不勝斗爭之辱”而死，實乃“天神公憤，道途咨嗟”。雖然楊時展的上述言論帶有明顯的偏激之處，但他在“萬言書”中所提的以下建議卻是十分真誠和中肯的。

“萬言書”提出，要改善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消除知識分子心理上與黨的隔閡，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黨要本著"有偏必糾”的精神，對歷次運動中——尤其是1955年肅反運動中——不正確的地方進行糾正。一方面，對所有被錯誤斗爭的知識分子，要主動地賠禮道歉，摘掉他們頭上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對那些因歷次運動而失去工作的人，要恢復他們的工作；對那些在運動中無辜犧牲的人，要為他們恢復名譽，并做好其家屬的撫恤工作。另一方面，對那些在運動中因私人仇恨而借故對他人進行打擊報復者，要嚴加處理；對那些領導運動的人,如果偏差特別大,引起群眾的普遍不滿,也應給予必要的教育。第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應當有所改變。要注意照顧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要努力創造條件，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潛能。具體措施應包括提高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遇;允許大學教師或其他高級知識分子自由流動,“合則留,不合則去”;如果黨要高 級知識分子擔任行政工作，就要充分信任他們,要使他們有職、有責、有權,等等。

因言獲罪：坎坷的右派經歷

“萬言書”寫出后，正值運動由“整風”轉向“反右”之際，楊時展的鄰居鐘自能教授曾好心地勸他不要寄出。但楊時展懷著對共產黨的信任，毅然將"萬言書"徑直寄給了毛澤東本人。“反右”開始后，他又主動將此信底稿交給學校黨委。不久，這份“萬言書”被作為“一個右派分子的反黨綱領”，在《長江日報》上公開發表。楊時展也因言獲罪，被定為“極右”分子，受到撤銷職務、監督勞動的處分，成了武漢地區最著名的“右派”。1958年，楊時展被發配到學校下屬的魯巷農場去養豬。后來，他又被轉到石咀農場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石咀農場距武漢市區約四十多華里，楊時展每月只能步行回家一次，每次要走四、五個小時才能到家。1960年，由于長期的饑餓和營養不良，楊時展得了肝炎和血吸蟲病，渾身浮腫，后來又出現了肝腹水。1962年，楊時展終于結束了勞動教養生活，回到中南財經學院圖書館工作。開始他被安排在閱覽室，學生們來查閱資料時，他總是熱心地給予一些指點，于是來向他請教的學生越來越多，有個學生還給圖書館領導寫來一封表揚信。不料，這封表揚信卻引起一些“革命群眾”的警惕——一個“右派”分子怎么會得到學生的表揚?他是不是在乘機毒害學生?于是，他又被調到書庫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楊時展這個著名"大右派"自然是在劫難逃。1966年夏天，一批“紅衛兵”去他家抄家，發現了一套《三國演義》，就強迫他跪在地上交代為何收藏這種“大毒草"，他的妻子也被拉來陪斗，還被剃了“陰陽頭”，受到極大的侮辱。作為“牛鬼蛇神”，他還被勒令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掃馬路，然后再去圖書館上班。盡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楊時展工作起來仍然十分敬業。在1967年夏天的武斗高潮中，同事們都躲在家里不去上班，他卻經常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到學校守著圖書館，保護圖書。

楊時展一直拒絕承認其寫“萬言書"的目的旨在“反黨”，他堅信，“真金不怕火煉”，真理最終總能為人們所接受，因此他從沒有向組織上申辯過。他的這種態度，在當時卻被認為是“頑固抗拒改造”，因此直到1971年，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作為一個“摘帽右派”，他的現實處境并沒有多少改善，依然在圖書館從事后勤工作。

在淪為“右派”的二十多年生涯中，楊時展仍沒有失去生活的信念和對事業的追求，依然堅持進行學術研究。由于“右派”的身份使其無法公開發表文章，他曾將寫成的論文以其妻子的名義投稿。在圖書館書庫工作期間，他還打算利用圖書館的資源，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典籍中挑選兩百部名著加以介紹和評點，編一套《中國典籍兩百部》的叢書。他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堅持寫了上百萬字的筆記和手稿，并曾多次向領導提出請求，甚至給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寫信，希望得到支持。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的這個愿望自然不可能實現。后來，他被下放到京山農場勞動。為了避免這些手稿和資料散失，他特地讓自己的孩子將其帶到插隊落戶的農村收藏起來。1978年，楊時展終于得到平反，重新回到教學崗位，但是時間已過去了二十二年。

楊時展曾說過：“我和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關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價值”，堅信“假不覆真，人生無悔"，所以對于寫“萬言書”一事，他從來不曾后悔過，這無疑展現了一個進步知識分子的博大胸襟。五十多年后重溫楊時展的這篇"萬言書"，我們不能不發出以下感嘆：如果“萬言書”中那些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在當年被采納的話，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或許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晚年楊展時教授

【楊時展簡介】楊時展（1913年11月26日—1997年10月10日），浙江衢州人。我國著名會計學家、會計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原中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歷任中國會計學會常務理事、顧問，中國審計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會計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審計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注冊會計師協會顧問，武漢市政協副主席，武漢市知識分子聯誼會名譽會長、民革武漢市主任委員、名譽主任委員等職。他還是美國會計學會（AAA）、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國際會計研究生教育協會（IAARE）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