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按：

用經濟學中“成本與收益”的分析框架來看待婚姻似乎過于冷酷無情——伴侶之間的情感付出為何要以金錢來衡量？

但在“單身至上”的年代，這種經濟分析或許能給蟄伏在我們腦海中的疑惑——為何還有人踏入婚姻——提供一個理性、合理的解釋。它甚至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思考——婚姻帶給我的潛在收益，真的足以抵消我付出的成本嗎？

價格理論

作者：[美]大衛·D. 弗里德曼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把婚姻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我們現在將從省察婚姻市場轉向省察婚姻制度。我們的前兩個問題是：什么是婚姻？它為什么存在？

婚姻如公司

一種看待婚姻的方式是將其視為某種異乎尋常的一攬子交易，一種雙方之間的交換——同意共享收入、住房、性愛，以及一系列生產活動，如做飯、打掃房間、洗碗、撫養孩子。從這個角度看，婚姻的動機，一部分來自生產中規模經濟的存在——為兩個人做一頓飯比為每人做一頓飯（加起來兩頓）更容易；一部分來自勞動分工的優勢。婚姻只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二人公司。

但公司不是利用勞動分工的唯一形式，還有另一種方式，即市場。我們大多數人利用屠夫、面包師和啤酒師的比較優勢，但我們不必與之結婚來得到我們的晚餐。在傳統婚姻里，妻子在做飯上可能比丈夫更有比較優勢，而丈夫則可能在木工上比妻子更有比較優勢。但在外面，肯定有比他們更好的廚師、更好的木匠，為什么這對夫妻要把自己限制在家庭的內部分工？

家庭生產的原因

我們大多數人是在公開市場上購買我們想要的大部分東西，很少有夫妻自己做。然而，典型的家庭卻十分依賴家庭生產來維持相當大范圍的家庭消費：大部分餐食、大部分家庭清潔、大量照顧和教育小孩的工作，等等。這些東西為什么不也在市場上購買呢？

一個原因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如果你打算建房，聘請木工很值得。但如果你是要修補一些松動的木瓦，找到一個好木匠，與他商議雙方滿意的條款，并確保他認真完工，就夠勞時費力了，也許足夠抵消掉這個木匠的比較優勢。這個木匠比我更能修補好木瓦，但一旦屋頂漏雨，我才是那個被淋濕的人，因此我有動機做好修補，即使無人監工。并且我沒有動機去浪費時間與精力來和我自己討價還價。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專業化——不是在某一產品上，而是在某些顧客上。妻子和我會去的那家餐館的廚師可能比我們更擅長做飯（如果我們少花點時間做飯，多花點時間掙下館子的錢的話）。但是在為我們做飯方面，餐館的廚師要比我們差。畢竟，我們在我們喜歡什么上是專家。對于一些其他形式的家庭生產來說，這種情況甚或更加真實。

我們現在對婚姻的存在至少有了部分的解釋。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因素是：婚姻，在大多數社會中，是一種非常長期的協議。為什么？

婚姻與雙邊壟斷的成本

在我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工作之前，我和經濟系所在的市場是一個大型的適度競爭市場。一旦我接受了這份工作，并花了一兩年的時間學習如何履職，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都被鎖定在了一種雙邊壟斷中。他們和我都承擔了大量的成本，包括培訓我如何從事這項工作，以及指導該系如何跟我這個教授打交道。

婚姻是雙邊壟斷的一個更極端的版本。個體在一個巨大的競爭市場上選擇伴侶，無論他們如何抗議，都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市場可選。但一旦他們結婚，他們就會迅速獲得在其他背景下被稱為公司特有資本（firm-specific capital）的東西。如果他們決定終止協議并尋找其他伴侶，會招致巨大的成本，而如果一開始就選對了伴侶，這些成本本可以避免。他們關于如何與對方相處的特有知識會變得毫無價值。至少有一個人，必須離開熟悉也習慣了的家。他們共有的朋友圈可能會一分為二。最糟糕的是，無論新的伴侶有什么優勢，都不是他們孩子的親生父母。

擁有公司特有資本的一個問題是，它在雙方之間創造了很大的議價（討價還價）范圍。由于對方被鎖定在這場關系中，并且只有當事情變得非常糟糕時才會選擇離開，因此，每一方都可能試圖利用這一事實，讓一切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在婚姻或其他背景下，都沒有辦法完全消除這些問題。但訂立長期合約——明確的或暗含的，是減少這些問題的一種方式。

強制執行的問題

婚姻協議涉及兩個要素，其中一個比另一個更容易執行。同意保持婚姻關系“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強制執行的。在許多社會中，盡管并非我們當前的社會，脫離一段婚姻并進入到另一段是困難且昂貴的。你將會記得，亨利八世為了解除他與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長期婚姻協議，不得不改變整個國家的宗教信仰。

但是，防止協議各方完全退出協議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除非協議明確規定了每一方的確切義務，并可以強制執行。不可以離婚的婚姻可能比可以離婚的婚姻產生更大的議價空間，因為一方可以威脅要讓另一方的生活變得非常不愉快，以至于離婚是一種改進。這種威脅是否可信，可能取決于它的實施成本。如果雙方都知道爭論結束后他們仍將與對方結婚，這可能會使他們有動機避免極端的策略。

這表明，理想的解決方案是一份長期協議，完全明確雙方的義務。在簽訂協議前，沒有婚姻，沒有雙邊壟斷，也沒有太大的議價范圍。而簽訂協議后，沒有什么值得議價。

在某種程度上，婚姻就是這樣一種協議。原則上，丈夫或妻子可以聲稱對方沒有履行他或她的責任——例如，妻子可以起訴丈夫沒有供養她。但是，人們幾乎不可能寫出一份足夠詳盡的合同來指明所有相關的條款；即使可以，這些條款也幾乎不可能被強制執行。這就像價格管控一樣，在法律上有義務以特定價格提供特定產品的個體，通常可以通過降低質量來規避該義務。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人以配偶做飯或做愛糟糕為由成功起訴過配偶。因此，即使在傳統社會的婚姻中，仍保有相當大的議價空間供使用。

愛情和婚姻

本章走筆至此，我尚未提及愛情，而人們普遍認為愛情與婚姻有一定的聯系。我們為什么要與所愛的人結婚，而不是與那些品味與我們一致、技能與我們互補的人結婚，然后進行我們各自的愛情生活？這個問題聽起來奇怪，卻很合理。

有兩個答案。首先，愛情與性有關——這可以用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將經濟學應用于基因而不是人）來解釋，而性與生孩子有關。父母更喜歡撫養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別人的孩子，而且大部分育兒工作在撫養者的家里進行是最方便的。所以我們至少可以說，孩子的父母結婚，會方便一些。

第二個答案是，愛情減少（雖然不能消除）了招致高昂議價成本的利益沖突。如果我愛我的妻子，她快樂是我快樂的決定因素之一，因此讓她開心符合雙方共同的利益。如果她也愛我，讓我開心也符合雙方利益。除非我們的愛計算得如此精確以致我們的目標都是相同的，否則在任何一個方向都還有沖突的空間。如果我們太愛對方，我以我為代價使她受益的企圖，可能與她以她為代價使我受益的企圖發生沖突。

對這種情況的邏輯更準確的討論，需要等到本章的第二節，到時我會詳細闡述利他主義對利他主義者（altruist）和受益者（beneficiary）行為的影響。

美國婚姻的衰落

現在我們至少有了一張婚姻經濟學理論的草圖，我們不妨用它做點什么。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是用來解釋過去百年間，婚姻在美國和類似社會的衰落。為什么婚姻變得沒那么普遍，為什么婚姻協議的有效期顯著變短？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花在家庭生產上的時間急劇減少，伴侶獲得的公司特有資本的數量也隨之減少，尤其是妻子。之前我說過，為了獲得晚餐，沒有必要與屠夫、面包師和釀酒師結婚。事實上，幾百年前，男人與他的面包師或釀酒師結婚、女人與她的屠夫結婚并不罕見，因為這三種職業在相當程度上都是在家庭內部進行的，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在她的一篇文章里建議，我們應該問問那些抱怨女性偷走男性工作的男人，他們是否希望將過去由家庭主婦從事，而現在已經轉移到市場中的所有行業都還給女性，如釀造啤酒、保藏食物和制作衣服。

家庭生產減少的一個因素是：過去幾個世紀，專業化程度一直在提高。培根、衣服、果醬和其他許多東西現已批量生產，而不是家庭制作。第二個因素是剩下的東西有很多機械化了。衣服和碗仍然在家里洗，但大部分工作已由那些制造洗衣機、洗碗機的公司完成了。第三個因素是嬰兒死亡率的大幅下降。過去，一個女人幾乎必須不停地生孩子，以確保有兩到三個能活到成年；其結果是，生兒育女幾乎是一份全職工作。而在現代社會，想要兩個孩子的夫婦就生兩個孩子。

這三種變化大大減少了一般家庭主婦的工作量。家庭主婦不再是一個全職的職業，除非在不尋常的情況下——想要很多孩子的家庭、“回歸田園”的夫婦等。而一般來說，家庭生產，特別是養育孩子，在很大程度上與婚姻的專有資本有關。如果一對夫妻，沒有年幼的子女，每人每天花80%的時間工作，20%的時間照顧家庭，離婚的成本就不會那么大。即使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家庭，丈夫全職工作，妻子把時間分配在工作、家務和養育一兩個孩子之間，離婚的成本也比幾代人以前要低得多。

離婚不全是成本，也有收益，否則就不會有人離婚了。如果收益保持不變，而成本降低，那么至少有一方發現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形將增加。從離婚率來看，確實如此。從這個角度看，離婚率的提升在本質上沒有好壞之分，它既不是自由提升的證據，也不是道德水準降低的結果。它只是對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的理性適應。

離婚率的增加反映和順應了個人選擇范圍的擴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件好事。我們可以選擇生活在18世紀的家庭中，自己鞣制皮革，釀制啤酒。有些人就是這樣做的——每月你都可以在《地球母親報》（Mother Earth News）上讀到這樣的生活。大多數人都沒有這樣做表明，對大多數人來說，過那種生活而不是我們現在的生活的成本，大于相應的收益。

離婚率的上升和現代婚姻的其他困難只在以下意義上是壞事：反映了我們的制度和期望未能完全適應新環境。兩個人可以一起過上幸福且富有成效的生活的條款，并不是簡單到每對夫婦都能在幾小時內獨立創造。勞動分工在建立制度和房屋方面都有其作用。在一個相對靜態的社會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成功的安排，即在過去有效，并且在未來也可能會有效的模式。在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我們更難弄清楚哪種協議是我們應該或不應該同意的，哪種婚姻——或其他安排——是我們應該或不應該選擇的。因此，可能會出現更多失誤。在這里，正如在大多數其他領域一樣，經濟學理論對于描述均衡，比描述我們從一個均衡轉移到另一個均衡的過程，更加有用。

價格理論

作者：[美]大衛·D. 弗里德曼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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