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由林毅夫和張維迎引起的關于產業政策的論爭，讓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以及政府決策和管理領域的學者卷入其中，成為了一次學術大討論，直至11月9日張林兩位教授關于產業政策公開辯論而達到高潮，但論爭仍然沒有平息的跡象。筆者看到兩位教授圍繞產業政策發表的觀點后的第一感覺是，雙方講的都有不少合理的部分，但論斷都很有些走極端，都有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結果，我早先發表的一篇評論，加上我在《財經研究》所發一篇文章中對新結構經濟學提倡的有為政府的批評看法，上月在某微信群中引起了林毅夫教授的反彈，將筆者也卷入到這次辯論中來了。那么，到底應該怎么客觀看待政府產業政策，及其是否應該提倡有為政府?他們二人具體對和錯在什么地方?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參與到這場爭論中?

這次關于產業政策理論與實踐問題及其有為政府的大辯論，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盡管大家各自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這場辯論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當下中國經濟及其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如何才能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辯證互動關系，從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發揮政府作用;即改革何去何從。

這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在筆者看來有三：一是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否堅持的問題。二是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深化改革中的作用邊界到底在哪里?三是林毅夫等人所極力推崇的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能否起到關鍵性作用?這三個問題又都涉及一個更為本質問題，就是：要同時處理好發展的邏輯和改革(從而治理)的邏輯，政府職能的基準定位到底應該是有邊界的有限政府，還是無邊界的有為政府?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經濟能否長遠發展、改革何去何從及如何深化改革，才能讓改革成功和經濟持續發展、實現長治久安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力的現代化。

按照中國國學智慧給我們的啟迪，要將一件事情做成，特別是在國家層面上將改革這樣決定國勢、格局的大事做成，要看行事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明道”、“樹勢”、“優術”及“擇時”這樣綜合治理的四要素。因此，我們在研究、研判中國改革與發展，讓改革或政策或某個制度安排具有可行性，可操作的同時避免大的風險，作為學者在給出政策建議時，需要從道、勢、術、時這四個維度進行考察、檢驗和研判，從而我們必須要做到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

縱觀林、張兩位教授關于產業政策的一系列辯論和他們以往的許多文章和講話，盡管他們都有許多合理的、有新意的觀點和論斷，但也存在兩大問題，一是討論、辯論問題的方式有問題，導致各說各話，使得對話少有交集、無法聚焦，更無法達成共識和深入下去。在一些ABC的初級層面上糾纏，沒有實質效果，這大大減低了討論爭鳴的效果，真不像是在進行學術討論，倒好像是在做秀一樣。二是，在給出論斷的邏輯性、科學性、嚴謹性及學術性上有較大欠缺，無論是出于有意還是無意，他們的觀點偏頗、走極端，似乎不知道任何一個理論或論斷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適應所有情況、解決所有問題，所以論斷往往有擴大化和夸大的問題存在，顯得特別不嚴謹，而嚴謹性是嚴肅學術討論的必要前提。比如，在這次爭論中，一個過度夸大了政府及其產業政策的作用，認為要建立有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另一個過度夸大了市場的作用和完全否定產業政策，認為市場不會失靈。這樣的討論方式在學術性及其思想性方面都存在著很大問題。

我在此之前和林毅夫教授圍繞其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概念進行了幾個回合的商榷的時候，對他的一個最大批評就是他的理論及其結論基于一些到現在都沒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如有為政府這個概念，這樣必然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爭論。林所采用的概念定義不清晰，邊界游移不定，不同的場合給出不同的定義，很讓筆者感到意外。因為林毅夫教授是在全球最頂尖經濟系，也是自由市場派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畢業的，理應有良好的理論、邏輯、嚴謹的分析訓練;其次，你無論怎么指出和著重強調，他好像總會忘得干干凈凈，下次仍得讓你重新再說一遍。這次看了11月9日他和張維迎關于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后，更加確認林毅夫在討論問題時非常不嚴謹，對自己觀點的闡述邏輯層次不清、概念模糊，并且不時地根據需要改變定義，對于這些缺點，張維迎也指出來了。盡管質疑聲四起，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都指出了這點，林毅夫仍不為所動，仍然一味堅持自己的觀點和這樣的辯論方式，導致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及和他辯論的困難性。可能筆者是學數學出身，攻讀博士是在以嚴格、嚴謹訓練學生著稱的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一直又是從事微觀經濟理論研究的，對討論問題的不嚴謹性特別在意，現在越來越感覺到林毅夫在辯論中存在的這個弊病。

作為學者，我非常贊同林毅夫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對張維迎的17個回應》所提倡的辯論方式：“辯論不是口頭的，因為，口頭辯論不容易聚焦于邏輯和經驗事實。寫出來最好，通過文章，大家可以刀對刀、槍對槍、邏輯對邏輯、事實對事實，這樣才能使真理越辯越清楚?！彼裕P者寫成此文，在下面具體討論他們的對與錯，我會毫不遮掩地指出林、張兩位可能有問題的地方，真正希望做到刀對刀、槍對槍、邏輯對邏輯、事實對事實，以便讀者辨析。

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說張維迎給出的論斷是學術方面不嚴謹的問題，那么林毅夫不僅是學術方面有問題，更是思想性、把握改革的方向性和學術討論方法論方面的問題。

一、林毅夫的對與錯

我讀了林毅夫教授不少的文章和論著，我認為他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及其觀點有不少合理的部分(比如政府對產業政策應該因勢利導的看法，我原則上是贊同的，不同意之處是要慎用，特別是不能任意擴大化)，其研究的問題，也正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要面對、重視和解決的，但他的認識有許多誤區和不正確的地方，得出了一些沒有嚴謹邏輯分析的結論或犯了結論擴大化的錯誤。下面提出10點看法和林毅夫商榷。

1.應通過控制實驗科學分析法來辨析什么才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巨大的差異因素。

林毅夫認為，中國能夠在30多年里實現高速發展，歸功于政府的主導，認為政府大部分的干預是對的，從而形成了其要構建有為政府的核心結論。對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應該通過控制實驗的科學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舉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差異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國家的經驗來做對比(由于各國初始條件不同，是沒有可比性的)。

所謂科學，其核心就是通過控制實驗，即將其他影響因子固定(由于各國初始條件不同，林毅夫拿其他國家對比，就不滿足這個條件)，以此找出兩個因子之間確定性的互動關系，從而找出差異因素。我在多篇文章中實際上已給予了回答：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由于只是遵循了發展的邏輯，沒有注重治理的邏輯，成就之外，仍然存在很多、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基本放棄計劃經濟，通過實行漸進的，分階段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這樣“三化”的松綁放權的改革，使得政府的干預大幅減少，促進了民營經濟大發展，從而使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而取得的。

按照控制實驗科學方法的說法，也就是，除了固定的因素之外，新的因素是：較大程度的經濟上的選擇自由、松綁放權的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內對外的競爭)、對外開放、民營經濟大發展，采用漸進式改革方式，中國的巨大成就正是在對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予以市場化改革中才取得的。這些新的因素才是中國改革或不改革差別巨大的科學原因，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徹底地建立現代市場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以此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地發揮政府作用。

盡管許多原有的因素，如政府發揮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怎么能將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歸結為是由于政府主導或政府干預造成的呢?如不采用控制實驗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改革，只是認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當地拿他國進行比較(犯了拿雞和鴨比較的類比錯誤)，從而認為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才取得的結論，怎么可能由此得出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性，從而解決改革何去何從的核心問題呢?由于遺忘了這樣的科學比較方法，凡是人們談論到新因素的時候，就指責為不重視甚至是在否定那些原來就有的固定因素，從而被林毅夫貼上休克療法、華盛頓共識或新自由主義的標簽。林毅夫之所以得不到這樣的結論就顯得一點不奇怪了。

2.討論問題不能在對方已經澄清后仍曲解他人的觀點。

在這方面，讓筆者感到十分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對方指出澄清后，林毅夫仍會曲解混淆他人的觀點，使得對方不得不停留在解釋說明、再被忽視、再解釋說明的循環中，使得討論無法深入和繼續下去。

比如，林毅夫將東歐等國休克療法式的“三化”與中國分階段漸進式“三化”改革總是混淆在一起進行比較批判，以此說明中國的“三化”改革不是導致中國改革或不改革差別巨大的科學原因，從而將贊成中國式的“三化”改革的人上綱上線到是在贊成休克療法，是新自由主義者。盡管包括張維迎、文貫中及筆者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反復澄清，指出了他這樣的混淆和曲解之處后，林毅夫仍是如此，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對張維迎的17個回應》中，仍是一如既往地采用這種不科學、混淆曲解的說法。

這樣的混淆，在林毅夫的文章和講話中比比皆是。比如，我已經在拙作《再論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與林毅夫教授再商榷》中特別指出，對提倡有限政府的人被認為是“不注重過程和手段，只注重目標，這完全是誤解”，“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要以目標代替過程，代替手段，也不是只強調目標不強調過程，不強調手段，而是強調經濟發展不能迷失市場化方向，強調要在市場導向的大前提下通過松綁放權改革，通過分階段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漸進式改革、增量改革，做加法的改革，通過一系列過渡性制度安排來逼近有限政府的國家治理目標”。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筆者怎么會傻到將目標和過程手段混為一談，或不講過程手段而使目標成為黃粱美夢般的目標呢?盡管反復澄清，但林毅夫仍在《我對張維迎的17個回應》中將提倡“三化”的人認作為是在贊成休克療法，認為是把“把目標當手段，忽視了問題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轉型中國家政府對市場有各種干預和扭曲，以為把這種扭曲取消掉，經濟就會發展好”。

如果討論、爭鳴老是這樣兜圈子，對增加共識有什么幫助呢?我在這里再次強調，希望林毅夫今后再談論問題時，應針對問題進行討論，別人已經澄清的看法，就不要再進行曲解或歪曲了。

3.討論問題的前提是概念和定義一定要明確，不能多變，否則會導致許多無謂的爭論。

從學術討論要有效和要有意義的角度看，首先需要做到的基本前提是：每人所給出的概念和定義一定要明確，否則會導致許多無謂的爭論。比如，林毅夫對有為政府的定義在不同場合會給出不同的定義。在和我的討論時是一個定義，而在這次和張維迎討論時，卻又給出另外一個定義。

不久前，在給我的回應文章《論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中，他修改了王勇允許政府事后亂為的可能性(好心辦錯事)的情況，排除了王勇的既允許有為政府事后亂為、同時又排除事后亂為的邏輯矛盾的情況，排除了事后亂為的可能性;但在這次和張維迎的討論中，卻又恢復成和王勇一樣的定義，允許事后亂為(好心辦壞事)。

怎么能這樣呢?討論問題的前提，就是首先要避免定義有模糊或不準確的地方，特別是不能根據對方辯論人不同、場景不同、對象不同而改變定義。概念、定義界定地模糊不清和游移不定，將使得基于概念和定義之上的理論框架及其政策建議缺乏一個穩固的基石，從而會出現邏輯不自洽的問題。

還有，不少人已經反復強調了，不反對在維護和提供公共服務、公共品方面政府要有為，但辯論起來林又以這些方面的理由去反駁對方，這樣的討論對解決問題、形成共識、讓討論深入下去能有幫助嗎?

4.林毅夫提倡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內在邏輯沖突，有為政府的提出是不重視現實的表現。

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之下，林毅夫教授是以一個“好心想干好事”的政府行為假設來提出產業政策建議的，同時他又指出按比較優勢發展有兩個前提：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但這兩個都是事后的概念，存在內在邏輯沖突，這是由于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為政府。必要條件都不滿足，有為政府怎么可能導致有效市場呢?必須指出，有限政府是有為政府的真子集，因而這兩個集合是不等的，有很大的差別，有限政府行為邊界是有限的，而有為政府卻是無界的。

林毅夫教授說自己注重實際和現實和手段，不少人也認為是如此，但在筆者看來，他給出的政策卻是恰恰相反，其事先事后的理想化處理及其附帶的政策建議是很危險的，是沒有注重實際的體現。而按照筆者定義，說一個人注重實際和現實手段、不是書呆子，是能將一件事情辦成，同時充分考慮風險、將風險控制到最小。但林毅夫教授的建議沒有太注重現實，若真的按照他的建議去做，恐怕會導致很大的現實問題和風險，進一步放大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造成極大的浪費。現實中也不乏這樣的例證。最近華為搶占5G時代先機的新聞就特別能說明問題，正如微信群的某個群友所說：“有為政府力推TD SCDMA作為國際3G標準，從基站建設到終端采購，投入的是可能達到萬億元的成本，結果呢?而崇尚市場和自由競爭的華為，沒有一分錢補貼，也搶占了5G標準先機?！?/p>

5.林毅夫給出的有為政府定義一味地排除了政府的無為，從而無法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導致市場另外一種形式的失靈，而有限政府不是要政府不有為、不作為，而是排除有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過位、過度有為。

林毅夫在《論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一文中對什么是有為政府給出了和王勇不同的定義，他寫道：“在中國的語文用法中，‘有為’是和‘無為’及‘亂為’對應的，只有一個行為主體所為的結果是好的，符合社會預期的，這樣的行為才是‘有為’?！?/p>

這個有為政府的定義雖然排除了政府事后亂為的可能，比筆者批評王勇既允許也排除政府事后亂為具有明顯矛盾的有為政府定義，有了改進和對有為政府的范疇有所退縮，但仍有兩大問題。一是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不會犯錯誤、天使般的有為政府存在;二是林毅夫以上的有為政府定義也是將“有為”與“無為”對立起來，互相排斥，對比他文章的題目，本來討論的是有為和有限，就知道他在文不對題、偷換概念。

如前所述，這種一味排除“無為”的有為政府使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倡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存在著內在不相容性，是自相矛盾的，并且使得林毅夫和王勇定義的有為政府的最大問題就是其邊界幾乎是無界的，同時又排除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該無為的至關重要性。

即使談政府的類型，我們知道在經濟學文獻中有許多種政府類型，如有最小政府(minimal government)、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戰略型政府(strategic government)、強力有的有限政府(strong but limited government)、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government)、企業家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等許多種混合型政府，但基本都屬于有限政府的范疇，都是為促進市場的效率，使之發揮更好的作用，而只有林毅夫及其學生現在所給出的有為政府的邊界是無界的。相較而言，有限政府的行為邊界更加清晰。政府的定位必須恰當，市場失靈時，如果政府仍然缺位，必然導致壞的市場經濟;同樣的，由于政府過位也可能導致市場失靈，市場不能發揮好的作用，也會導致壞的市場經濟，但關于這點談論得相對就少，特別是強調有為政府的學者一般不太談。

而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像林毅夫等人理解的那樣，不是要政府不作為，而是政府做它該做的事情，特別是在維護和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品方面，也就是多做讓經濟人在合法從事經濟活動時無后顧之憂的事情。還有一條標準也特別重要，就是政府發揮作用不能逆市場而動、逆市場化改革方向而動，盡量排除有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過位、過度有為，也就是有為政府在有限政府界定之外的那些方面不能過位，有限政府就是要讓市場資源在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為了讓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有為政府只能在有限政府界定之內的那些方面做到不缺位，即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讓市場有秩序和創造好的公平競爭、創新環境方面發揮好的作用，在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品(如公共衛生、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生態環境保護)、減少貧富差距上不缺位，發揮好的作用，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精神。

6.有限政府論在經濟體制轉型、結構變遷及市場失靈時發揮著不可或缺的指導性作用，而產業政策的采用應適度，慎用。

林毅夫在微信群中對有限政府的批評和對有為政府的贊揚是：“有限政府依據的是現有的、沒有結構的理論框架，強調在此框架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和邊界。有為政府的理論依據是在結構變遷中，除了包含有限政府在維護市場有效性的諸多功能和邊界外，還包含如何克服結構變遷中必然存在的市場失靈，以因勢利導結構變遷。”

林毅夫在上面這段話中，肯定了有限政府的基本作用，這非常好，但他又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認為有限政府所依據的理論無法分析在結構變遷中市場失靈會以何種形態、發生在何處，二是認為有限政府論一般反對政府采用產業政策。

筆者的回答是：首先，各個理論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各有各的功能，如基準指導作用或現實應用作用。有限政府論就是基準理論，是基準點和參照系，因而提供的是基準指導作用，給出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具體怎么做和接近這個目標，則需要根據一個國家和時點給出接近這個目標的各種改革措施和過渡性制度安排，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分階段改革歷程就是這么做的。怎么會說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沒有作用呢?所以，我們應該也必須要將有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建立有限政府的這一理性目標，和實現此目標的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現實過程的戰略戰術區分得清清楚楚，才可能明道優術。

第二點，正是因為在經濟發展中，特別是在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還沒有達到甚至還遠未接近有限政府的目標，現實中每個國家都會適當采用許多過渡性制度安排，特別是產業政策。但并不應過度采用產業政策。

我們之所以強調要讓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就是政府要盡量少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不能過位，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樣，政府就應該在有限政府界定的基本職能范疇內有為、補位，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而在政府職能之外的地方，則讓市場發揮作用，特別是在競爭行業方面，不應有為，更不應亂為，而應該是無為。司馬遷所謂“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講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7.討論中產業政策內涵的隨意變更，將會使得爭鳴無法對焦。

上面談到了產業政策作為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在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較大作用，應該給予肯定，但問題是不能過度。此外，討論問題時不能隨意變換內涵和任意調整外延。

在這次辯論中，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給出了一個特別寬的定義，認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促進某種產業的發展而有意識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然而，林毅夫在后面與張維迎的辯論中，又將政府提供軟硬基礎設施、政府支持基礎科研等也納入在產業政策組合中，這種隨意改變產業政策內涵和外延不確定的做法，混淆了通常的產業政策的范疇，從而將辯論的問題攪混。林毅夫這種隨意改變定義的做法在他的辯論中到處可見，使得弄清問題的實質性爭鳴無法進行下去。

相較而言，張維迎產業政策的定義非常明確，更加抓住了產業政策的本質。在張維迎看來，產業政策是“政府對私人生產的歧視性對待和選擇性干預”。我非常贊同這個對產業政策的定義，講產業政策的問題一定要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國家安全、基礎研究這樣沒有異議的問題排除出去。所以，定義一定要界定清楚，才對我們聚焦政策政策利與弊的討論有利，對避免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有利，否則將是否支持產業政策上綱上線到是否注重民生、支持國家安全這樣大是大非的政治高度，誰還敢講話?

從中國的經驗看，在早期的計劃經濟破冰時期，作為增量改革的配套，確實需要一定的選擇性、傾斜性產業政策，諸如林毅夫列舉的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等所得稅收優惠、補貼等大致可歸入此類。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民營經濟的逐步壯大，這類過渡性的政策安排對于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會形成巨大的障礙。至于林毅夫所列舉的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如美國對于基礎科研的資助，這顯然不應被納入產業政策的范疇。

8.是市場化制度性改革，而不是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起到關鍵作用。

如果說產業政策對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過程中是一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對于一個像中國這樣既是發展中國家、更是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則更重要的不是產業政策，而是制度性的改革配以適當的政策包括產業政策。因為僅僅靠政策是治標不治本的，而市場化制度性改革才是標本兼治、至關重要。所以，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成長、成熟，經濟增長要實現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轉變，失敗率較大的傾斜扶持性產業政策要少用、慎用，競爭性的市場環境變得越來越重要。

春江水暖鴨先知，企業對于公平市場環境的呼吁已經日益高漲。2014年7月14日，珠海格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在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就曾直言，“我們不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自己就可以做好。”顯然，這里的產業政策意涵與張維迎的定義更加接近。

但林毅夫等人將產業政策擺到了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并將其所提出的所謂“兩軌六步法”當作是政府成功干預經濟的操作指南，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的應用。林毅夫認為，“尋找特定的產業，讓一國可以采用遵循比較優勢的方法來進行技術和產業的升級，這是保證經濟快速和可持續增長的關鍵之所在”。

這一句沒有明確主語是誰，也就是誰去“尋找特定的產業”，從上下文以及政府作為產業政策的制定主體的角度來看，顯然默認主體是政府去選定企業。但是，這個觀點是大錯特錯的，政府只能提供創新的環境，而不是指定由哪個企業來創新，從而通過補助和扶持這種類似于壟斷的去選擇這個企業，這么做一定是不利于創新的(我講的不是基礎研究)。這也構成了其六步法的第一步，如同張維迎指出的，第一步錯了，后面步步皆錯。

政府的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有那么關鍵嗎?筆者當然不認為是這樣。盡管產業政策的作用不可忽視，但它不是橫向的，而是縱向的，因而作用有限，不能帶來全局性的改變。而能帶來格局性改變和長遠發展靠的是制度，只有好的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才是最關鍵、最根本的。這些在我這次和林毅夫教授爭鳴的幾篇文章中有許多論述，在此就不展開了?？偟恼f來，在經濟發展中，政府因勢利導的產業政策的作用值得肯定，但不應夸大，關鍵還是靠制度。

9.過多產業政策會帶來產能過剩、庫存過多的資源錯配及貪污腐敗。

政府是由一個個自利的個人組成的，他們有各自的私利訴求，因而會出現尋租行為。無論是產業政策的實施，還是其他公共服務職能的實現，都需要充分考慮政府官員的個人目標，使之兼容于國家和社會的目標，減少尋租的空間和土壤。

林毅夫教授將之簡化為得到升遷和青史留名，問題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官員同樣也有這樣的個人目標，為什么卻沒有很好地實現激勵相容，使得他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同時實現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帶來國家的進步、發展和繁榮呢?根本原因就是基本的制度環境決定了這種激勵相容機制的不存在。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種激勵相容性，其根源就是對于市場化制度平穩轉型的堅持，使得各方利益包括官員自身利益兼容于國家發展進步的大目標之下。也就是筆者在此前一系列商榷文章中提及的堅定不移地走經濟自主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改革道路。如果制度環境不隨之完善，過多地運用產業政策、過多地依靠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就會帶來一系列扭曲問題，導致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叢生，走向政策目標的反面或走彎路。

盡管產業政策是一種垂直性的政策，它影響的領域相對會比較窄，但往往造成行業性的產能過剩，庫存過度，同時官員貪污腐敗現象嚴重。只有減少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大量過位，才能從根源上大幅減少腐敗。山西省關于煤炭行業的產業政策不可謂不多，但這也帶來了政府部門的吃拿卡要現象特別多，包括地市級領導向企業要干股錢，營商環境嚴重惡化。

10.產業政策要有度，同時要對各種所有制放開。

林毅夫在辯論中也提到了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對于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保護補貼會帶來前述的后果。整體上，靠產業政策、政府直接干預來試圖糾正市場失靈，往往由于信息和激勵的問題，效果非常有限，不會比通過制度安排的激勵機制設計的間接方式更為有效。并且，中國的產業政策事實上基本就是扶持國企，不像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持的是民企，這也說明了，即使要用產業政策，也應該是扶持民企或者是對所有所有制企業要平等對待。

所以，產業政策一方面要有度，比如對戰略新興產業應該進行扶持，而不是鼓勵大量的產業政策;另一方面要對各類所有制企業放開，特別是對民營企業，它們更能把握市場及其先機，更能承受風險，也就是說市場和企業比政府更有這方面的優勢。至少對中國來說，許多行業的發展，比如互聯網及其互聯網金融中阿里巴巴、騰訊這樣的具有世界級競爭能力的企業，以及華為所引領的行業，都不是靠產業政策涌現出來的。此外，即使涉及到公共品的提供，包括軍工行業，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不少也是民營企業通過公開競標政府的外包合同而提供的。

二、張維迎的對與錯

張維迎教授在這次辯論中，無論是思想性、方向性、邏輯性、嚴謹性都大大好于林毅夫教授。關于改革的成功經驗和未來方向，張維迎教授的方向感是很明確的，就是發揮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過程中的企業家作用，當然他以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將企業家的作用絕對化也值得商榷。

然而，討論政策問題不僅要明道、有思想性，也要有優術，要有學術性，否則一樣會導致許多問題，因此不能一味崇尚思想性而否定學術性。在筆者看來，一味否定學術性的人，大多不會有多深刻的思想性。如果你讀那些開創嚴謹經濟理論者的原著或原文，這些人往往有非常深邃的思想性(沒有深邃的思想性，是不會開創出來源于現實的那些抽象嚴謹理論的)。我在這里主要討論的是張維迎在學術性、嚴謹性方面的欠缺，對現代經濟學的一些誤解。如不指出，對經濟學教育的負面作用不小，非常不利于學生學好現代經濟學，會造成學生不注重學術的惡果。我對張維迎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四點不同看法：

1.將新古典經濟學作為基準理論沒有錯，是張維迎對其作用的理解有錯。

盡管張維迎說了新古典經濟學仍然是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但完全否定了新古典的指導作用。其實，像物理學中有基準理論和相對實用理論一樣，經濟學理論也分為基準理論和相對實用理論，它們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相對理想狀態下的基準理論是基石，相對實用理論是建立在基準理論之上更為接近現實的理論。

就像物理學中牛頓三定律是經典力學中所有理論的基石一樣，新古典經濟理論是現代經濟學所有相對實用理論的基石。如果一味否定這樣的基石理論，就會否定現代經濟學的嚴謹性和學術性，并且容易使得沒有經濟學基礎的或初涉經濟學學習的人，忽視經濟學基礎理論學習的必要性。

再之，任何一個理論、任何一個結論、任何一個論斷，都是相對而言的，否則無從進行分析和評價。如同物理學中有摩擦的世界是相對無摩擦世界而言的，信息不對稱是相對信息對稱而言的，壟斷是相對競爭而言的，技術進步、制度變遷是相對技術、制度固化而言的，因而我們必需首先發展出相對理想情形下的基準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的基準理論，有了理想狀態作為基準點，就為更好分析非理想的現實經濟提供了參照系。

如我在《高級微觀經濟學》所指出的那樣，不要小看甚至誤解或否認這種基準理論的極端重要性，它們是不可忽視、不可或缺的，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性。

一是盡管這些理論結果在現實中無法實現，但它提供了改進的方向和目標，可以促進現實向理想狀態不斷逼近，也就是所謂的在現實中做任何事情，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基準理論為判斷是否更好、方向是否正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標準。二是它也為發展出更為接近現實的另外一類理論奠定了必要基礎，否則無從發展。

所以，盡管我相信新古典作為基準理論的明道作用，而張維迎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按照他的話說，是兩種不同的范式，但我不是像張維迎一樣也得出了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性了嗎?

此外，關于將競爭和壟斷對立起來、而否定競爭的觀點，是大有問題和非常錯誤的，它們一個是從市場效率而言，一個是從企業激勵創新而言，而形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們都能發揮作用才行。

如筆者在剛出版的《高級微觀經濟學》關于現代經濟學的本質的第一章所提到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是從市場和社會的角度嚴格地證明了亞當·斯密看不見手的論斷，競爭自由市場制度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最優性、唯一性、公正性以及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性。而熊彼特則是從競爭和壟斷的動態博弈過程所導致的創新驅動角度，論述了市場機制的最優性。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告訴我們，有價值的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市場、新供應來源、新組合形式的競爭，從而市場經濟保持長期活力的根本就在于創新和創造，這源于企業家精神，源于企業家不斷地、富于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也就是他所說的“創造性破壞”。

其實，競爭和壟斷就像供給和需求，通過市場的力量，它們可以形成令人驚嘆不止的對立統一，從而顯示了市場制度的優美和巨大威力。沒有競爭，就像壟斷的國有企業，它不可能有動力去創新。由于企業利潤會隨著競爭程度的增加而減少，私有、民營企業由于逐利的動機，往往會有很大動力不斷進行創新、研發新產品，將新產品的價格定在競爭均衡價格之上，而獲得高利潤。但同行業的其他企業很快會開發出類似產品來分享利潤。這種市場競爭導致企業利潤下降，從而迫使企業不得不繼續創新，即：競爭、創新、壟斷、競爭這樣一種反復動態循環。市場競爭趨向均衡，而創新卻打破均衡，市場不斷地進行這樣的博弈，就會激勵企業不斷追求創新。通過這種博弈過程，市場經濟保持長期活力，使社會福利增加和經濟發展，從而顯示了市場制度的優美和巨大威力。怎么能將競爭和壟斷、市場和企業人這樣的互動關系人為地分割開來，說出否定競爭這樣沒有邏輯的論斷呢?

2.市場失靈在現代經濟學中有它準確的定義，不能詭辯和任意解釋，造成不必要的爭論。

市場失靈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術語已經成為共識性語言，有精確定義，其主要表達的是當一些條件得不到滿足(如信息不對稱、存在外部性等)時，單靠市場機制會出現資源配置效率缺損，這是相對于理想狀態而言的。在現代經濟學中，市場失靈的準確定義是，它導致帕累托無效配置，而不是像張維迎理解的其他內涵。任何其他市場失靈的定義，就像將筆者此田國強和其他田國強不能混淆一樣，學界定義的市場失靈和張維迎所給出的市場失靈定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就失去了討論問題的共同語言，會造成不必要的爭論。所以，這種改變其定義、然后再對其進行批評，是一種詭辯術，不是學術討論。

通常經濟學中標準的市場失靈有其自己的定義。市場確實存在諸如信息不對稱等失靈的時候，導致無法實現帕累托有效配置。但改進信息，誘導經濟人真實顯示信息，就能夠有帕累托改進，提高了接近效率，這不正好指明了改進或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嗎?為什么要去批評和否定它呢?并且，如果認為市場本身不會失靈，是市場理論失靈，所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完全否認制度設計的必要性，仿佛單靠市場就可以搞定一切。所有的制度真的都是演化的而不是設計的?改革開放之初的包產到戶如果得不到政府將此作為制度安排確定下來，有現在的局面嗎?

3.改變外部性的定義以此否定外部性的存在，也是張維迎偷換概念的同樣詭辯手法。

像通過改變市場失靈的定義從而否定市場失靈一樣，張維迎也是通過改變外部性的定義從而否定外部性的存在。

大家都知道，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中，外部性指的是經濟中某些個體的經濟活動(生產活動或消費活動)會影響其他個體的效用或生產水平，進而影響到他們的經濟活動。在外部性的這個標準的定義中，是不涉及到價格的，從而并不是用物品外部性價格是否為零來定義外部性的存在，但張維迎卻由于某些物品外部性物品的價格為零而否定外部性存在。

如果按照張維迎的這個定義，我們是不是由于新鮮空氣充分多、使之價格為零，就否定新鮮空氣的存在呢?張維迎為了說明外部性不存在，經常拿看美女不花錢而否定外部性存在，實際上這個反例大有問題。如果要看到真正的美女，比如電影中的大美女、模特中的美女，都是要花錢的。再者，北京的霧霾經常發作，有專家論證，說讓北京人壽命要減少3~5年，這難道還不是外部性?清除霧霾難道不需要成本或代價?市場不會失靈?如政府不管，企業和消費者會主動去解決嗎?并且，為了否定外部性，在張維迎的詭辯中將外部性概念泛化了，所有經濟活動在他眼里都有外部性，好像外部性真的沒有自己的定義和范疇一樣。這樣的詭辯有利于討論問題嗎?在我看來，只能造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應。

4.認為經濟人和政府總是無恥的論斷，是謬誤。

筆者一直認為，張維迎語言表達能力很強，經濟學直覺很好，所用的一些概括很容易讓人印象深刻，但是一些語言已經不是經濟學語言。如以無知來形容人的認知能力有限可以，但用無恥來形容人的自利本性則大有失偏頗。自利的個人并不是可恥的，它是現實經濟發展、社會前進的動力。的確，人的利己無所謂好壞善惡之說，關鍵在于用什么制度向什么方向引導。不同的制度安排將導致人們不同的激勵反應和不同的權衡取舍，從而可能導致非常不同的結果，這正如鄧小平深刻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奔顧C制的設計就是要使得自利的個人，在追求自身的目標的過程中實現整體的目標，實現激勵相容。

三、林毅夫與張維迎誰更錯

自亞當·斯密以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從來就是在爭論中不斷取得進步的，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也伴隨著多次思想交鋒和理論爭鳴，這對促進經濟學術發展和思想啟蒙都是好事。此次由張林而起的辯論也是如此。它涉及到了中國的未來政府職能定位的走向和經濟是否能長久發展。其實，對產業政策的辯論并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之爭，而是政府職能的改革是否要從全能型的發展型有為政府轉向維護服務型有限政府這一重大問題的爭鋒。

從上面的討論中可以得出結論，與張維迎相比，林毅夫的問題更是方向性的(但張維迎的觀點對經濟學教育的負面影響更大)。其實，林毅夫在一些學術文章中也不是一元論，也比較重視市場的作用，但是為什么會出現他在辯論的開頭就提出的大眾傳播中對他有卡通化、刻板化的現象呢?恐怕與他不太注重和強調改革的大方向、不太談改革有關，再加上學術方面的不嚴謹，且辯論的方式有問題(往往根據對方辯論人不同、場景不同、對象不同而隨意改變定義)。定義是討論問題的起點，最忌諱有模糊或不準確的地方。

林毅夫埋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媒體報道中遭到形象扭曲，其實這跟他的學說的不成熟有很大關系。如果從“道、勢、術、時”來看，問題就很明顯。

首先，沒有明道，中國經濟可持續長期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國家治理的改革要首先明確強調?？墒侨缜八觯静惶?。其次，勢的方面，產業政策如做對了，是可以樹勢的。我們不是一味地反對產業政策，特別在中國從要素驅動到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轉型方面，對已經在其他許多國家被證明有成效的產業政策，政府需要去做，但問題是不能過度，以為任何產業政策都是有為的。這樣做，弄得不好，不僅沒有樹勢，反而是去勢。術的方面，不要錯誤地以為只要有作用就是好的術，還要看是最佳或次佳結果，也就是必須要優術。最后，當然是如何對待時機的問題。中國正處在深化改革、問題和成就兩頭冒尖的關鍵時刻，改革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我們要抓緊時間進行改革。

一方面林毅夫的學術論著和學術文章是兩段論，既談市場的作用，也談改革，盡管對改革談的不是很多，著重談的卻是政府要有為;但另一方面，他面對媒體和領導及在公共場合卻沒有全面準確介紹自己學術觀點的兩段論，而只是關于政府要有為的第二段論，這樣容易極度誤導非學術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和大眾(并且被誤解后，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是媒體小編的問題)。這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學者的態度，因為任何一個經濟學理論都有其邊界條件，需要充分注意其結論成立的前提條件，不能夸大其作用。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一旦盲目運用，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所以，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經濟學家要有社會責任感，建言時一定要嚴謹再嚴謹，嚴肅再嚴肅。這是我對林毅夫教授感到最遺憾之處，也最想直言批評的地方。(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