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影響下的家長老師關系
中國尊師重教的傳統源遠流長,然而在現代社會,這一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卻使得家長對老師產生了敬畏和疏離。這種敬畏可能源于對知識的敬重以及傳統觀念中老師的權威地位。家長們往往認為老師是教育的專業人士,擁有更高的知識水平和教育經驗,因此在與老師交流時會感到緊張和不自在。
這種疏離感也有其現實原因。一方面,家長們可能擔心自己的意見會被老師視為對其專業權威的挑戰,從而選擇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家長們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也使得他們難以抽出足夠的時間與老師進行深入的交流。在這種情況下,家長與老師之間的溝通往往局限于單向傳遞信息,老師向家長傳達學生的學習情況和表現,而家長則被動地接收這些信息。
(二)家長與老師關系的復雜成因
中國家長與老師的關系呈現出特定的狀態,是傳統、文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傳統文化角度看,尊師重教的觀念深入人心,老師被視為知識的傳授者和道德的楷模,這種觀念使得家長對老師充滿敬意,但也可能導致過度敬畏而產生疏離。
在現代社會,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家長們對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期望。然而,由于家長和老師在教育目標和方法上可能存在差異,容易產生矛盾和誤解。例如,一些家長可能更注重孩子的綜合素質培養,而老師則更關注學生的學業成績。這種差異可能導致雙方在溝通中出現障礙。
此外,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對家長與老師的關系產生了影響。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家長們獲取教育信息的渠道更加廣泛,他們可能對教育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然而,老師作為專業教育工作者,在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上可能與家長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就會加劇家長與老師之間的緊張關系。
二、中外家長與老師關系對比
(一)中西方家長與子女老師關系差異
在溝通方式上,西方家長與子女老師的溝通更加頻繁和主動。他們會經常就孩子的學習、生活、心理等方面與老師進行討論,把老師當作合作伙伴。而中國家長往往是被動地接收老師單向傳遞的消息,只有在孩子出現問題或者學校有要求時才會與老師溝通。
在地位平等性方面,西方家長與老師的關系更加平等。他們把孩子視為家庭中的平等成員,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尊嚴,也同樣尊重老師的專業意見,但不會盲目服從。而中國家長對老師存在敬畏感,在與老師交流時,可能會更多地聽從老師的意見,缺乏平等的對話和交流。
例如,西方家長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會積極發表自己的看法,與老師共同探討最適合孩子的教育方式。而中國家長可能會因為擔心挑戰老師的權威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觀點。
(二)新加坡家長與老師關系特色
在新加坡,老師與學生的關系更像是好朋友。在特殊節日,老師會送小禮品給學生,如情人節老師會送心形氣球或其他小禮物。甚至有班主任會幫學生送情書,這種親密的師生關系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
新加坡的老師與家長是好隊友的關系。老師對孩子的教育負責,會經常主動和家長溝通,不僅包括學習情況,還涉及孩子的人際交往等各個方面。通過家長會、民眾見面會(MPS)和家園練習冊等方式,溝通更加細致規范。
例如,在新加坡的幼兒園,教師每 20 周會安排一天進行 “家長 —— 教師見面會”,逐一接待家長,開展一對一的交流,每個家庭時間控制在 10~15 分鐘左右。家園聯系冊也是重要的溝通紐帶,記錄幼兒園或帶班教師下發的所有通知和重要事件。在校外還有 “議員、部長 —— 民眾見面會”,為家長答疑解惑提供了暢通渠道。
這種獨特的關系模式使得家長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孩子,與老師更好地合作,共同促進孩子的成長。
三、中國家長了解學校和老師的渠道
(一)有限的了解渠道
中國家長對學校和老師的了解渠道相對有限。一方面,通過與子女的交流側面了解學校和老師情況是一種常見方式。然而,孩子的表達能力和認知水平有限,可能無法全面、準確地傳達學校的教學理念、老師的教學方法以及校園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孩子往往會從自身角度出發描述學校生活,可能存在片面性。另一方面,校園開放周和家長講座雖然為家長提供了直接了解學校和老師的機會,但這些活動的頻率通常較低。例如,一些學校可能一年只舉辦一到兩次校園開放周,家長講座的次數也較為有限。這就導致家長在大部分時間里對學校和老師的了解處于相對匱乏的狀態。
(二)家校溝通的具體方式
- 電話溝通是一種較為便捷的家校溝通渠道。老師可以隨時將學生在校的表現、學習情況等及時告知家長,讓家長能夠快速了解孩子的動態。例如,當學生在學校取得進步時,老師可以通過電話向家長報喜,增強家長對孩子的信心;當學生出現問題時,老師也能迅速與家長溝通,共同商討解決辦法。
- 微信群在現代家校溝通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班級微信群,老師可以發布學校的通知、學生的作業、課堂表現等信息,家長可以隨時查看,及時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同時,家長也可以在微信群里與老師和其他家長交流教育經驗,共同促進孩子的成長。
- 家訪是一種傳統而有效的家校溝通方式。老師通過家訪,可以深入了解學生的家庭環境、生活習慣等,從而更好地理解學生的行為和心理。同時,家長也可以在家訪中與老師面對面交流,提出自己對孩子教育的困惑和期望,共同制定更適合孩子的教育方案。
- 家長會是集體交流的重要方式。每學期一次的家長會,老師可以向家長匯報學生的整體學習情況、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等。家長也可以通過家長會了解學校的教育理念、教學計劃等,與老師和其他家長交流教育經驗,共同為孩子的成長出謀劃策。
- 家長開放日為家長提供了親身體驗學校生活的機會。在家長開放日,家長可以走進校園,觀摩課堂教學、參與學校活動,直觀地了解學校的教學質量、師資水平和校園文化。例如,一些學校在家長開放日會組織家長參觀學校的圖書館、實驗室等教學設施,讓家長感受學校的教育資源和教學氛圍。
總之,通過這些家校溝通渠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家長對學校和老師了解有限的問題,促進家校合作,共同為孩子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
四、中國家長與子女老師交流情況
(一)交流中的困難與挑戰
近日,《全國家庭教育狀況調查報告(2018)》出爐,其中提到班主任與家長溝通遇到的困難排名前三位為 “家長認為教育孩子主要是學校和老師的責任”“家長參與溝通的積極性不高” 和 “與家長教育理念不一致”,且人數比例均超過五成。
一方面,很多家長認為教育孩子是學校和老師的責任,這使得他們在與老師溝通時缺乏主動性。例如,一些家長在孩子的學習和成長過程中,只關注孩子的物質需求,認為給孩子吃飽穿暖就盡到了家長的責任,而對于孩子的教育問題則完全依賴學校和老師。這種觀念導致家長在孩子出現問題時,往往第一時間指責學校和老師,而不是反思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不足。
另一方面,家長參與溝通的積極性不高也是一個普遍問題。一些家長由于工作繁忙,沒有時間與老師溝通;還有一些家長覺得與老師溝通會打擾老師的工作,因此選擇保持沉默。此外,部分家長對與老師溝通存在畏懼心理,擔心自己的意見不被老師重視,或者擔心給老師留下不好的印象,從而影響孩子在學校的待遇。
最后,家長與老師的教育理念不一致也容易引發溝通問題。在現代社會,家長們獲取教育信息的渠道更加廣泛,他們可能對教育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而老師作為專業教育工作者,在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上也有自己的一套體系。例如,一些家長可能更注重孩子的綜合素質培養,而老師則更關注學生的學業成績。這種差異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就會加劇家長與老師之間的緊張關系。
(二)交流問題的破解之法
要解決家長和老師各說各話、缺乏溝通、沒有底層共識的難題,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要明確目標一致是家校協作的第一步。為了不發生誤解,教師一定要努力傾聽家長的意見,明確孩子成長的目標。比如在溝通中,有些家長明確提出只想讓孩子保持中游,快樂成長第一位。如果教師感到這樣的要求對孩子未免太低,可以提建議,但是如果家長和孩子都堅持,教師就只能協助他們完成這個目標。同時,家長也要尊重老師的專業意見,共同為孩子的成長制定合理的目標。
其次,要明確分工。家長和老師要清楚自己在孩子教育中的職責。家長主要負責教會孩子做人的本分,注重孩子的品行教育和家庭教育;老師主要負責教會孩子做事的本領,注重孩子的文化知識學習和學校教育。例如,家長要督促孩子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而老師要教給孩子知識和技能,培養孩子的創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外,要加強溝通。溝通中最重要的是在教育的根本面上謀求一致,即孩子成長的目標是什么。教師要傾聽家長的意見,家長也要理解老師的工作。例如,當老師發現孩子的問題時,要及時與家長溝通,共同商討解決辦法;家長也要主動與老師交流孩子在家的表現,讓老師更好地了解孩子。
最后,要建立信任。家長和老師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家長要相信老師的專業能力和敬業精神,老師也要相信家長對孩子的愛和關心。例如,當家長對老師的教育方法有疑問時,可以坦誠地與老師溝通,而不是盲目質疑;老師也要尊重家長的意見,共同為孩子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
五、農民工家長對學校信息的關注度
(一)信息獲取的不充分與閉塞
農民工家長對學校公共信息的占有程度非常不充分。以政策信息為例,僅有 16.2% 的農民工家長表示了解《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而明確表示沒聽說過該政策的家長高達 30.7%。對于流動人口子女就學 “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和以公辦中小學為主” 的政策,了解的家長比例僅為 13.9%,沒聽說過的家長高達 45.7%。
農民工家長獲取學校信息主要來源于熟人社會。調查顯示,家長問卷中高達 61.2% 的農民工家庭獲取學校信息的渠道是熟人的介紹,由老鄉、親戚、鄰居或同事等交織而成的 “熟人社會” 自成一體,雖然可以使他們在內部充分交流,但也導致了信息的閉塞。群體內部的高度一致性,阻止了他們收集多樣化的信息。在當前的信息社會里,信息的影響無所不在,然而農民工家長對公共信息的態度卻相當微妙。他們并不信任所宣傳的政策,比如有家長表示,去問過某小學,所謂的贊助費說法不一,讓他們對政策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在封閉的 “熟人社會” 中,個體的經驗會轉化為整個群體的經驗,對一所公立學校的認知很可能泛化為對所有公立學校的認知,可見,農民工對公共政策的信任極易受損。
(二)農民工家長對學校信息的主動關注
越是關心子女學習、關注子女成長的農民工,越主動尋求學校信息,了解學校及老師情況。他們深知教育對孩子未來的重要性,因此會積極通過各種方式去獲取學校信息。雖然面臨著信息獲取渠道狹窄、公共信息占有不充分等問題,但他們依然努力嘗試。比如,一些農民工家長會主動向同鄉打聽學校的情況,了解不同學校的教學質量、收費標準等。有的農民工家長還會關注學校的宣傳信息,盡管學校的宣傳力度有待加強,但他們依然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獲取信息的機會。
在選擇學校時,農民工家長也會更加謹慎。他們會考慮學校離家的距離,以便孩子能夠方便上下學;關注學校的教育質量,希望孩子能夠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時也會考慮費用問題,避免因過高的費用給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此外,他們還會通過與子女的交流側面了解學校的情況,關注孩子在學校的學習和生活狀態。雖然農民工家長在獲取學校信息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困難,但他們對子女教育的關心和主動尋求信息的態度,為孩子的成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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