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等著摘桃子，沒人關心撒種。而職業聯賽中假球黑哨腐敗混日子等，都是這種急功近利的一個側面，而已。中國足球也只是社會畸形發展的一個側面，而已。

剛剛國足在上半場領先一球的情況下，連丟三球，1：3輸給澳大利亞，不出意料，不負使命地再次讓球迷失望，但能怪場上的球員和教練嗎？

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國人，我們該學的都學了，比如：足球成績優異的國家都搞了職業聯賽，那我們也搞。足球強國的職業聯賽都引進外援，我們也引進，不僅引進外援，我們直接把外援變成中國國籍，加入國家隊。所以現在國足里什么色的球員都有，不仔細看還真不知道是中國隊。實際上，日本，韓國，沙特等原本和中國同一起點的國家，也是通過發展職業聯賽走上足球強國之路。但為何唯獨我們的足球不升反降呢？

按理說，市場化激勵，職業聯賽讓足球走上市場，這么多球迷買票，關注，直播等，球迷得到了更多享受，球員拿到了更多收入。由于球員等人收入猛漲，也必然刺激更多人投身足球，更多的人競爭球員，這樣球員的素質也水漲船高。

這個邏輯對于經歷改革開放的中國人，再熟悉不過。只要放開市場，熙熙攘攘，皆為利往。市場會自發形成競爭力。比如，這二十多年是我國基建及地產狂野生長的時段，有這個巨大的需求，大學就會增設工程專業，在市場實踐中，自發會鍛煉出一流的工程人才和隊伍。事實也是如此，我們擁有全世界最龐大，技術最過硬的建筑工程人才。如果有一個工程師世界杯，中國穩進前三。

就像這套理論的發現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商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算計。”只要每個人都為自己而活，那么各領域都會人才濟濟，成績斐然。改開后，各行各業似乎都是這樣運行。

只有兩個領域例外，一個是最新的高科技：芯片，一個是最難的體育：足球。這兩個都有共同特點：極為需要天賦。工程師面包師釀酒師等可以量產，尖端科學家和球員量產不了。

市場化，在芯片和足球面前，似乎失靈了。

不少國內足球俱樂部老板抱怨，自己用買黃花梨木的錢去買了雜木水平的球員，沒辦法，再不買，連雜木都沒了。去買國外球員吧，你出價再高，優秀的球員不會為了那點錢跑到中國來荒廢自己的足球生涯。主要還得從國內自己成長的球員來選。

按照市場理論，既然有這么大的經濟利益，應該有很多人投身其中才對。事實上，在職業聯賽早期90年代時，父母送孩子接受足球訓練的人確實暴增，但幾年后又恢復原樣。因為他們發現這肥肉并不容易吃到，職業球員是萬里挑一的人才，如果家庭投資讓孩子走足球道路，花了大把錢不說，成功希望渺茫，而且走不通這條路還把學業給耽誤了。

因此，中國專業踢球的人非常少。有多少？著名足球人張路曾做過一個統計：在2000年——2014年之間，中國足球人口只有1萬人，同時期，越南都有10萬，泰國20萬，日本50萬。

也就是說，我們是1萬人對別人的幾十萬人。焉有不敗之理？這幾年，別人的人口基數在擴張，日本光是高中聯賽都已經市場化對外售票，而且空前爆滿。而我們縮小到了5000人。這不是場上那十多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根子上就注定了結局。

那為何別人的家庭舍得花錢送孩子去足球培訓呢？越南泰國可不比我們有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張路在調查后發現國外并不是一來就送去專業足球培訓，而是先普及足球，在校園里愉快的踢球。我們似乎忘記了為何會喜歡足球，足球是一項有趣好玩帶勁的游戲，這才是它最初的樣子。現在很多中年人都在踢球，難道他是為了掙錢？去功能化的純粹之美是足球最大的魅力。

張路開始推廣快樂足球，試點的每個小學，每周兩次，每次45分鐘，孩子們小場地分組隨便踢。這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擺兩塊磚頭當球門，踢得可瘋了，進球后還興奮的慶祝，踢完后一起買冰棍。難忘足球帶給我們的愉悅。

張路說，經過快樂足球的推廣，孩子們鍛煉了身體，健康了身心，還沒耽誤學習，學校家長孩子都喜歡。

有天賦的足球苗子會在校園快樂足球中展現出天資，他們會有針對性地進行培訓，從而一層層選出職業球員，沒能當上職業球員地也沒關系，你享受了成長和快樂。在國際足聯章程上明確寫著：足球運動的宗旨是：團結、教育、文化和人道主義價值。也就是說讓自己和他人得到幸福。只是職業足球的火爆，讓我們忘記了它天真的臉龐。而這才是走向足球強國的底層邏輯。

這其實也是所有體育，所有人類活動的底層邏輯，先體驗到它的美，先做一個讓自己和他人得到幸福的人。然后才是競技，名利。只是足球運動的獨特魅力，讓這一點尤為典型的突顯出來。

剛才提到寫《國富論》的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中以人性中的“自利”為出發點，發現了市場規律。但在寫國富論之前，他先以整全的人性為出發點，寫了《道德情操論》。

在《道德情操論》中，他提出德性是人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亞當·斯密把德性分成兩大類：影響自己幸福的德性和影響他人幸福的德性。這是不是很像國際足聯章程里寫的，足球運動的宗旨。影響自己幸福的核心品質是明智，就是自己作為人的全面發展和暫放，比如健康、財富、地位、名譽以及快樂，這些都是人們追求的目的。

影響他人幸福的德性中最重要的就是仁慈和正義。仁慈要求我們去幫助他人，這種德性和同情有直接的聯系，很自然地從親近的人向陌生人擴展。

這與柏拉圖時代所說的人之為人所需的四種德性：勇敢、節制、正義和智慧，一脈相承。

可見，古今哲人首先思考的是人和社會的整全發展，市場化是實現的手段，而不是相反。市場化的邊界只是商品的生產交換。但它無法孕育天賦。甚至無法培育天賦苗子。只有在天選之人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通過市場化，給予其正反饋。這就是為什么足球和芯片光靠市場化無法長成蒼天大樹的原因，它需要你澆灌整個森林。

亞當·斯密也提到了市場化因其專業分工導致人的異化，比如：我這代人明顯比我的父輩退化很多，我們不會補襪子，不會自己做衣服，自己制作家具，這些是我們父輩的日常技能。因為他們那個年代沒有市場化，只能自己做。所以斯密說，需要政府提供基礎教育，基礎建設，讓人和城市有整全的發展。這是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同樣，足球的普及，就是政府應該做的基礎工作，而該政府管的卻因急功近利不管，不該政府管的市場行為，又因急功近利去插手。這就讓社會和市場都變得畸形而急功近利，大家都等著摘桃子，沒人關心撒種。而職業聯賽中假球黑哨腐敗混日子等，都是這種急功近利的一個側面，而已。中國足球也只是社會畸形發展的一個側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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