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燦然，原載《讀書》2005年第4期

敢言只是盡了知識分子的一部分職責，并未觸及其核心。

在安全的環境下敢言，或計算一番后覺得是安全的環境下敢言，實際上還多了一份投機，從而抵消了敢言者邁出的那一小步。作為異見者或反對派的敢言，則染上了黨派色彩，他們是盡了異見或反對的職責，而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更非其核心。

異見者或反對派總的來說是站在或假設站在民眾利益的立場反對權勢者，相應地，他們背后往往站著一群同聲者或支持者，即是說，他們并不太孤立，甚至并不是獨立的。

知識分子類型，是多種多樣的，其接近核心的程度，往往取決于他們所屬的政治環境。就拿中國來說，陳寅恪是一位獨立的知識分子，絕不妥協地捍衛學術自由。受到當時環境的制約，他并沒有批評時政，而如果不是受到當時環境的制約，則他可能更不會想去批評時政，而是繼續做學術，甚至也就不必捍衛學術自由了。這將不影響他作為學者的成就，甚至不影響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身份，但他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形象將沒有機會確立。

錢鍾書作為一位知識分子，是明哲保身的知識分子：他不害人、不累人，這在當時算是保全了知識分子的人格，而同樣由于受到環境的制約，他也不可能站出來替其他人說話，更不要說為民眾而大聲疾呼了。而如果不是受到環境的制約，則他亦會更專心于學術，更不必替其他人說話或大聲疾呼，也就不必披著“明哲保身”這件具有正反雙重意義的外衣。換句話說，他們是“被迫”作了他們所屬的知識分子類型。

魯迅——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也是“被迫”的，他是被環境所迫，更是被自己的良知所迫，最初棄醫學從文學，繼而棄文學從雜文。魯迅提供了考察中國產生真正知識分子的環境的典型案例。所謂環境，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都得加引號。

這個環境，必須是有些許的自由，使敢言者在面對國家民族重大事件和問題時，不致于完全不能開口、完全失去講話的場所和媒介；又必須有窒息性的嵌制，使敢言者頂住巨大壓力，甚至冒著生命危險。不是有人提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嗎：如果魯迅多活三五十年，他會是個什么樣的知識分子？誰也無法揣測他將會怎樣，但可以肯定：他將不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魯迅。

桑塔格作為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其所處的環境，其“天時”、地利”、“人和”可以說去到極致，非常完美——當然，對置身其中的知識分子本人，則是最艱難的時刻。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定義，如薩義德所言，是對權勢者說不。

對權勢者說不，往往意味著替無權無勢者、被壓迫被剝削者說話。這也意味著，敢言者仍可理氣直壯，即使有生命危險，也仍有強大的后盾作支持，盡管這強大的后盾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數——但這其中蘊含的英雄主義，已足以使他赴湯蹈火。

可是，如果在對權勢者說不的同時，又冒犯大多數民眾呢？——是冒犯，而不是反對大多數民眾或對大多數民眾說不。

即是說，敢言者仍然是基于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但這大多數民眾可能囿于民眾情緒而暫時看不到自己長遠的利益。還有，這大多數民眾，到底是僅限于一族、一國的民眾，抑或包括其他國族的民眾？如果還涉及后者，問題就更復雜了。

換句話說，如果敢言者是一位國際主義者，則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就可能是互相沖突的。

桑塔格近年的表現，恰恰是在對權勢者說不的同時，又冒犯大多數民眾。在知識界和文化界，則是左右不討好。她于“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后在《紐約客》發表的短文，其意旨是對布什政府和美國傳媒的蠱惑人心說不。她尖銳地指出，如果要用“懦夫”，也應該用來形容那些在遠報復的射程外、在高空中殺人的人，而不是那些以自殺來殺人的人。她的直言不諱，掀起軒然大波，冒犯了情緒化的大多數民眾，被指是叛國者、賣國賊。

而在此之前，她接受“耶路撒冷獎”時發表的演說，則是對東道主和頒獎者說不：“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盡快而不是推遲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里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里不會有和平……我接受這個獎，是以受傷和受驚的人民的和平與和解的名義。”

“九一一”恐怖襲擊一周年，她在《紐約時報》發表《真正的戰斗與空洞的隱喻》一文，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說不。美軍在巴格達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事件曝光后，她在《紐約時報雜志》發表長文《關于對他人的酷刑》，則不僅對事件本身說不，而且對美國和美國文化本身說不。

蘇珊·桑塔格體現其真正知識分子精神的環境，比魯迅的環境更完美。魯迅由于其環境和他本人的迫切性，而棄文學從雜文，也使我們在得到一位民族良心體現者的同時，失去一位更偉大的作家。

魯迅幾乎是一位專業批判者，連一些小事也不放過，從其創作更偉大文學作品的實力的角度看，未免有點浪費。如果魯迅減少一部分雜文，增加兩三本小說，我想魯迅作為思想家、知識分子和文學家的偉大性，都將顯著提高并相得益彰。桑塔格在重大事件和問題上發言，別的時候，她繼續潛心其文學創作和文化評論，而事實上她文學創作的勢頭是愈來愈好了。桑塔格環境的完美，并不一定能使她比魯迅更偉大，但魯迅環境的完美，則肯定會使他更偉大。

桑塔格環境的完美，使她成為光芒四射的國際主義者，而這是與她的視野分不開的。像魯迅一樣，她長期致力于推廣外國作家和思想家，積極為他們的著作寫序言或評論。在遇到重大事件時，她是從“人”的立場出發，而不是從“美國人”的立場出發。當我們這些外國人對美國和“美國人”感到失望的時候，正是這位奇女子破美國的軀殼而出，向我們彰顯“人”的希望。

她的逝世，在中國引起的強烈反應，一點不遜于美國，甚至勝于美國——中國人對她的評價更正面。個中原因，首先是桑塔格以獨特的方式出現在中國。她的早期著作更多地表現才智，近期著作更多地體現良知。但是，在這兩年來，她的早期著作（《反對闡釋》）、中期著作（《疾疾的隱喻》）和近期著作（《重點所在》）以及她“現在”、同步的重要文章（《文字的良心》、《真正的戰爭與空洞的隱喻》、《關于對他人的酷刑》）同時集中在中國出版及發表，其才智與良知，猶如兩顆明星，互相輝映。

其次，也許更重要的是，當代中國缺乏并期待像桑塔格這樣的知識分子和造就這樣的知識分子的環境。

問題還不在于中國目前的環境造就不了桑塔格那樣的知識分子，而在于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只能把可造就桑塔格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精力、能力和潛力，用于小事情上，即是說，在回避重大問題的同時，過量地加大在小事情上的力度。

一個尖銳的對比是：桑塔格在舒適的環境下使自己嚴厲起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嚴厲的環境下使自己舒適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