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慶節前的最后一個交易日，A股市場迎來了一波漲停潮，國慶長假后市場如何演繹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

有網友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如果你正持有a股的股票，或者打算最近上車，那么我極其建議你讀一下索羅斯寫的《金融煉金術》的第一章，最好在這個國慶假期結束前就讀完，可以直接下載電子書看，如果你真的讀懂了，這波行情你會知道該怎么做的，讀不懂就再讀幾次。為什么這么建議，因為這一章幾乎完整的給你解釋了現在a股這個行情的起因，這個行情興衰更替的節點。

那么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看看這本書的第一章，到底講了些什么。

《金融煉金術》第一章 反身性理論

反均衡

經濟理論致力于研究均衡點。均衡概念是非常有用的，它容許我們將注意力集中于最終的結果而不必考慮形成這一結果的過程。但同時這也是一個很迷惑人的概念，頗有經驗主義的氣味。既然經過調整過程可以實現均衡，則該均衡點必定是以某種形式可觀察到的。真實情況卻并非如此，現實生活中幾乎看不到均衡——市場價格的靈活易變是盡人皆知的，所觀察到的過程只不過被人為地設定為趨于均衡，可為什么永遠也達不到均衡呢？不錯，市場參與者必須順應市場價格，可他們所順應的也許是一個不斷游移的目標，這樣一來，根本就談不到什么順應，而經濟學的所謂均衡也只不過是天方夜譚。

均衡觀念是公理系統的產物。經濟理論的結構類似于邏輯學或數學，它建立在某些公設的基礎之上，所有的結論都經過邏輯推理以公設為前提推導而來。均衡的非現實性無損于邏輯結構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將假設的均衡看成現實的模型就會出現嚴重的失真，正如應用歐氏幾何描述三角形內角之和不等于180度的空間時將會發生的情形。

公理化方法的最高成就是充分競爭理論。盡管這一理論已經有200年的歷史，但至今未被超越，只是分析的方法做了改進。該理論堅信，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無節制地追求私利將自然地導致資源的最佳分配。每一個公司都在邊際成本等于市場價格的水平上進行生產，并且每一個消費者都購買其邊際“效用”等于市場價格的總商品量，這時就達到了均衡點。分析表明，在供給和需求任何一方的力量都無法左右市場價格的前提下，均衡點將令所有參與者的利益達到最大值。正是這條論證充任了19世紀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理論基礎，它也是時下“市場魔術”崇拜的理論根據。

讓我們考查一下充分競爭理論的主要假設。業經清晰表述的假設包括：完備的知識；同質而可分的產品，足夠數量的參與者以使任何單獨的參與者都無法左右市場價格。

完備知識的假設是令人懷疑的，如果認識的對象中包含有主體的參與，這種認識就不可能稱為知識。我在做學生時就覺得這一假設尤其難以接受，我毫不懷疑古典經濟學家正是在我認為無法接受的含義下使用這個假設的，因為19世紀的思想家們并未像我們今天這樣意識到人類知識的局限性。當認識問題開始揭示出來以后，這種理論的倡導者們轉而使用一個更有節制的字眼：信息。完備的信息成為這一假設的當代表述。

遺憾的是，這個假設并不足以撐起整個理論結構，為了彌補其不足之處，當代經濟學家們求助于一種巧妙的手法：堅持主張需求和供給曲線應當看作是既定的。這不是一個公設，相反，他們將自己的主張隱藏于方法論背景之中，他們爭辯道，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供求關系而不是供或求的任何一個單獨的方面，需求可能是一個更適合心理學家的課題，供給可能是工程師或管理科學家的領域，兩者均在經濟學的視野之外，所以必須把此兩者看作是既定的。

然而，也許我們應該停下來問一下，供給和需求的條件是獨立地給定的，這究竟是指什么？或者，我們可以追問，這些曲線是從哪里來的呢？顯然，在這里已經出現了一個附加的假設，這一假設給自己安上了方法論的面具，似乎只是一種研究手段上的權宜之計，它假設參與者可以根據其偏好在待選項之間作出抉擇。不言而喻的假設是參與者對自己的偏好和待選的對象皆了然于心。

我認為，這個假設是站不住腳的。供給和需求曲線的形狀不能看作是獨立給定的，因為它們二者都體現了參與者的預期，而供求形勢的變化又取決于參與者自身的預期。

預期的作用在金融市場中表現最明顯。買賣決策依據對將來價格的預期，而將來的價格又反過來受制于當前的買賣決策。在這里，將供給與需求看成是由獨立于市場參與者預期的外部力量所決定的看法，無異于盲人指路。在商品市場中，這一作用不很明顯。在那里，供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生產，需求則決定于消費，而決定生產和消費總量的價格則不一定是當前的價格。相反，市場參與者更像是受到未來價格的引導，要么是遠期市場的價格，要么是他們自己的預期價格。無論如何，談論獨立給定的供求曲線都是不適當的，因為這兩個曲線都體現了參與者對未來價格的期望。

市場事件可能影響需求和供給曲線的形狀，這一思想被古典經濟學派視為異端。古典經濟學認為，需求和供給曲線決定了市場價格，假如它們本身受到市場的影響，價格將不再是惟一決定的了，價格波動，而不是均衡，將成為常見的現象。這太糟糕了，經濟理論的一切結論都將因此而同現實世界脫鉤。

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經濟學家引入了將供求曲線視為獨立給定的方法論手段，然而用方法論的手段來粉飾一個經不起推敲的假設，這未免不夠光明正大。為確保公理化體系的完整性，經濟理論的假設應當給出確切的說明。也許，我們將發現經濟理論同現實世界的相關性未必勝于非歐幾何，但至少可以由此知道自己的立足點。真實的情況是，我們被方法論的詭計蒙騙了，教科書中宣講供、求曲線，仿佛它們具備來自經驗的證據，但獨立給定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卻明顯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持。在價格持續變化的市場中，交易人士都清楚參與者會受到市場行情的極大影響，上漲的價格常常吸引更多的買主，反之亦然。假如供、求曲線獨立于市場價格，自我增強的趨勢怎么能夠堅持下去呢？然而，即使是對商品、股票和外匯市場的粗略的一瞥，也足以確認這種趨勢是普遍的而非例外。

充分競爭理論還可以為自己辯解，指出我們在商品和金融市場中觀察到的趨勢僅僅是暫時的偏離，它終究將為供求的“基本”力量所消除。值得注意的是充分競爭理論并沒有限定調整的途徑，它所分析的只是全部調整發生后的情況。這一辯解的弱點在于：所謂糾正“投機”過度的“基本”力量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另一種情形，即投機行為改變了假設的供求的基本條件，倒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

在通常情況下，投機價格的上漲產生兩個方向相反的結果，供給增加而需求減少，暫時的失衡隨著時間的流逝得到糾正。但也有例外，在外匯交易中，由于對國內價格水平的沖擊，一次持續的價格變動可能會產生自我加強的效果。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股票市場里，股票的市場表現會對處于困境的公司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在考查最近的國際貸款史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過度負債先是增強了債務國的以負債率來衡量的借款能力，可是，當銀行要求還貸時，債務國的清償能力卻突然消失了。一般地說，信貸的擴張和收縮可以影響債務方的償付能力和意愿。

這些例外說明了什么？是證實了這個規律還是使公認理論的修改成為必要？答案取決于它們的發生頻率和嚴重性。如果這里所談論的是一個孤立的案例，我們可以將它看成是（需要克服的理論）佯謬，但如果意外事件一個接著一個，那么值得懷疑的就是理論本身了。

我堅信，這種佯謬在所有發揮著貼現未來的功能的金融市場中都是很典型的。應該特別注意的有股票市場、外匯市場、銀行業以及所有類型的信貸，微觀經濟理論也許可以繼續對此視而不見，因為存在著只是偶然發生或根本不發生這種佯謬的廣泛的經濟領域，但是，如果不考慮這種現象，就不可能指望理解宏觀經濟的發展。一個盛行浮動匯率和大規模資本運動的古典經濟學定義的“規范”的因果模式似乎顛倒了，市場發展駕馭供求條件的變化，而不是相反。

調整過程未能導致均衡，如何看待作出這一結論的經濟理論呢？回答是，它們的推導仍然是有效的，只是脫離了與現實世界的聯系。理解現實世界的要求將迫使人們的視線從臆測的最終結果（均衡）上移開，轉向周圍生動的、真實的經濟變化。

這就要求我們的思維有一個根本的轉變。理解變化的過程比掌握靜態的均衡要困難得多，我們將不得不修正許多有關人類認識能力的先入之見，并滿足于遠遜于傳統經濟學的理論明晰度。

不完備的理解

從實際過程而不是從臆想的均衡出發，我們將發現一些尚未獲得應有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參與者將他們的決策建立在對所參與情境的不完備理解之上。有兩組相關的問題應予考慮，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和社會科學家的不完備理解，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將二者混淆起來。

在這一節中我將試著解釋參與者的理解所固有的不完備性，在下一節中我將考察由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所引起的對社會科學的詰難。

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本身就是一個難以定義的概念，而更大的困難則是如何應用。我試圖將參與者和自然科學家各自的處境作一比較，以期有所澄清（之所以選擇自然科學家，是因為社會科學家們還要面對由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而引起的特殊問題，這些問題將在下一節中討論）。比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標準，據此則參與者的見解可以被稱為是不完備的。令人感到棘手的是，自然科學家的理解也是不完備的，甚至遠不是完備的。正如卡爾·波普爾所證明的①，完備知識的不可企及乃是科學方法的首要原理，科學家們的工作就是不斷檢驗似真的假說并提出新的假說，如果不是將所有結論看作暫時的和可改善的，自然科學就不可能達到目前的發展水平，也不可能再取得進步。盡管自然科學理論本身遠非完善，然而由自然科學家所提供的知識形態卻構成了一個標準，據此可以判定參與者的理解是不完備的。

自然科學家的優勢在于，同他們打交道的是獨立于人的意識的自然現象。自然現象屬于一個世界，科學家的陳述屬于另一個世界，因此，自然現象可以充當獨立的客觀標準，科學則賴此判斷其陳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與事實一致的陳述就是真的，不一致的就是假的，只有確立了同事實的這種一致性，科學家們的理解才能成為知識。我們不必深究妨礙建立這種一致性的各種困難，重要的是科學家擁有一個可供使用的客觀標準。

與此適成對照的是，參與者的思維對象卻不是獨立地給定的，它依其本人的決策而定。作為確定參與者觀點的真實性或有效性的標準，它還不夠格，但它又卻確實提供了某種標準，一些期望為后來的事件所確認，另一些則沒有。可是確認過程留有遺憾，人們永遠也無法肯定，究竟是預期與后來的事件相一致，還是后來的事件順應了預期？在此自然科學所強調的思想與事件之間的分離蕩然無存了。

思維發揮了雙重功能，一方面，參與者試圖理解他們所參與的情境；另一方面，他們的見解又作為決策的基礎影響著事件的進程。這兩個功能相互干擾，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法獲得單獨作用時的效果，假如事件的過程獨立于參與者的決策，參與者的見解就能夠相當于自然科學家的見解，假如參與者的決策能夠擁有哪怕是權宜之計的知識基礎，則行為的結果也可能會更加符合他們的意圖，然而事實是無法改變的，參與者所依據的是不完備的理解，而事件過程則刻上了這種不完備性的印記。

自然科學中也可能出現研究對象與思維活動缺乏分隔的問題，但在形式上要和緩得多。最著名的例子是在量子物理學中，觀察行為干擾了觀察對象，由此引出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這一原理在實際上設置了科學家獲得知識的能力的限度。但在自然科學中這類問題只在極限情況下發生，而對參與者來說這種情形卻處于他的思維中心。首先，科學家謹慎地力圖不擾動他的研究對象，而參與者的首要目的卻是按照能夠令自己滿意的方式來塑造所參與的情境。更重要的是，在量子物理學中干預研究對象的僅僅是觀察行為，而不是有關測不準原理的理論意識。可是就參與者的思維而言，他們自己的思想形成了與之相關的對象的一部分。自然科學的積極成就局限于那些能夠將思維與事件進行有效分離的領域中，當事件中包含思維參與者時，這個領域就急劇收縮甚至化為烏有。

社會科學問題

下面考察的是社會科學問題。同樣，思考的問題包括兩個不同的方面，一個同研究對象相關，另一個與觀察者有關。

科學方法適用于事實的研究，但是，正如我們所發現的，包含思維參與者的事件顯然不僅僅由事實組成。參與者的思維介入了因果作用的過程，不可能再簡單地將后者視為獨立于事實并且可以同事實取得一致的客觀的事件序列。參與者所面對的情境受到其本身的決策活動的影響，他們的思維構成了這類情境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不論我們將其視為一種特殊的事實還是某種不同于事實的東西，參與者的思維畢竟引入了不確定的因素，這種因素在自然科學中是見不到的。當然，參與者的思維所引入的不確定性同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似，但我們在后文中將會看到，這種簡單類比是致人迷誤的。

先看科學觀察者的作用，當研究對象本身不包含任何陳述、觀察或任何形式的思想時，保持科學研究所要求的事實與陳述之間的分離會容易得多。

社會科學最為人詬病的弱點集中在問題的第二個方面。諸如“自我實現的預言”或“先天不足的試驗”之類的批判很普遍，只不過陷入尷尬處境的往往是那些指望成為科學家的人。參與者思維活動的自我影響的特性造成了我所述及的不確定（或無法確定的）因素。同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相比，科學觀察的困難可謂小巫見大巫了。即使所有和觀察者有關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不確定仍無法消除，因為觀察者的困難直接歸因于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這樣，社會科學問題就不僅是方法論的而且也是研究對象所固有的。

對科學觀察者因素的過分強調，也許是由于對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的錯誤類比所致。我并不精通量子物理學，不過就我所知，這個原理堅持量子粒子的質量和速度不可能同時得到精確的測量，其原因在于測量行為干擾了測量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因素是由外部觀察者引入的（關于量子微粒的行為是否具有內在的隨機性則是另一個問題）。測不準原理同社會科學的類比是致人迷誤的，因為在后一種情境中，不確定性（不可確定性）是由參與者引起的，除非量子微粒的行為同思維參與者一樣，這個類比才能成立。

今后我將根據適當的次序修正自己的討論，著重于討論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而將科學家們對研究對象的影響置于次要地位。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這一結論尚未得到公認。相反，卡爾·波普爾闡述了所謂的“科學統一性原則”，也就是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適用同樣的方法和標準，這當然損害了我對他的欽佩感。這一觀點雖未得到公認，但也未見到徹底的批判，在此，我將勉力一試。

為評價由思維參與者所引起的問題，應該更仔細地考察一下科學方法的運作方式，為此，我求助于卡爾·波普爾的科學方法圖式，其術語表述為“演繹法則”或“D－N”模型。像任何一個模型一樣，它也是對更為復雜的現實情況的簡化的、理想化的譯本，但這種簡單優雅在形式上非常適合我的需要。

這個模型中包含三類陳述：特殊的初始態，特殊的最終態和普遍有效的概括。把一組概括同已知的初始態結合起來就得到了預言，同已知的最終態結合起來就得到了解釋，把已知的初始態和已知的最終態相匹配就起到了檢驗所涉及到的普遍概括的作用?？梢园l現，在預言和解釋之間存在著一種對稱，它們在邏輯上是可逆的。而檢驗則不同，因為無論多少數量的檢驗也不能證明一個普遍有效的概括?？茖W理論只能被證偽而絕不可能證實。證實與證偽間的不對稱，和預言與解釋之間的對稱是波普爾圖式的兩個決定性的特征。

該模型依賴于一組前提條件，其中一個基本的條件是，陳述的對象是獨立于有關的陳述的，只有這樣，才能夠提供一個判斷與此相關的陳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獨立標準。其他基本要求包括初始態和最終態應該由經得起科學觀察檢驗的事實所組成，以及概括應當具備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說，只要再現一組給定的狀態，就必定和以往一樣有相同的一組狀態緊隨其后或先期發生?？梢?，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不僅定義了科學規律的本質，也規定了所涉及的初始狀態和最終狀態。然而這一特征在有思維參與者介入的情境中卻難以得到滿足。

科學觀察應該包括哪些要素，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此我們不必深究。顯然，個別科學家的孤立觀察是得不到認可的。確認事實與陳述之間的一致極其困難，正因為如此，科學才是集體的事業，其中每個科學家的工作都必須接受其他成員的約束和批判。

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約束是約定俗成的，這些約束既沒有清楚的定義也不是永遠不變的，它們的權威來自于能夠產生所需要的結果，時常會有個別科學家不堪忍受這些極為繁難的約束，試圖走捷徑。僅僅因為這些捷徑沒有一條能夠走得遠，科學方法的約束才可能繼續保持其權威。

在觀察者企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研究對象的案例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將一般金屬轉化為金子的嘗試了。煉金術士們為此作出了長期的艱苦的努力，結果卻是白費心機，不得不放棄他們的雄心。失敗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般金屬的變化受普遍有效的規律的支配，不可能為任何陳述、咒符或者儀式所動搖。

人類行為也許有所不同。它們服從可以根據D－N模型來表述的普遍有效性嗎？當然，人類行為中的許多方面，包括從生存到死亡的變遷以及中間的任何狀態都可以看成同其他自然現象一樣，可是，在人類的行為表現中，有一個方面似乎顯示出不同于那些構成了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現象的特征：決策的過程。決策是以對情境的不完備的理解為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設想由普遍有效規律所聯系的初始態和最終態呢？參與者的思維是應當包含于這些狀態之中，還是應當排除在外呢？如果包含其中，這些狀態就無法適用科學觀察，因為所觀察到的只能是參與者的思維效應，而不是過程本身；如果排除思維且只承認它的效應作為證據，就會破壞科學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因為并非每一次都必然在給定的一組狀態之前或之后出現可重復的一組狀態，即參與者的思維介入事件的發生過程和次序，但在參與者的思維和所發生的事件過程之間卻缺乏對應。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D-N 模型都將落空。

這當然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但無疑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打擊。這種方法一直相當成功，我們甚至難以相信竟然會有一個廣大而重要的領域置身于它的研究范圍之外。自然科學也遇到了形如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的局限，但這些局限的揭示是在取得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成就之后才作出的——測不準原理本身就是自然科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在社會科學中我們甚至在起步時就遇到了麻煩，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與D-N模型格格不入。

這個結論的破壞力太大了，人們盡了一切努力來逃避它，要回顧各式各樣的嘗試將占用一整本書的篇幅——而且一定是十分有趣的，我將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經濟理論方面。為逃避與不完備的理解有關的難題，學者們做了各種嘗試。經濟學理論可以說是其中最巧妙的一種，并且從某些方面來看也是效果最好的，它建立了一套假說體系，其中參與者的決策完全取決于有效的信息，從而排除了這一難題。這一處理產生了滿足D-N模型某些要求的結論，例如，充分競爭理論有資格成為普遍有效的，并且——至少在原則上——它能以同等效力來解釋和預言經濟事實，不過這種理論在訴諸檢驗時卻失敗了，令人懷疑假設與現實之間的關聯。

為了維護科學方法的統一，社會科學家們作出了各種嘗試，可是至今成效甚微，他們的努力所產生的不過是對自然科學的拙劣模仿，在一定的意義上，把自然科學的方法強加于社會現象研究的企圖可比作試圖把魔術方法應用于自然科學領域的煉金術，只是煉金術早已身敗名裂，社會科學家們卻成功地對其研究對象施加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在涉及有思維參與者介入的情境時，人們對自然科學方法常常具有免疫力，卻極易受到煉金術的感染，參與者的思想，正因為不受現實支配，反而很容易為形形色色的理論所左右。在自然現象領域中，科學方法只有當其理論證據確鑿時才是有效的；而在社會、政治、經濟事務中，理論即使沒有確鑿的證據也可以是有效的。煉金術作為自然科學失敗了，社會科學作為煉金術倒有可能取得成功。

這引起了我們對科學家與其研究對象之間關系的興趣。前面已經提到，D-N 模型要求科學陳述和觀察同研究對象嚴格分離，只有這樣研究對象才發揮其功能，成為判斷科學陳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客觀標準，科學方法的約定的意義也就在于此。

在自然科學中，約定是有效的，因為科學家的思維在實質上同其研究對象是分隔的。科學家只能通過其行為——而不是思想——來影響研究的對象，并且科學家的行為同所有其他自然現象一樣受到相同的規律的支配，最重要的是，無論科學家多么能干，一般金屬也絕無變成金子的可能。藐視科學的約定可能會贏得某些個人的好處，但這些所謂好處卻只有靠騙局才能維持，還要時時擔心被恪守約定的人們戳穿。

社會現象就不同了。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干擾了D－N模型的獨特功能，這對于科學方法的約定產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它削弱了遵守約定的意義，更糟的是，它為踐踏約定、嘩眾取寵的做法開辟了道路。佯裝嚴格遵守科學方法還可以得到不少好處，自然科學家受到高度的尊崇，一個標榜為科學的理論可能要比坦率承認其政治的或意識形態傾向的理論更深刻地影響易于上當受騙的群眾，作為典型例子的有心理分析，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所倚重的充分競爭理論也是一個合適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堅持并強調其理論的科學性，以此為其眾多的結論確立權威。一旦明了了這一點，“社會科學”的提法本身就成為可疑的了，它成了社會煉金術士們手中的法寶，在用咒語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象的戲劇性的時刻屢屢靈驗。

科學方法的“真正”貫徹者怎樣才能保護自己免于這種處境呢？在我看來，出路似乎只有一條：剝奪社會科學憑借自然科學的聲譽所享受的地位。應該承認，社會科學一詞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隱喻。

這絕不意味著在探索社會現象時必須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它只不過指出了，如果是為了追求真理，我們應當承認D－N模型不適用于有思維參與者的情境，因此，必須拋棄方法統一的教條，并終止在社會現象研究中對自然科學的奴性模仿。

D－N模型在自然科學中如此成功，以至于被等同于科學方法。富于諷刺意味的是，在現代科學中這個模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然而社會科學卻仍在與19世紀的自然科學成就相競爭。這種嘗試是徒勞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適合于D－N模型。但量子物理學的發展已經證明，科學方法并非必定局限D-N模型，統計、概率的方法可能是更富于成果的。此外，我們也不應當忽視發展自然科學中暫無對應的新方法的可能性，既然研究對象不同，方法也就應該有所不同。

我將在本書中探索一種新穎的方法，但首先我要確信人們不以D－N模型作標準來評判它。從不完備的理解中，無法得出可以用來解釋和預言特殊事件的概括。解釋和預言之間的對稱僅在沒有思維參與者的情況下有效，否則，預言必然總是以參與者的認知為轉移的，從而無法取得D-N模型中的效果。另一方面，過去的事件和在D－N模型中特定的最終態一樣是確定的，因此，解釋要比預言容易得多，只要拋棄預言和解釋在邏輯上可逆的這一約束條件，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適合于研究對象的理論框架。遺憾的是，檢驗合乎波普爾邏輯結構的理論的方式無法應用于這種理論，這并不意味著必須拋棄檢驗，相反，只要我們仍然關心按事物的本來面目理解事物，就應該堅持讓自己的觀點經受檢驗。我們需要發展新的檢驗方法，坦率地承認并且探究社會現象研究的煉金術潛能，將是我在歷時實驗中的工作。

參與者的偏向

對于不完備理解的問題，我采取了下面的研究方法，參與者理解的不完備，其原因在于他們影響了與之相關的情境。參與者思維的因果性作用在自然科學家研究的現象中沒有對應，它顯然不是塑造事件過程的僅有的力量，但卻惟一地體現在有思維參與者的事件中。因此，應該視為研究家關注的中心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不完備的理解是一個非常難以操作的概念，參與者的思維和與之相關的情境之間缺乏對應，但這種缺乏對應的特點卻難以定義，更不必說測度了。參與者的思維是與之相關的情境的一部分，而對應概念本身不宜于描述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這個概念是從自然科學和哲學輸入的。在自然科學中，事實和陳述分屬于各自的世界，而在哲學中，對應性是真理的標準。可是這個類比對思維參與者并不適用，根據定義，參與者是他正在試圖理解的情境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談論對應的缺乏，但卻不可能定義出所謂對應的對象，因為它本身并不存在。為簡化問題，我將使用參與者固有偏向的概念，既然偏向是固有的，公正不偏就是不可實現的。

當然，在外部世界中還是有一個規范可以用來參照和測度參與者的偏向。盡管獨立于參與者認知的實在是不存在的，但一個依賴于此的實在卻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換言之，存在著實際發生的事件結果，并且這個結果反映了參與者的行為。事件的實際結果可能不同于參與者的期望，這種偏差可以看成參與者的偏向的表征。遺憾的是，它只能被看成表征——而不是偏向的充分測度——因為事件的實際結果已經融入了參與者思想的影響，因此，參與者的偏向不僅表現為結果和期望之間的差距，同時也表現于事件的實際結果之中。部分可觀察的、部分淹沒于事件過程的現象并不真正適于科學研究，經濟學家因此急于將這一礙眼物從他們的理論中剔除出去，而我卻將它作為自己的研究的焦點。

反身性概念

參與者的思維和所參與的情境之間的聯系可以分解成兩個函數關系，我將參與者理解情境的努力稱為認識的或被動的函數，把他們的思維對現實世界的影響稱為參與的或主動的函數。在認識函數中，參與者的認識依賴于情境；在參與函數中，情境受參與者認知的影響?？梢?，這兩個函數從相反的方向發揮其功能，在認識函數中自變量是情境，而在參與函數中自變量是參與者的思維。

兩個函數分別發揮作用的例子很多，但有時這二者也會協同作用。認識函數的明顯例證是從經驗中學習，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則可以找到參與函數的例證，參與者將一組給定的選擇傾向應用于一組給定的條件，并在這一程序中確定價格。

兩個函數同時發揮作用時，它們相互干擾。函數以自變量為前提產生確定的結果，但在這種情境下，一個函數的自變量是另一個函數的因變量。確定的結果不再出現，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相互作用，其中情境和參與者的觀點兩者均為因變量，以致一個初始變化會突然同時引起情境和參與者觀點的進一步變化，我稱這種相互作用為“反身性”，就像法國人在描述一個主詞和賓詞相同的動詞時那樣。運用簡單的數學，反身性可以表述成一對遞歸函數：

y＝f(x) 認識函數

x=Φ(y) 參與函數

所以

y＝f[Φ(y)]

x＝Φ[f(x)]

這就是我的方法的理論基礎。兩個遞歸函數不會產生均衡的結果，只有一個永無止期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從根本上區別于自然科學研究的過程，在那里，一組事件跟隨另一組事件，不受思維或認知的干擾（盡管在量子物理學中，觀察引入了不確定性）。當一個情境包含思維參與者時，事件的因果聯系不再是由一組事件直接導向下一組事件，相反，它以一種類似鞋袢的模式將事實聯結于認知，認知復聯結于事實，由此，反身性概念產生了一種歷史的“鞋袢”理論。

必須承認，“鞋袢理論”就是一種辯證法，它可以解釋為黑格爾辯證法和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綜合。絕不是要么思維要么物質各自獨立地以辯證方式進化，與此相反，只有此二者之間相互作用才產生出一種辯證的過程。我之所以沒有大張旗鼓地使用這個詞，惟一原因是不愿承受與之俱來的沉重負擔，黑格爾太晦澀，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又同我的觀念完全相反。

我認為，歷史的進程是開放的。歷史的主要驅動力是參與者的偏向，的確，它不是起作用的惟一力量，但它是歷史進程中所獨有的力量，并因此而使歷史進程同自然科學研究的自然過程區分開來。生物進化歸因于基因的變異，我堅信，歷史的進程則是由參與者的錯覺塑造的。我甚至走得更遠，塑造了歷史面貌的思想無非是一些內涵豐富的謬論。一套富于衍生性的謬論往往最初被人們視為真知灼見，只有在它被解譯為現實之后，它的缺陷才開始暴露出來，然后將會出現另一套同樣內涵豐富的但與之正相反的新謬論，并且這一過程仍將不斷地進行下去。每一套謬論都提供了一種新的經驗，如果人們能夠從經驗中多少學到一點東西，則這種更替就被稱為是進步。謬論當然是一個有些過分的稱謂，但它無疑有助于把注意力引向正確的方向：參與者的偏向。

在此，我不打算更加深入地討論這個主題。但是，有關反身性的探討表明，這一概念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研究范圍。

反身性理論對均衡概念的批判

將反身性的討論引回到經濟理論，我們發現，正是參與者的偏向導致了均衡點的不可企及。調整過程所追求的目標中混入了偏向，而偏向在這個過程中又是可變的，在這種情況下，事件進程的指向將不再是均衡，而是一個不斷移動的目標。

為便于討論，可以將事件分為兩種類型：總是能夠為參與者所正確預見并且不會在他們的認知中激起變化反應的日常習慣，以及獨特的影響參與者偏向并導致進一步變化反應的歷史事件①。第一類事件適于進行均衡分析，第二類卻不行，它只能作為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加以理解。

在日常事件中，只有參與函數發生變化，認識函數是給定的。就獨特的歷史事件而言，兩個函數同時發生變化，參與者的觀點和與之相關的情境兩者均無法保持相互獨立的狀態，而是在相互影響的同時不斷進行變化，因此才形成了所謂歷史性的發展。

應該強調的是，我對歷史事件所下的定義呈現為重言式。首先，我根據它們對參與者的偏向來劃分事件的類型，將那些改變了參與者偏向的事件稱為歷史，而其余的則稱為單調的事件，然后，我宣稱，正是參與者的偏向的變化才使得事件進程有資格成為歷史的。

即令如此，在本文所使用的含義下，重言式仍然可以是有用的，它有助于以恰當的視角來評述均衡分析。我將歷史性的變化（事件）定義為認識函數和參與函數的相互作用。變化（事件）之所以是歷史性的，是因為它既影響事件的進程，也影響參與者的偏向，以至于下一個事件不可能僅僅是前一個事件的簡單重復。

均衡分析由于略去了認識函數而取消了歷史性的變化（事件），經濟理論采用的供求曲線僅僅是參與函數的曲線表達，認識函數為完備知識的假說所取代。如果考慮到認識函數的作用，市場上發生的事件就可以改變需求和供給曲線的形態，并且永遠不會達到經濟學者信誓旦旦的均衡。

刪除認識函數所導致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換句話說，因漠視參與者的偏向而導入的失真嚴重到什么程度？

在微觀經濟分析中，這種失真可以忽略，參與者的偏向容易得到說明。第一步，參與者的偏向可以視為給定的，這提供了一個靜態均衡的圖式。為使分析更富于動態性，參與者偏向的變化可以逐一地引入以作出修正，其表述則為消費習慣或生產方式的變化。在這種零打碎敲式的做法掩蓋下的，則是供求曲線內部各種變化間的可能聯系，不過，這種刪除并未導致微觀經濟分析中試圖確立的結論失去效力。

在金融市場中，這種失真變得嚴重起來了。參與者的偏向是確定價格的一個因素，市場行情的任何一個重要變化無不受到參與者偏向的影響。尋求均衡價格的行為必然是徒勞無益的，而關于均衡價格的理論本身卻有可能成為參與者偏向的一個極其豐富的來源。轉述J·P·摩根的話就是，金融市場將繼續波動。

在試圖描述宏觀經濟運行時，均衡分析就完全不適用了，它主張參與者的決策以完備的知識為基礎，再也找不出比它更遠離現實的假設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只能在他們所能找到的隨便什么路標的幫助下摸索著預測未來，而事件的結果常常和預期相左，從而導致不斷變化的預期和不斷變化的事件結果，這是一個反身性的過程。

凱恩斯在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證明了，充分就業只是一個特例。假如我們能夠發展出一種反身性的一般理論，均衡也將成為一個特例。由于將反身性理論提升為通論的工作困難重重，我不得不將研究局限于探索反身性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這意味著將金融市場的變化解釋為一個歷史的過程。

作者資料：

喬治·索羅斯也許是有史以來知名度最高和最具傳奇色彩的金融大師。1993年，他利用歐洲各國在統一匯率機制問題上步調不一致的失誤，發動了拋售英鎊的投機風潮，迫使具有300年歷史的英格蘭銀行（英國中央銀行）認虧出場。1997年2月，他旗下的投資基金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大量拋售泰銖，這一行動被視為是牽連極廣、至今尚未平息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開端。當然，索羅斯也并非無往而不勝。在1987年美國股災中，索羅斯虧損4～6億美元，而他在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中的虧損更高達30億美元之巨。盡管如此，他所經營的量子基金并未因損失慘重而清盤，索羅斯也一如既往地在紐約中央公園旁的辦公室里評判市場，不斷發表令市場為之震顫的獨家觀點。

本書是索羅斯的投資日記。讀者可以從中欣賞到索羅斯如何分析個股、如何把握市場轉變的時機、如何面對不利的市場行情并及時調整對策，從而在風云變幻的金融市場中立于不敗之地的精彩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